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當下，回顧晚近數百年的歷史，儘管可以有不同詮釋，但是還是可以有一些能共同接受的認知，例如：東方與西方各自發展，十六世紀以後雙方才展開相互間的密集接觸。先是款步而行，繼而加速前進。到了上個世紀後半，由於貨櫃運輸、網際網路、跨境旅遊......等等活動的發達，不同社會彼此分享的共同點越來越多，差異性越來越少。這種歷史進程有人以一個簡單的名詞來概括：全球化（globalization）。
往細的方面去看，在這五百年的前面階段，東、西方還是以各自發展為主，而東方（以中國為代表）在經濟表現上領先西方（以西歐為代表）。轉捩點差不多就發生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從那個時代以後，西方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科學文化......勃然而興、沛然莫之能禦，如火荼毒地左右了世界。
無數的學者想要為十八世紀末啟動的「大分流」找尋一套合理的解釋。有的檢查全面性的要素，有的則指出當中的哪一、兩項才是關鍵性的作用者。
彭慕蘭的《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一書也想為這樣的疑問找答案，並且在方法上採用一種不尋常的比較方式，不單單只做抽離性的比較，而且也考慮被拿出來比較的指標在各自體系中的狀態；不只以被拿來比較的單方面為基準作比較，而是做出雙方都被當作比較基礎的相互式比較。作者彭慕蘭把這種方法稱為「交互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自覺到透過這樣的處理，能做到更具兼容性、避免掉掛一漏萬的論述。
「分流」這一用詞是說本來走同一條路，現在分開來各走各的路。這種提法，牽扯到世界上不同經濟體（國家或區域）的經濟演變進程與特定時間點上的處境。我們配合書中的內容，用簡單的經濟學的語言來加以概略描述如下：
經濟演變進程如果長期發生進步的現象，我們就稱之為經濟成長。關於經濟成長，經濟學家通常區分出傳統成長與現代成長兩種模式。也有一些研究者，如同彭慕蘭所屬的加州學派那樣，還加上第三種，稱作「亞當・斯密式」的經濟成長。
簡單地說，「斯密式成長」的重點是分工創造經濟成長；至於現代成長（modern growth）的重點則是新科技、新制度創造經濟成長。在許多討論中，也不乏稱之為「熊彼得式成長」或「顧志耐式成長」者，分別得名於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loïs Schumpeter, 1883-1950）和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
傳統經濟成長不是沒有朝科技創新、區域分工、工序分工、技術創新、制度改革......等方向走，但是這些情況的發生零零落落、斷斷續續。傳統成長曾經存在於西方，也曾存在於中國。歐美研究者一般也深信一直到十八世紀為止，中國沒有落後於西歐，甚至於還一度領先。
但是現代科學帶來日新月異的密集發明與創新之後，現代經濟成長就出現了。顧志耐把現代經濟成長稱作「持續成長」（sustained growth）。「持續成長」一旦開始，西方世界就取得經濟、軍事、政治等各方面的領先，其他邦國望塵莫及，所以說是「大分流」。
現代科學的起步肇始於西方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這個主題，學術界既有的討論早已汗牛充棟，而且也不是本書的重點，暫且勿論。不過，現代科學不但帶來接踵而至的發明與創新，而且很早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啟動了工業革命。而帶動或者擴大工業革命的力量，包括了煤作為高效率能源被使用與歐洲人海外殖民地在原料和市場兩方面作出的貢獻。《大分流》的部分重點也就針對這兩件事來著墨。
相對於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在優勢經濟條件下發展出來（或者已經現身而趁機加以強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佔居支配性位置的同時，東方的中國卻在十八世紀末以後「停滯」（stagnated）不前，並且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因此為何中國不能在十八世紀以後走出一條和西方相似的道路也就是值得深入剖析的課題。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很早就詢問過：「雖然中國古代科技曾經對人類做出許多重要貢獻，但是為什麼在近代中國卻沒有發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呢？」其實，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者如竺可禎（1890-1974）、馮友蘭（1895-1990）......等等也都認真思考過這個「大哉問」。
李約瑟早在一九三○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就已經意識這個問題，而於一九六四年發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那篇文章時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位非常特別的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包定（Kenneth Ewert Boulding, 1910-1993）在一九七六年一篇題為〈變遷的大法則〉（The Great Laws of Change）的文章中徑直把這個問題稱作「李約瑟難題」（Needham Problem），無意間成為一個廣被接受的用法。
業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也碰過這個難題。他在回答一個讀者投書時，乾脆引用科學史學者席文（Nathan Sivin）的話說「要去解釋沒有發生的事簡直就像小說一樣嚴肅！」很多人也主張應該問為什麼歐洲先發展出來現代科學，而不是去問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
因此，我們也同意彭慕蘭使用「交互式比較」方法的意義與價值。
比較這件事有兩個前題：一、拿來相比較的雙方都必須以一定的概念化方式整理出某些特徵；二、要對這些特徵建立起某種度量（measure）標準。做到這兩點後，產生出可以比較的數值，差異性便自然產生了。問題是一個經濟社會的特徵如何確立？不同的原因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拿結果的數據來比較，能有什麼意義？
《大分流》一書使用比較方法來分析中國經濟落後的問題。比較的項目頗為不少，包括人口、技術、資本、土地、市場、消費模式、企業組織、社經結構......。上海社科院的杜恂誠覺得彭慕蘭所做的比較研究有缺點，因為他使用的數據大多還是靜態性的，沒有作動態性考察。杜恂誠所言不無道理，但是彭慕蘭費心建立的數據還算具體、清楚，畢竟能讓我們對十九、二十兩個世紀在不同時間點上，中國與西方的差異表現一目了然，極適合作為往深處探究的基礎。
《大分流》原著出版兩年多之後，作者彭慕蘭為第一次翻譯的簡體中文版作序，他說：「這並不是一個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論的課題。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稱讚的同時，它也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
沒錯，這本書既然染指一個極大、極受注意的課題，並且受到極大的重視，當然也招引許多討論與批評。《大分流》一書的根本論點如何？它招致怎樣的批評呢？在在都值得注意。「大分流」究竟是怎樣造成的？絕對的答案肯定是沒有的，但是作者所探求的問題顯然足夠重要、足夠有趣，也就值得讀者關心與探索。
其實不管是深入鑽研還是只有點到為止，本書所涉及的問題都十分多元。我們不可能在此抽絲剝繭地討論任何一個問題，因為沒有那麼多的篇幅，也不想先讓個人觀點喧賓奪主。不過，我們不妨還是隨意舉個例子來啟動大家的發想吧！
例如，作者在〈導論〉提及，並且在第二章〈歐洲與亞洲的市場經濟體〉詳加討論的、所謂「內捲化經濟」（involuted economy）。帶進「內捲」這個概念，主要是為了駁斥他人的說法，以利於建立或支持自己的說法。對「中國經濟內捲化」說法的批駁，其實未能直接建構出作者的理論。然而跟隨作者的批判，讀者必能獲悉一些前此未必接觸過的有趣知識。
「內捲」（involution）這個概念原本是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為研究印尼水稻文化變遷而提出來的說法，簡單化來說，他認為在長期過程中，印尼的水稻種植日益集約、社會也越來越複雜化，經濟上雖然有所成長，但是欠缺顯著的技術、政治方面的改變。
美籍華人學者黃宗智（Philip Huang）在其一九八五年討論華北小農經濟的書中加以援用。不過，這樣的說法也不乏挑戰者，包括彭慕蘭。
就中國經濟發達的區域而言，所謂的「內捲化」現象未必支配著整個歷史的動向，因為市場經濟發達與農業生產商品化的影響，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與政治也不是一灘死水。以當時的政治參與來說，商人子弟由於受教育的能力與機會大，通過科舉或者靠捐納而取得出仕資格的機會變多，對國家與政策的影響力自然增強。商人有錢，不管是出於自抬身價還是熱心公益，往往也多支持文化活動，自然也讓社會有變動性的發展。
最後，我們不妨蛇足一下說：「大分流」隱喻著分流（divergence）分得太開了，暗示著難以再次合流（convergence）、再走同一條路的可能性。就這點來說，恐怕與事實出入很大。
在《大分流》原書於的二〇〇〇年出版時，當時的國際經濟還是西方世界（歐美以及步武歐美的經濟體）顯著領先世界其他部分的年代，但是二十年後，中國經濟及華人資本家的崛起卻已大大改變了眼前的面貌。大分流說不定正在走向一個死亡交叉—反向大分流（anti-divergence）前的合流（convergence）。
其實，也正因為華人在科學、工業與經濟......等多方面的表現都不再落後於歐美，因此十八世紀後發生「大分流」的究竟更加惹人關心。對很多人而言，在二十世紀思索這個問題和在二十一世紀初思索同一個問題，不但是兩樣心情，顯然也可能提出不同的說法吧！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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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蘭的全球經濟史經典著作《大分流》，跳脫歐洲中心論，結合史學界對歐洲、中國、日本、印度各地的研究成果，呈現出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全球各地多中心的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