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人們認識我，不是因著極端份子對我做的事，而是看見我的雙手能做到的事。
一群年輕的敘利亞媽媽一邊談天，一邊走進一間乾淨舒適的工作室。工作室中央，有著一張大長桌，她們在長桌旁坐下，將桌上收齊的手工材料一一拿出，開始討論要怎麼編織與配色。
在她們身後，擺著一排櫃子，櫃子裡的每個小抽屜整齊有序地貼著分類號碼，標誌的是她們親手完成的一副副耳環。這些耳環的系列名稱叫做「Drop Earrings Not Bombs」，正是這些敘利亞婦女的心聲：「只要水珠狀耳環，不要扔炸彈。」耳環的設計以敘利亞、土耳其或中東傳統文化與景色為靈感，成為婦女表達自我的出口。
是「手工匠」不是「難民」：女人的雙手可以創造什麼
這間工作室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寧靜社區裡一棟小樓房的三樓，其他樓層還包含兒童教室、培訓中心、會議室等空間，是社會企業「小雌駒」（Muhra）的據點。「小雌駒」致力於當地的敘利亞社區工作，尤其是婦女培力與兒童教育，讓敘利亞婦女在女性友善、安全無虞的環境裡工作，並接受語言、商業技能等課程。
戰爭爆發前，工作對傳統敘利亞女人而言一直是非必要的選項。一是敘利亞物價低廉、生活容易，先生一人的薪水養活一家不是難事；二是在社會文化普遍認為「女性擁有需要被保護的高貴地位」、期許女性的「端莊」形象下，家庭主婦仍是最受鼓勵的人生選擇，次則是符合「端莊」形象的工作如教師、文書、女性用品店店員等。如果一個女人在餐廳或普通商店上班，即使是在較開放的首都大馬士革，仍然可能被認為是「不光榮」或「隨便的女性」。
然而，根據 2017 年大馬士革研究與文獻中心（the Damascus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tudies）的報告顯示，戰爭爆發後，因男性人數驟減、傷殘或疾病等因素，至少 1/4 的難民家庭女性，必須開始擔任家中經濟角色。女人創業的比例在戰前 2009 年為 4.4％，戰後的 2017 年已升至 22.4％。敘利亞境內，更多女性擔任以往男性主力的職位，例如公車司機與加油站店員，都是以往罕見的。
全球難民有一半是女人。[1]通常「女性難民」會被視為弱勢中的弱勢，一種負擔或需要照顧的對象，而不是能對群體有所貢獻的存在。然而，實務上發現，如果賦權女性難民，這股佔了大半的力量其實能夠成為難民群體的穩定支持，尤其大部分女性的特質看重關係、細節、和諧，因而當女性難民成為領導角色，會比較注意細節、平均分配資源，也比較不容易起衝突，做出較全面的決策。無論對外或對內，女性重視人際關係的傾向有利於社群團結與復原，在身處異鄉或流離失所的狀態裡，對群體特別有利。
因此，許多和「小雌駒」類似的組織，都將工作焦點放在女性培力上。這些組織大多重視女性賦權、技能培訓、平等溝通，而由於它們通常會面臨資本、技術、勞動上的限制，又大多選擇環境永續與社會責任路線，因此手工藝是最常見的工作類別。 2017 年，美國非營利組織「塔利爾中東政策研究所」（Tahrir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Policy）關於敘利亞女性參與經濟的報告表示，「手工藝」是敘利亞婦女最常擔任的工作，而非營利組織被認為是最理想的雇主，因其擁有系統性的培訓計畫與薪資結構。
看似簡單的「一份工作」，在敘利亞獨特的社會背景與身處異鄉的狀態下，卻帶來了收入增加以外的好處：例如孩子可以回到學校、重建群體關係，婦女也避免因語言障礙和性別角色，受到社會隔離與產生心理問題。
工作，也賦予了難民以外的「新身份」。一名敘利亞媽媽說：「我希望人們認識我，不是因著極端份子對我做的事，而是看見我的雙手能做到的事。」這些工作坊通常不會表示商品是難民製作，而是以「工匠」、「手作職人」、「藝術家」等名詞替代，除了保持了生產者的尊嚴，也能增加生產者對自己工作的責任感。
從別無選擇拋頭露面，到樂在工作其中
最初，這些敘利亞女性的確是別無選擇，才會加入這類組織或工作坊。如果不是現實經濟考量、或組織內設有女性友善空間，傳統家庭的先生仍然不容易接受太太出外工作。但漸漸地，這些女性開始在工作中找到自信，更因為常常收到來自外國消費者的回饋，成就感與自我實現感大增。
在「小雌駒」，表現優秀的婦女可以得到升遷，成為工作坊領袖。領導耳環工作坊的是一名 30 歲出頭的女性，擁有法律和醫學工程的雙學位，因為能說流利的英語，很快成為領導角色，也能接待外賓。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是少數不會因年紀而被家族要求結婚的女人，也相當有自己的想法──不過，她是工作坊的特例，其他成員都是年齡相仿但早已有四、五個小孩的媽媽。來自大馬士革郊區的一名媽媽，當初就帶著五個小孩來到土耳其，透過介紹進入「小雌駒」，成為編織工作坊的領袖，並籌備「小雌駒」到德國柏林的展覽。工作坊為不少媽媽帶來許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的工作機會，第一次在土耳其可以滿足孩子的需求，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也可以成為家庭的有力支柱。
必須說明，這並非指傳統的敘利亞家庭主婦就是「無力」、「軟弱」；相反地，大部分敘利亞母親對家庭佔有重要地位，又經過戰亂與動盪，這些年輕女子身上散發出來的言行氣質相當無畏、堅毅，然而由於原生社會的觀念與選擇有限，加上身處受制於人的異鄉，能感受到經濟自主帶來的力量，的確是與以往相當不同的嶄新體驗。
除此之外，以手工藝為工作，可以同時發揮藝術治療的功能。目前，藝術治療是其中一種幫助難民處理憂鬱、躁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的有效方式。受訓的工作坊媽媽表示，當她們認真搭配原料、手作設計，並認為自己在做「藝術品」時，就容易忘記煩惱，保持正面情緒。幾位成員說：「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手工藝，但我現在很喜歡透過藝術挑戰自己。當我沈浸在這些顏色之中，我會忘記所有煩惱，想著更好的未來。」「我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喜歡我做的東西。當我想到我做的這些耳環，最終竟然能讓不同國家的人佩戴，感覺真的很好。」
這些女人在工作中，不只得到較穩定的生活、社群關係，也找到深刻的成就感和自我實現感。拜訪她們，了解她們從「工作是別無選擇」到對工作產生價值感的心境轉變，令我產生對工作意義的反思：對許多像我一樣的台灣年輕世代來說，工作是生活的重心之一，也是自我肯定的來源，但大多數時間為何不像敘利亞婦女滿足，只剩疲累倦怠、得過且過、自我懷疑？我們從每天的工作裡，得到多少自我實現的成分，對工作成果的認同又有多少？
現代公司，瓦解了工人與勞動成果間的親密關係
但是，如果這些婦女直接進入制式工廠，大概也不會如此沈浸在新工作裡。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曾談及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工作型態的演變。工業革命之前，財富來源大多是身體勞動與自然資源，在手工的生產過程裡，勞工擁有較多機會在工作裡表達自己的個性，甚至達到自我實現的藝術層次。無論是不愁吃穿的文藝階級，還是以大量勞動維生的平民，都與自己的生產活動、勞動成果維持著親密的關係。隨著清教徒精神產生的「工作倫理」更提倡工作本身就是一種高貴的活動：每個人都有一份與生俱來的職業；工作不分貴賤，只分勤勞與懶惰；甚至沒有工作，就是不道德──工作與否，成為評斷一個人的道德標準。
但是，工業革命一邊延續了「工作倫理」高舉「工作即是高貴倫理」的號召，卻瓦解了「工作倫理」裡工匠與工作之間，原有的親密關係。
自動化大量生產、集中工廠制度、「勞動疏離」（又稱「勞動異化」，Alienation of labor），切斷了勞工認為值得投入的事與正在投入的事之間的關聯，勞動者成為一枚隨時可被替代的螺絲釘，無法體會勞動的意義，無法認同自己的勞動，只能逐漸接受這種無法呼應自己理想與尊嚴的工作生活。[2]
──馬克思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勞動疏離」由德國思想家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馬克思理想中的「勞動」是一種實現自己想法與能力的途徑，其過程本身即具有自主性與創造性，可以反應自我；因此，我們能透過勞動來檢視自己、了解自己，而與他人交流勞動成果，能幫助我們產生真正的對外連結。
但工業革命之後，人在勞動裡失去主體性，產生了四種疏離現象，彼此之間緊密相關：
- 人與勞動過程的疏離：生產的原始目的本是為了滿足生存需求、實現自我、發揮創造力，但自工業革命以降，勞動不再是目標本身，而是達到某種目標的手段；並且，結合資本主義追求「效率」，將生產過程切割成零碎的工作單元，分工瑣碎而無意義。於是人無法透過勞動實踐自我，反而被勞動控制，失去了自己。
- 人與勞動成果的疏離：勞動成果原是勞動者的意志與能力之集結，勞動者擁有所有權、控制權，大量製造、大量生產的時代來臨，脫離工匠精神，人不再能從勞動成果肯定自身的價值，甚至互為對立的關係。
- 人與自然／人性（類本質，Humans as species-beings）的疏離：馬克思認為，勞工逐漸失去過去與自然生產資源的聯繫，以及人作為自然一部分的角色認同。另外，人與動物的差別在於人有自主意識去支配環境，而動物僅能被動適應環境；但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僅是生存手段，人無法藉由勞動來確立、彰顯生命的本質，失去改造世界的意志與能力。人倒退至動物的生活，就是人與人性的疏離。
- 人與他人的疏離：勞工成為資本商品，而非社會關係。工人的勞動過程與成果無法代表他自己，因而無法真正對外產生連結，甚至產生對立，例如工人之間、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敵對關係。
敘利亞婦女工作坊從事的這類手作，正好符合工業革命前的工匠型態。每位成員在團體裡一起工作，但獨立完成作品，以天然在地材料創作，並在創作過程中加入來自成員經歷與文化特色的設計，也能獲知作品的去向、消費者的反應並進行改良，整個過程相當「有機」與「完整」，而非「制式」與「零碎」。這也是美國經濟學家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提倡的「工藝倫理」（Ethics of workmanship），他認為「工藝倫理」會恢復人類本能的尊嚴，是取代工業革命下「工作倫理」的好選擇；因為人類是具備創造力與工匠精神的生物，應該成為另一種社會認可的來源。
回歸工匠精神，找回勞動的意義與力量
如今，現代社會已大致脫離不了資本社會的勞動方式。不過，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楊理然曾針對此議題指出，我們或多或少能改善「勞動疏離」的程度，例如減少過度專業分工以避免勞動成為過於零碎與無意識的行為；讓勞工與產品建立深度連結，或增加對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在勞動成果裡加入勞工的想法，使其一定程度上反應勞工的自我實現；拒絕「效率至上」，以避免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傾向更瑣碎的分工。[3]
2018 年，美國普渡大學與維吉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共同發表了針對全球 170 萬人的家庭收入與生活滿意度評比，並考量各人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家庭人數等背景，發現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收入飽和點」（Satiation Point），只要超過一定的收入水準，幸福感就不再隨著財富增加，甚至會降低。無法滿足生存需求的貧困會帶來痛苦，但人只要能維持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生活條件，就可能達到與全球富翁同等的幸福感。
在基本生存需求無虞的現代職場回歸工匠精神，我們要求的不再是工作能帶來更多薪水，而是工作能帶來更多意義，甚至幸福感。事實上，不用任何科學家背書，我們都明白，幸福感與我們的實質收入或社經地位沒有必然關係。
我們可以試著找出自己對工作認同的核心價值，深度參與，找回對工作的自主權。藉由掌握工作，感受到自己能好好掌握生活；規劃勞動，而不是任由勞動支配。即使只是社會中的一個消費者，我們也能選擇「勞動疏離」程度較低的商品，支持勞工身心與勞動環境的改善。
工作將佔去我們大半輩子的時間；如果必須工作，就讓它本身成為我們汲取生命意義的其中一種過程，而不是必須忍受的過渡期。願不管是身處台灣的我們或是敘利亞婦女，都能在失落中試著找回自己的力量。
本文作者為：自由工作者，敘利亞婦女手作選物品牌「from Syria｜來自敘利亞的手作禮物」負責人 。
[1] 聯合國難民署（UNHCR）：Women and girls make up around 50 per cent of any refugee, internally displaced or stateless population, and those who are unaccompanied, pregnant, heads of households, disabled or elderly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2]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