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敬重的「職業婦女」
日俄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產業蒸蒸日上，基於需要，出現了「職業婦女」這個新名詞。在此之前雖然也有紡織女工、女梳髮、產婆、女教師、家務勞動者等女性職業，但這些人不屬於「職業婦女」範疇。
此外，從事接待男子的行業的女性和女藝人也非「職業婦女」。也就是說，女演員、教授音樂或插花等技藝的老師、藝妓、陪客人喝酒的咖啡廳女服務員、妓女，以及從事農漁業的女性（例如海女）均非「職業婦女」。
日本沒有「職業男子」這種稱呼。
除了特殊例子，否則，生為男子，只要成年，必定從事某種職業。
所有男子從小便接受如此教育，因而「職業男子」不存在。女子剛好相反，從小即接受必須仰賴父親、丈夫、兒子的「三從」教育，在這種性別意識差距中，「職業婦女」反倒成為特殊例子。而且，「職業婦女」這個名詞，含有輕視之意，毫無任何敬意。
世間人以侮蔑眼光看待「職業婦女」，比起在高等學校接受新娘教育的良家女兒，那些在師範學校或職業訓練班接受教員、護士、電話接線員、乘務員等專業教育的女子，通常會自覺臉上無光，矮人一截。
成年男子接受成年女子撫養，是一種恥辱；而成年女子接受男子撫養，即便該男子是未成年的兒子，也不會受世間人嘲笑。直至平成時代的現代日本，這種性別觀念似乎也沒有顯著變化。
平成時代的現代日本，女子依舊可以堂皇正大地公開說「婚後要讓丈夫撫養」；健康男子若沒有職業，在家啃老，或讓妻子出去賺錢，自己在家當家庭主夫，便一律給貼上「無能」標籤。甚至連學校的教師，家長也會因對方是男性教師或女性教師而有不同反應。
就這點來說，明治時代的性別差異觀念和現代似乎沒什麼區別，只是「職業婦女」這個稱呼已經成為廢詞，世間人看待職業婦女的眼光也不再懷著蔑視而已。
明治四十四年（1911），雜誌《青鞜》創刊，平塚雷鳥以「元始，女性是太陽」當作女權宣言。那一年，正是大正時代即將來臨的前夕。《青鞜》剛好和「職業婦女」的抬頭前後呼應。
少數女性確實有傲人的成就，然而，在一般庶民女子之間，女權宣言到底滲透至何種程度呢？
大正年間（1912 ～1926 年），女性的新行業接二連三出現，但是，這些女性大部分都是為了糊口而選擇新職業，並非真的想獲得女權。不過，比起視妻子或女子為無能者的明治時代，女性能從事新行業已經算是一種大進步。
當時一般女子職業包括護士、小學教員、電話接線員、百貨公司服務員、女記者、女招待、打字員、公司事務員、電梯服務員、公共汽車服務員、時裝模特兒、繪畫模特兒等。
東京千代田區的丸之內辦公大樓群內的打字員或事務員，可以說是職業婦女的熱門行業。女服務員也有分別，例如在電影院售票處工作的女子是職業婦女，但一般商店的老闆娘或女兒則非職業婦女。可是，同樣在商店工作，假如那家商店規模很大，例如百貨公司，那麼，售貨員或在百貨公司餐廳工作的女服務員便是職業婦女。
大正十二年（1923），《婦人公論》雜誌的女記者波多野秋子，與作家有島武郎在輕井澤雙雙自殺之後，女記者頓時成為職業婦女中的明星。波多野秋子任職於舊丸之內大廈裡的中央公論社，而舊丸之內大廈內出現日本最初的美容院是在大正十三年（1924）。
在這之前，給女人梳頭的女性稱為「女梳髮」，本來不屬於職業婦女範疇，日本最初的美容院在舊丸之內大廈開業後，女美容師便成為職業婦女的代表存在。不過，明治三十九年（1906）即有人開了一家「理容院」，只是當時沒有發展為流行現象而已。
女傭本來也不算職業婦女，大正七年（1918）創立的「婦女共同會」派遣部的「派出婦」，則為職業婦女。所謂「派出婦」，用平成時代的用詞來說，就是家務助理、鐘點女傭之類的派遣工。
其他也有比較特殊的職業，例如原稿謄寫、翻譯轉包、口述筆記等，這些都是以時間制、稿紙張數計算工資，大部分由大學畢業的女性承擔。當時，女子可以讀到大學畢業算罕見，承擔這些工作的女子稱為「婦女文筆會」。
根據昭和五十一年（1976）某日本女性週刊雜誌的調查，日本女性憧憬的職業是書籍設計師、演唱兼作詞作曲者、商業秀場演出指導員（導演）、廣告文案撰稿員、插圖畫家、服裝造型設計、DJ、空服長（座艙長）等。
這些也都是昭和時代的女性新行業，比起大正時代的女性新行業，明顯可以看出時代的變遷。若再將時代往後移，女性行業應該更多，只是，時至今日，在各式各樣的職場中依舊潛伏著一股明治時代殘留的性別歧視意識，這也是日本的男女工資差距始終無法拉平的主因之一。
尤其 22 歲至 44 歲，膝下有未滿 16 歲的孩子的全職婦女工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日本排在最後一名，全職婦女工資不及全職男性的四成。居首位的義大利，膝下有孩子的全職男女工資幾乎沒有差距，OECD 整體的全職婦女工資平均數值也高達全職男性的 78%，甚至連排在最後第二名的韓國，膝下有孩子的全職婦女工資也佔全職男性工資的五成以上。
唯獨日本的有孩子的全職婦女，工資僅達全職男性的 39%。難怪現代日本女子寧願丟棄職場，於婚後當全職主婦或全職媽媽，理所當然地成為丈夫的撫養家屬之一。
話說回來，大正時代的女子第一次跨入社會時，選擇護士比較沒有阻礙，畢竟護士這種職業也需要類似「三從」的忍耐力。如果選擇電話接線員之類的新行業，情况便有點不同。
明治十三年（1880），電話交換局首次僱用女性接線員，第一批總計數十人。據說在當時多少也算是明治政府的小官，足以讓她們的家人引以為榮。這是日本女性初次向織布機以外的機器挑戰的職業。雖說她們的教育程度大多僅是小學畢業，但幾乎都是士族出身，家庭教育非常充實，氣度與禮法均與一般庶民女子不同。
對當時的女性來說，能夠成為接線員是一種通過嚴格挑選的成果，服裝也是和服褲裙，可以想像她們走起路來一定都抬頭挺胸、神采奕奕。護士則為最早換穿洋裝的職業，兩者對比鮮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電話接線員需求大幅增加，每年都新聘用六、七百人。一面做電話接線員，一面到女子學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隨之增多。對那些因家裡貧窮而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來說，既可賺錢又可上學，簡直是天堂的職業。
然而，她們的工作內容到底如何呢？真的可以稱為明星職業嗎？
電話接線員職場完全是軍隊風格，規則一大堆，有時還得遭工作崗位教練用電話線鞭打。可能有不少女孩是一邊流淚一邊接受訓練。工作狀態則大約每隔一小時半或兩小時給十五分鐘休息時間，可是，十五分鐘能做什麼？頂多去上個洗手間吧。
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又如何評價電話接線員呢？以下是《婦人公論》雜誌的記錄。
對男性來說，電話接線員只有女性能當。首先，女性語音清晰，而且便利，坐在同一個位置處理那種繁雜業務的把戲，只有女性才辦得到。女性本來就不喜活動，頭腦縝密，可以耐性地做那些反復不停的工作而不覺厭倦。
這種工作非頭腦單純的女人不可，女人的頭腦如果複雜起來，工作成績反倒會退步。十三歲到十六歲時，這些不染塵世的女孩，因為會拚命工作，所以成績很好，但到了二十歲左右，必須準備出嫁時，便會為朋友的出嫁準備而憂心如搗，自己也想那樣做、這樣做的，慾望變多，結果成績下降。這是一般統計顯示出的證據。（《婦人公論》大正五年〔1916〕一月號）
這類評價也適用於電話接線員以外的職別，例如打字員、電梯服務員、公共汽車服務員、時裝模特兒等。只要把年齡往後推，這種評價或許也可以適用在現代日本女子身上。總之，日本男性認為頭腦單純的人才能勝任的職別，非女性不可。
大正時代之後是昭和時代。昭和時代初期，日本出現了第一家女子法律學校，對此，本來應該支持女性立場的婦女雜誌，竟然刊出以下的揶揄文章。
文章論點就是女人頭腦單純，法官和律師則必須頭腦複雜的人才能勝任，為什麼要讓女人學法律？
《婦人沙龍》創刊號是昭和四年九月，大概挑選的撰稿人並非真心支持女性，只持續了三年便告終。《婦人公論》則創刊於大正五年一月，至今仍在發行。
話說回來，在職業婦女輩出那個時期，「新女性」一詞也隨之出現。
「新女性」的誕生
一般認為，作家坪內逍遙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進行一場題為「新女性」的演講是其發源，但是，讓這個新詞成為流行語的人應該是平塚雷鳥。平塚雷鳥於大正二年（1913）一月在《中央公論》發表一篇題為〈我是新女性〉的文章，大大撼動了社會人心。之後，《青鞜》新年號和二月號又連續刊載同人以及各派著名人物對「新女性」的感想文。
「職業婦女」和「新女性」雖同為新詞，但是「新女性」引起的風波比「職業婦女」大許多。由於平塚雷鳥的聲明羅列了不少反體制性詞句，據說雷鳥家的屋頂下了好幾陣石頭雨。
「新女性」這個詞具有兩種意義。
其一是政治性的意義。
自「新女性」衍生出的「新婦人協會」，於大正十一年（1922）成功改掉當時的治安警察法第二項條款。條款內容是「女子及未成年者，不准聽議論時下政局的政談演說會，也不准成為政談演說會發起人」，經由「新婦人協會」的抗議及活動，最終刪掉條款內的「女子」兩字。
雖然只是去掉「女子」這兩字而已，但這項成果正是女性獲得選舉權的第一步，並抬高了女性對政治的關心。
「新女性」引起的另一個波瀾是破壞既有道德體系，為當時封閉在家庭內的女性爭取自由的宣言。
坪內逍遙的「新女性」指的是易卜生的代表劇作《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娜拉宣言不再當玩偶而離開家庭，但娜拉的行動在易卜生的國家挪威也無法受到支持。易卜生又寫了兩部戲劇《群鬼》、《人民公敵》向缺乏理解的一般大眾抗議。《群鬼》寫的是沒有離家出走的娜拉的悲劇，《人民公敵》描述的是一般大眾的無知。
連易卜生的國度挪威都如此了，遑論日本。
在當時的日本，「新女性」甚至等同於「懷有危險思想的女人」。平塚雷鳥的處女作評論總集《來自圓窗》之所以遭禁止發行，理由正是破壞家族制度及敗壞風俗。
舉例來說，當時有位新劇女演員兼劇場文藝社員的人，與女性朋友一起住在一棟租房，結果，左鄰右舍竟紛紛議論她們的住處是賣淫投宿處。這位女子算是「新女性」，除了新劇活動，為了賺生活費，她也在銀座的咖啡廳打工。
可是，做了一個月便辭職。辭職的原因是有位客人握了她的手。
從這點就可看出，當時的日本女性的性道德觀念與現代女子有雲泥之別，亦可看出當時的人對「新女性」到底誤解到什麼程度。
連男女間的戀愛也是一種家族制度的破壞，自由戀愛成為輿論指責的箭靶。不過，大正時代正是自由戀愛的開花期。
平塚雷鳥與奧村博史、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有島武郎與波多野秋子……無論以悲劇告終或以結婚收尾，均因是禁戀而顯得更純粹，燃起的火焰也更旺盛。
時代再怎麼變遷，男女間的戀愛可以說沒有太大變化。
但是，大正開花期之後的昭和軍國主義時代，賢妻良母主義、以家庭為社會基礎的「家本位」道德觀再度抬頭，令戀愛火焰完全熄滅。二次大戰後，自由戀愛沒人管，放任自流，反倒失去了大正時代的純粹性。
評論家、浪漫主義詩人北村透谷於明治二十五年（1982）二月號的《女學雜誌》，大膽挑戰：「戀愛是人生的祕鑰，有戀愛才有人生，除去了戀愛，人生還有何色味可言？」之後，廚川白村又寫了一本戀愛至上主義的《近代戀愛觀》。兩人在當時堪稱是戀愛論的雙璧。
「新女性」們醉心於他們的戀愛論。
或許也可以說，正因為傾慕自由戀愛，而成為「新女性」。輿論甚至用「野合」這個詞形容男女間的自由戀愛。對男性方面的性關係則採取默認方式。這是一夫多妻制留下的影響。通姦罪只限有夫之婦，有婦之夫無罪。
就拿島村抱月、松井須磨子的例子來說，抱月有妻子，但與須磨子住在一起，是公然的夫妻關係。兩人不但合力創設藝術座，抱月在過世之前一次也沒有回正妻住的家。
按當時的法律，抱月的妻子無法申請離婚，當然也就無法再婚，相當於活寡婦。現代的妻子雖然可以申請離婚，但實際上有不少妻子寧願讓丈夫金屋藏嬌也不願離婚。我想，即便抱月的妻子可以申請離婚，她大概也不願離吧。另一方面，抱月明明可以離婚，卻一直沒有離婚，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默認一夫多妻制，沒有必要特地離婚。
再來看看有島武郎和波多野秋子的例子。這個例子剛好和島村抱月、松井須磨子的例子相反，有島武郎獨身，波多野秋子有丈夫。秋子明明已婚，仍在做女記者的工作，這在現代也可以通用，在當時算是最新類型的女性。秋子的丈夫也很難得，竟然讓妻子出去工作，這也算是最新類型的丈夫吧。秋子的丈夫於婚後讓妻子繼續求學，最後將妻子培育為女記者。
結果，秋子在職場陷入戀愛。
就旁人看來，秋子的丈夫似乎具有容許妻子婚外戀的肚量，可是，對秋子的丈夫來說，秋子是他一手培育出的人才，寵愛之如掌上明珠。他不願失去妻子，因此向有島武郎要求一萬日圓賠償費。
假若是現代男子，不要說一萬日圓，就算加倍也願意付吧。畢竟用金錢可以解決的問題比較簡單。
可有島武郎不願意。他不想用金錢換取愛情。這個人很純，他前妻因肺結核而病歿，他為了療癒喪妻的悲哀，不惜花大鈔贈送花束給妻子住院醫院的所有患者。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用金錢換取愛情呢？
於是，兩人決定共赴黃泉。
秋子的丈夫那種心態，正是大正時代的日本男人對妻子的看法吧。不過，若將這個例子移到現代，我想，可能有不少男人會點頭同意秋子的丈夫的做法。
如今，「職業婦女」和「新女性」這兩個詞都已成為廢詞，現代女性有沒有比往昔的女性更幸福呢？
從明治維新到大正浪漫
勾勒百年前有如燦爛煙火的大和盛世
以都市為中心發展出大眾文化，
藝術、文學與藝能娛樂
無不充滿自由主義氛圍，活潑而繽紛
報紙、雜誌等傳播媒體紛紛崛起
無論政治或社會思潮
與強烈變動的西方世界共同激盪出活力新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