【Podcast】10 歲下放苗疆、28 歲考上北大，一位歷史學者用一生解答「什麼是中國」ft. 葛兆光教授

精華摘錄

【上集】

豐恩：您在貴州苗疆的經歷對您後來的學術生涯，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葛兆光教授：這段歷史肯定對我個人有很深的影響。我以前也說過，至少給了我兩個方面很重要的東西。一個是所謂的底層經驗——回頭去看中國歷史、中國思想、中國宗教的時候，我會更多從底層的經驗出發，不只是了解最上層、最高明的精英與經典，而是特別關注這些精英和經典怎麼樣變成常識，滲透到一般老百姓、一般民眾的生活裡面去。

第二個是，也可能非常深地影響我不斷用邊緣視角去考慮問題，因為我去的那個苗寨，除了一位長者以外，其他人都不會說漢語,，得我必須去學苗語，所以我會從非主流、非漢族的角度去看問題。
 

豐恩：1978 年您考進北大，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葛兆光教授：因為我 28 歲才上大學，有十幾年沒有上過學，上了學以後，那種感覺隨著季節的變化和課程的深入慢慢改變，就像一張黑白照片開始變成彩色照片，是很奇妙的一個感覺。到了五一勞動節，海淀的書店開始賣書，解放了一批西方的小說、西方理論的書，排隊排到一公里長，大家瘋狂地買書，也不管是什麼書，先買到再說。我記得看海德格的《林中路》，小小一本書，看得如癡如醉。這些新思潮、新理論一來，馬上就把我們過去那種習慣了的、像「紙銬」一樣的觀念打破了。

【下集】

豐恩：從《中國思想史》到後來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這個轉折是怎麼發生的？您跟海外學者對「解構中國」這類理論的立場，有什麼不同？

葛兆光教授：《中國思想史》寫到 1895 年，我就發現僅就中國談中國，談不下去了，因為那時候中國已經被拋入亞洲、拋入全球，這就逼得我要重新去討論中國到底是漢族中國、五族共和的中國，還是傳統的天下帝國。

我跟海外一些學者的差異，可能是「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異。儘管我們承認中國在漫長歷史裡是有被建構的，但我們也覺得它有一定的本質。就像滾雪球，你再怎麼滾大，它開始總要有一個核心的球，才能不斷地滾，把它滾大。中國到底跟世界其他共同體文明體有什麼不一樣？它非常早就形成一個追求同一性的帝國，這個同一性帝國跟所有帝國都不一樣。但在山裡頭，有可能有很多我們看不到的事物。我既不把它完全看成是本質的，也不把它完全看成是建構的。這就是我對中國的概念的一個理解。

豐恩：這幾年您也在推動「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這跟一般的全球史研究有什麼不同？

葛兆光教授：沒有一個人能夠三百六十度無死角地去看世界，每個人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的。即使是努力反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學者，他的西方視角還是在的。那麼中國人在反對中國中心主義的基礎上，從中國這個角度去看，是不是也可以給全球史做一個補充？從日本出發的全球史、從歐洲出發的全球史，如果合起來，也許整個全球史就會比較公允、比較完整。
 

豐恩：得到唐獎漢學獎之後，如果有年輕一代的漢學研究者正在聽這一集，您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葛兆光教授：我還是很抽象地講一講吧。第一個是應該保持反思的能力，不斷回顧自己走過的路，反思自己的學術是不是真的有價值。第二個是保持懷疑，就像胡適講的，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不疑處有疑。你沒有懷疑，就提不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你如果沒有懷疑，AI 可以取代你。第三個是批判，對很多現成的、習以為常的說法，要有批判的能力。也許你批判的不一定對，但你敢於批判，就說明你不被它約束。科學史上，提出猜想的人最偉大，解答猜想、給出答案的人雖然也偉大，但不如提出猜想的人。人文學科最重要的，就是提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