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發的簽證？──台灣臨時共和國總統出訪馬來亞的疑雲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廖文毅先逃往上海後到香港，隔年，他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再轉往日本延續臺灣獨立運動。

1950 年，因非法入境罪遭逮捕的廖文毅出獄後，將台灣再解放聯盟重新更名，在東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成為第一個主張臺灣獨立的政黨。[1] 台灣民主獨立黨自創立，便積極透過各種途徑參與國際會議，影響國際對臺灣時局的變化與同情，與宣傳臺灣獨立的理念，在日本、美國、新加坡、香港均設有支部。如 1952 年和 1953 在日本廣島召開的世界聯邦亞洲會議，廖文毅便以臺灣代表身份在第一屆會議時，會同馬來亞、新加坡、越南和沖繩代表提出：「凡亞洲尚未獨立之民族應在聯合國中立管理之下，以人民投票的方式來覺得它的歸屬」 ，並在次年的第二屆會議上重新提案，獲得會議一致通過。[2]

1955 年 4 月 18 日，台灣民主獨立黨員再以旁聽資格出席印尼萬隆的第一屆亞非會議討論臺灣局勢和發展趨勢等問題。廖文毅致函大會，控訴蔣介石政權非法佔領臺灣和破壞亞洲和平。同年的 7 月 18 日，廖文毅向日內瓦高峰會（Geneva Summit）提送請願書，重申其 1948 年的提案，希望聯合國應確立臺灣的中立性，並保證臺灣本地人獨立。[3]

隨著台灣民主獨立黨的臨時國會緊鑼密鼓在日本成立（1955 年 2 月 28 日）和選舉，以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56 年 2 月 28 日）正式成立與總統就職等，相對過往的坐視觀望，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態度也從先前的密切監視，轉為積極反擊和搗破。

蔣介石批評日本放任此種行為是對臺灣存有野心，應切實取締和禁止此輩活動。[4]精於諜報工作、赴日遊說臺僑的監察委員丘念台上呈意見稱：「如不迅速消滅，殊足威脅自由中國」，認為這群託管派背後「有匪共影子，足以降我國際地位、擾我內外視聽」；蔣介石繼而批示將丘念台意見書，交安全局研究和擬訂具體辦法。[5]

1957 年 8 月 29 日，廖文毅稱自己受馬來亞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之邀，從東京出發抵達新加坡，再趕往吉隆坡參與馬來亞獨立典禮，並計劃經菲律賓前往美國。[6] 此時，臺灣外交部和駐日使館也高度關注台灣民主獨立黨 9 月 1 日在東京舉行的政府成立紀念會。日本外務省約談了廖文毅，結果是政府秘書長簡文介代表出席，外務省才從中得知廖文毅已前往馬來亞。[7]

然而，廖文毅受拉曼之邀的說辭，卻遭到拉曼私人秘書和馬來亞聯合邦外交部的否認，拉曼本人也在採訪中承認與廖文毅是 1952 年廣島會議上認識，是以友人身份邀請廖文毅前來，矢口否定發出官方邀請，認為廖文毅的舉止讓他極為尷尬。[8] 但若從廖文毅留下的官方邀請函來看，這封 1957 年 8 月 2 日發出的邀請函上，明確標示是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並會盡一切辦法協助其獲得入境簽證。[9]

撲朔迷離的是，廖文毅所持的馬來亞入境證明由菲律賓發給，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陳之邁促請菲外交部徹查和吊銷。[10] 駐日大使沈覲鼎據密報，廖文毅的菲律賓文件是 1949 年 6 月 21 日時在香港發給（此時廖正流亡香港），簽證則是 8 月由駐日英國領事發出，廖文毅也自稱是當年與菲駐港領事交流甚密而取得。[11]

但駐日使館隨後向入國管理局查悉證實，廖文毅當年入境日本時所持的不是護照，而是菲律賓政府發給的誓約書（affidavit），並以臨時遊客的身份申請赴菲簽證，廖文毅隨後便是經菲律賓偷渡日本，並獲准以此身份居留。[12]令人大感疑惑的是，他何以能持誓約書和函件離日，並通過馬來亞移民局獲准入境？

10 月 5 日，負責心戰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簡稱中六組）以琉球獨立協會之名，致函外交部美洲司司長許紹昌，認為馬來亞獨立慶典被拒招待，是廖文毅和拉曼密取聯繫和排斥 「自由中國」有關 。中六組推測，第一屆的世界聯邦亞洲會議中，廖文毅和菲律賓、馬來亞和越南等代表勾結起草「民族自決」原則和被議決通過，認為拉曼對自由中國抱有敵對情感。[13]

更奇妙的是，廖文毅赴馬來亞參與獨立慶典之時，委託拉曼代向亞非會議（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Conference）籌委會提出申請，獲得以觀察員身份受邀出席 12 月 26 日在埃及開羅的會議。關於廖文毅的往來簽證，日本入國管理局稱是以先前的菲律賓所發之誓約書申請，所填理由是「赴瑞士考察議會制度」，因而申請通過。只是廖文毅突然未能出席，轉為簡文介代表。[14]前來的臺灣代表團抵達開羅後就被拒入境和逮捕監禁，隨後只能飛往黎巴嫩貝魯特轉機返回日本。[15]

廖文毅持有的菲國誓約書猶如在海外通行無阻的護身符，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加強監督和竭力阻擾，以阻斷廖文毅在國外的聲望與招攬國際勢力介入臺灣問題。駐菲大使館馬上與菲律賓外交部長塞蘭諾（Felixberto Serrano）接洽，塞蘭諾稱對廖文毅的案情不甚清楚，但菲國外交部可令飭其駐日大使館向廖取回誓書。如果廖文毅不從，則可通知日本外務省其所持的誓書無效。菲方也表示不知道有所謂的台灣獨立黨人員，如有此項記錄將會與中方合作取締。[16]菲律賓政府的願意配合，可說是摒除了菲方是否暗地裡協助廖文毅的疑雲。至於當年那位簽發誓書給廖文毅的菲國駐港領事為何人，仍是有待解答的謎團。此後，廖文毅再也未能踏出日本國門，直至 1965 年招降返臺。

雖說美國和日本一向被認為是包庇廖文毅和臺灣獨立運動的主使者，但若考慮到當時的國際冷戰局勢，究竟是哪位菲國駐港領事發給廖文毅一張無限期的誓約書，是否與當時菲國獨立後的菲化和排華（僑）政策的情勢有關，又或者有美國人在背後助長，值得進一步摸索。

再者，廖文毅憑一份外國誓約書能在日本順利出入境，無法排除日本政府高層有人接濟和支持，這點國民黨政府多少已注意到，並多次藉由外交勸阻在日臺獨活動，但基於臺灣當下困境和冷戰局勢，豈能和日本這個盟友就此鬧翻？

至於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是否從中協助廖文毅，雖然拉曼始終否定，但從廖文毅成功入境馬來亞並首次獲得國際關注，不可否認馬方也介入其中，拉曼在亞非會議上暗中為廖文毅牽線便是最好的證明。有趣的是，拉曼執政時期的外交堅持反共原則，認為中共若能入聯，臺灣也應當包括在內，甚至曾向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提出若蔣介石政權遭遇中共不測，應承認臺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看法。[17]

因此，藉由各國潛在勢力的扶助，廖文毅從日本離境訪馬引起軒然大波，讓國際意識到有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和相關人物的存在，以及主張臺灣交由聯合國託管和獨立的聲音被聽見。奈何此舉也促使國民黨政府進行更嚴密的監控和策反工作，將其圍堵和逐步削弱。國民黨政府雖成功撲滅了在日的臨時政府威脅，卻也無法阻止在國際逐漸壯大勢力的臺獨運動，更阻擋不了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命運。

[1] 陳慶立，<二二八事件與廖文毅的獨立運動>，《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1期，2018年3月30日，頁34-35。

[2] 1955年5月24日，<節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情報>，《臺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二）》，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49A。

[3] 1955月18日，<抄件>，<致送四月十八日亞非請願書>、1955年6月8日，<抄件>、 1955年8月2日，<致送日內瓦四巨頭會議請願書>；《臺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二）》，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49A。

[4] 1956年1月27日，<呈閱>，《臺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二）》，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49A。

[5] 1956年2月26日，<意見書第一：對在日台僑獨立託管運動淺見>、1956年6月，<消滅旅日逆賊僑台灣獨立偽組織計劃>、1946年6月20日，<呈核>，《臺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二）》，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49A。

[6] <叛徒廖文毅赴吉隆坡>，中央社專電，1957年8月31日，《台灣獨立運動（五）》，外交部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6；<中國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抄件>，1957年9月24日，《台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四）》，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51A。

[7] <外交部收電>，1957年8月31日；9月1日、2日，《台灣獨立運動（五）》，外交部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6。

[8] <抄外交部致駐日大使館代電>，1957年9月12日，《台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四）》，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51A;《南洋商報》，1957年9月1日，第12版；Berita Harian, 11hb September 1957, ms 5.

[9]  信函樣本參見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0年），頁6。

[10] 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共和國大使館代電>，1957年9月5日，《台灣獨立運動（五）》、<抄駐新嘉坡聯絡員劉壽山四十六年九月八日呈>，1957年9月8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6、A303000000B/0046/006.3/007。

[11] <抄外交部致駐日大使館代電>，1957年9月12日、<抄沈大使（46）年九月廿日來電>，1957年9月20日、<抄外交部致駐菲陳大使代電>,1957年9月23日;《台灣獨立黨在日活動情形（四）》，總統府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0751A。

[12] 菲律賓外交部函指出，廖文毅稱當時台灣主權尚未明確而未有護照，領館也確實而批准其申請。但隨後經駐日大使館的查悉，廖氏的誓約書國籍是中國，而且無期限。菲外交部也於1958年1月澄清，早前所稱的“台灣地位未決”是廖文毅的說辭，不是菲方意見。<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共和國大使館代電>，1957年11月30日、<外交部收電>，1958年1月4日、8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藏，檔號: A303000000B/0046/006.3/007。

[13] 1957年10月5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藏，檔號: A303000000B/0046/006.3/007。

[14] <外交部收電>，1957年12月26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藏，檔號： A303000000B/0046/006.3/007。

[15] <國家安全局（代電）>，1957年12月28日、<嘍囉在開羅被捕，廖文毅向報界哭訴>，中央社東京合眾電，1958年1月5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藏，檔號： A303000000B/0046/006.3/007。

[16] <外交部收電>，1958年1月8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

[17] Newsview #42,Malayan Information Service,26^th November 1962,Pg4;Joseph M.Fernando,‘The Cold War, Malayan de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in Albert Lau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OX:Routledge ,2012,Pg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