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走過半個世紀的滄桑（下）

當代北京的第一次機會和錯誤

灰色的石頭城費朵拉，在它的中心有一座金屬建築物，裡頭的每個房間都有一顆水晶球，在每顆球體裡都可以看見一座藍色的城，那是不同的費朵拉的模型。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一座城市的發展所具有的可能性，就像是許多水晶球裡的費朵拉一樣。每當一個被認為是理想的城市樣貌被形塑出來，其他可能的樣貌就永遠只能是水晶球裡的模型，雖然它們曾經是可能實現的未來。

以前在成大都計系授課的黃崑山教授，曾針對台南市的海安路說道：「它原本有機會的，但是做錯了；過幾年，雖然沒那麼好但又有機會了，我拿著一個方案推薦給市政府，結果還是做成別的樣子；……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北京就歷經了這樣的過程而處在困境之中。

在對北京抱持上述的理解下，有一天，我看到了下方那張方案圖，在那刻，我的內心竟如此澎湃而五味雜陳。我看到了當代北京的第一次機會和錯誤。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政府開始著力城市發展時，由梁思成、陳占祥提出的規劃方案圖（簡稱梁陳方案），其係根據他們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所孕育出來的結果。

但這個方案並沒有受到採用，因為從圖中很明顯可看出，舊城區（圖八右側）西邊的行政中心（左側）於當今的北京並沒有出現。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該文內容，不難發現其目光長遠精準，對現在的北京市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裡面已經有了預示。

這個 1950 年的規劃方案的主要構想，是在北京舊城區外另發展新市區，做為行政中心區，以對抗當時主張將行政區建設於舊城區的方案（即後來被採納的方案，而有今日的城市結構）。陳、梁認為，自己提出的方案是考量到北京未來數百萬人口的工作、居住、交通的需求下，最好的做法。

其主張北京為歷史名城，大量文物和城市體形、秩序不容拆毀，而在文中說道：

「所謂兩全，是保全北京舊城中心的文物環境，同時也避免新行政區本身不利的佈署。為北京文物單方面著想，它的環境佈局極為可貴，不應該稍受傷毀。現在事實上已是博物院、公園、慶典中心，更不該把它改變成為繁雜密集的外國街型的區域。靜穆莊嚴的文物風景，不應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機關所圍繞，被各種川流不息的車輛所侵擾，是很明顯的道理。……為行政中心設想，政府機關間夾著一個重要的文化遊覽區，也是不便的。文化遊覽區是工作的人民在假期聚集的地方。行政區是工作區域，不應被遊覽區所必有的交通量所牽連混雜，發生不便，且給遊覽休息的人民以不便。」

針對將新市區在舊城區發展的土地緊張問題，該文論及：

「這新政府中心的建立必須使大市區平衡發展繁榮，不應使其形成過度擁擠，不易糾正的密集區，一切須預先估計，不應將建設密集在舊城以內，使人口因接近工作而增加，商業因供應之需要而增加，都無法控制。」

城市的土地使用必然緊密聯繫著交通，對此，該文當時便預見了單中心都市結構下的交通壅塞問題：

「假定政府單位全部沿東、西長安街、公安街、西皮市建築起來，十年之後，汽車數增至三萬輛；東西三座門的汽車流通量可能增至每小時六七百輛，或每五六秒一輛；三輪雖可能完全絕跡，但自行車必倍增；長安街上與天安門廣場兩旁汽車之擁擠將比紐約的商業區更甚，再加上無數自行車穿雜其間，其紊亂將不堪設想。假使在廣場開大會時，可能使附近相當大的半徑以內地區的交通完全停擺。我們決不應使這現象在北京發生。政府中心若在城內，尤其是若在長安街及天安門廣場兩旁，我們將無法阻止這種現象之發生。政府中心若在西郊，則城市不唯很自然，很合理的平衡發展，自然不會發生這現象。」

簡言之，梁、陳將未來的土地使用和文化古蹟之間可能面臨的衝突，以及對居民的工作、生活考量下的交通負荷預先考慮了進去，與此同時，在當時以大發展為首的年代，其具備了洞察文化保存的重要性的長遠目光。

就是這個方案，是為當代北京市的第一次機會。

梁陳方案要對抗的，是 1949 年，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所做的長安街行政中心方案（關於對抗的過程和細節，可參看此篇報導）。其實從現今反觀，我們可以清楚得到結論：毛澤東選擇了後者，同時開啟了當代北京城市發展錯誤的序幕。

而了解中國當時背景下的人應不會有太大的詫異，毛澤東就曾經在天安門上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說：「以後要在這裏望過去到處都是烟囪。」而中華門又為什麼會被拆掉呢？毛澤東：「凡是舊的，我都支持拆。」與其考慮城市發展，毛澤東寧可考慮天安門廣場能容納多少人來景仰他，因此行政中心的位置還有得討論嗎？也不難想像最後的結果了。

政治凌駕在專業上，即便如今已緩，卻是都市計劃永遠的束縛。就像梁、陳所強調的：「如果將建設新行政中心計劃誤認為僅在舊城內建築辦公樓，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增加問題，不是發展科學的都市計劃，而是阻礙。」

的確，蘇聯方案僅僅就是針對如何改建長安街大街，成為輝煌氣派的現代行政中心，它缺乏思考整個北京市的居民生活、文化、交通，以及這個方案的衍伸結果。北京的單中心即如當年莫斯科的城市結構，將所有工業、商業、行政大樓匯聚在一個節點，以這種形式來禮讚、鋪華首都的光芒。

諷刺的是，毛澤東不就是想要破除封建體制和思想的箝制才大拆特拆嗎？這豈不是又以自己為中心來塑造一個現代的封建形式？更諷刺的是，就在北京第一次錯誤且持續錯下去的同時，莫斯科已逐漸調整其單中心的城市結構了。

幾十年下來，城門拆了，城牆拆了，胡同拆了，大規模的建設在舊城內發生，矗立而無序的全球化高樓（且不知為何比一般全球化地區的更無美感）逼壓故宮，連故宮的改建都被提出來討論過。放眼故宮前的長安街 120 公尺寬：一條尖峰時段的停車場。林林總總，第一次錯誤衍伸的問題全出來了。

歷史無法重來，也沒有如果，因此無法得知當初若照著陳梁方案，如今的北京市又會是什麼樣子，但它的確錯失了第一次機會。

回到先前說的，看到梁陳方案那張圖時內心的澎湃和難以表達的情緒，我想，從事都市計劃這行的人應該能夠理解這樣的心情。城市一路走來竟是如此充滿機會，卻又如此不可逆轉。知道梁思成在 1950 年代對當時負責的官員說過什麼嗎？

「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滄桑是什麼？這就是滄桑。看看現在，看看那張半個多世紀前的圖，再複雜的心情都可不必訴了；無以名狀者，在此已成。

建築爭議浪潮

當今，對於梁思成當年清澈長遠的目光，已是中國在規劃、建築、文化等領域的有識之人所高度仰懷的了；以及，許多西方城市的例子，如波士頓對大開挖的懊悔而在數十年後進行的大修補，還有紐約曼哈頓重平面空間多於垂直交叉、重街道多於建築、重交通政策多於交通工程、重人性化的尺度等，都提供了鮮明的借鏡；外加，在 Jane Jacobs 影響下所孕育的思維也已走了半個世紀之久。

儘管有著上述種種，北京的城市結構，仍然沒有踏出清澈長遠目光下的第一步改變；佈滿著環繞、貫入市中心的高快速道路，以及因應那些非「長期且成熟穩定」的活動所築起的鳥巢、鳥蛋、鳥腿等不一而足，加上各種大型且單一使用的建築開發；Jane Jacobs 若在世，可能會驚呼：原來 Le Corbusier 的幽靈一直都在！

現在中國城市的建築形象往往求大、求標新立異而失去了在地獨有的風格，這對一個屹立五千年的國家，卻在短短幾十年間迅速成為全球化且幾經變質下的犧牲品而言，等同是在進行一項不可挽回的工程。

對此，可追溯當年在陳梁方案被推翻後，梁思成在「不斷地退而求其次」下，嘗試以他的建築理論來避免更多的錯誤。梁思成不僅是個城市規劃者，更是一個建築師，其創立了中國高等教育體制中的第一所建築系。當時，他已預見現代主義的浪潮必然在中國發生，因此，在推展於舊城區外另闢新城失敗後，便提出要控制舊城內新建築的高度，在未竟功後，轉而力求舊城內的新建築要保持「中國建築的輪廓」（參見圖五）。

然而，這也埋下了在 1955 年遭「批鬥」的種子，使得他被政治化地冠上了「搞大屋頂的思想」而遭汙名化。

其實，他提出的建築樣式，原本是打算要推展於新城區的新建物上，然而在北京不斷地往錯誤的方向發展（當時高層建築已開始逼近故宮周邊），他才急於提出在舊城區應採用具民族形式的建築，來保全舊城內中國建築的輪廓線。由此可知，梁思成是抱持著時代的急迫性來實踐自己的建築理論，難怪記者王軍曾寫道：「但願在今天，還能擁有梁先生那樣的真誠。」

後記

梁思成的妻子是林徽音（因），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者之一，熟習建築、都市計劃、美術、詩文的一代才女。當年在對抗蘇聯方案時，林徽音也為此四處奔走。在 1955 年，梁思成被批鬥時，林徽音原本就欠佳的身體於那時病情加重，而後病逝。提到這是因為，在查閱梁陳方案的資料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了解梁思成，才發現林徽音是梁思成的妻子。記得在多年前，有天買了一杯飲冰室茶集奶霜紅茶，那時無名小站還相當火紅，我用它抄打下了飲料盒上面印著的林徽音的詩：

林徽音〈風箏〉

看，那一點美麗

會閃到天空！

幾片顏色，

挾住雙翅，

心，綴一串紅。

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同時查閱了林徽音的資料，搜索一番驚覺當年我竟把詩抄短了。今補完後半部分如下：

飄搖，它高高的去，

逍遙在太陽邊

太陽裏閃

一片小臉，

但是不，你別看錯了

錯看了它的力量，

天地間認得方向！

它只是

輕的一片

一點子美

像是希望，又像是夢，

一長根絲牽住

天穹，渺茫──

高高推著它舞去，

白雲般飛動，

它也猜透了不是自己，

它知道，知道是風！

如今，梁陳方案和梁思成的先知灼見，就像仍在搖著舊夢的風箏，在高空中微微發光，但是誰又能在它消失於偌大的太陽邊之前，看到它並從中記取切身之痛的教訓呢？

畢竟，連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故居，在今年初都被開發商惡意拆除了，而政府文物部門處理的結果：向開發商開了一張五十萬人民幣的罰單。

這個世界上，看得遠的人太少了。

當年的台南市政府看短了，黃崑山老師看遠了；Le Corbusier 看短了，Jane Jacobs 看遠了；毛澤東和俄國人看短了，梁思成看遠了。生平無大志，只希望將來雖然不能看得如他們長遠和明澈，但也能有他們的十分之一，才不至於像黃老師曾對某項規劃說的：「連最壞的方案都被他做出來了，而且還是你們學長。」

最後，我只能說，這些發生在 1950 年代的事情，這些人物，不論在這個過於滄桑的故事中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把我的留學生活，我的過去所學，還有我青春時期的懷想，如此緊密地連繫在一起。

這篇文章，同時也是為此而寫。

延伸閱讀：

• 針對梁陳和蘇聯方案之爭、當代北京市歷來規劃發展方向制定的歷程、北京現代化下的城市角落等，記者王軍採集了豐富的攝像、地圖、文件史料和相關人物訪談口述，其彙編於以下三本書中：

1. 王軍，《城記》，北京：三聯書店，2003。


2. 王軍《採訪本上的城市》，北京：三聯書店，2008。


3. 王軍，《拾年》，北京：三聯書店，2012。

• 對於當今北京城市開發和建築的反思與批判，可參見：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築哲學的城市》，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 想了解當今中國城市規劃對人、地關係的重新檢討，和精神空間的塑造，可參見：俞孔堅，《回到土地》，北京：三聯書店，2009。


• 要看看 Le Corbusier 光輝城市的幽靈，可參考他的：Le Corbusier (1967), The Radiant City: Elements of a Doctrine of Urbanism to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Our Machine-ag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rion Press.


• 對近代偽科學的城市規劃、失去人性化尺度的空間規劃的反思之濫觴：Jane Jacobs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中譯本：《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吳鄭重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