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矛、鮮血、《古蘭經》（下）──宗教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矛盾

先知的繼承問題：家族政治，宗教理想與政治現實

三、麥加傳統的家族政治。

如前篇所述，穆罕默德傳教之初，整個麥加被幾個有權勢的大家族所統治。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阿拉伯社會還相對原始，個人的情感與道德認同都以世族、家族為核心，不但個體脫離家族的保護無法生存，在道德觀念上也以培養集體意識的「姆魯瓦」（muruwah）為準繩：個人對所屬團體必須絕對忠誠，對領袖絕對服從。

另一方面，由於麥加恰巧位在南北貿易路線的樞紐地位，少數家族透過經商而一夕致富，成為掌握麥加的顯貴。古萊須（Quraysh）是當時麥加最強大的部族，其下的哈須彌（Hashim）與伍麥亞族兩大家族競爭領導權。

穆罕默德所屬的哈須彌族本來佔上風，但到了他父親時已經沒落，讓位給伍麥亞族。穆罕默德的成功雖然讓哈須彌族聲勢大振，但伍麥亞族仍然以麥加為基地頑強抵抗，直到 630 年被伊斯蘭勢力攻下。前述穆阿維亞的父親阿布─蘇斐揚（Abu Sufyan）就是反伊斯蘭勢力的領導者之一。第三任哈里發伍斯曼之所以備受穆罕默德器重，也是因為他屬於這個古老而尊貴的世家。而他最後之被殺，正起因於他縱容伍麥亞家族貪污濫權引爆民怨。

穆罕默德在世時，伍麥亞家族迫於現實不得不臣服，但當又一個哈須彌的代表阿里繼任時，伍麥亞家族就不甘區居人下了。成大歷史系的林長寬老師在《先知之後》的導讀中寫到，早期伊斯蘭的政治史可以解讀為這兩大家族的互動史。

四、宗教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矛盾。

在以上種種現實因素之外，穆罕默德的繼承問題還有一個關鍵癥結：究竟要繼承穆罕默德的是什麼？是他留下的宗教精神、人格典範？還是歸附他的穆斯林社群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力量？

穆罕默德的首要身分是傳達真主阿拉的話語的先知，因此他若能有所傳承，理當是其宗教精神，而非政治成就。不過，宗教精神要如何傳承？後來的遜尼派學者相信，穆罕默德對他所建立的「穆斯林社群」（ummah）有無比的信心。社群是神聖的，神聖的就不會犯錯，因為真主會保佑他們做出正確的決定。因此，透過部落共識會議選出來的阿布─巴克爾不僅民主，而且神聖。

另一方面，什葉派認為，神聖的並非社群，而是領袖，而領袖得由血緣傳承，因此堅持得由與先知有相同血統的阿里繼位。（進一步言，堅持血緣繼承恐怕與所有穆斯林皆兄弟的觀念相矛盾，而且避免「家天下」之形成也許也是穆罕默德的本意。再說，如果父死子繼是合理的，穆阿維亞傳為給亞濟德也就名正言順了？）

另一方面，誰都無法否認現實因素至關重要。穆罕默德逝世的消息一傳出，阿拉伯半島上不少新歸附的部落就揚言要脫離伊斯蘭或停止納貢。首任哈里發阿布─巴克爾旋即聲稱，由於稅收屬於伊斯蘭教，拒絕納貢就是叛教，進而發動「叛教者之戰」懲罰叛徒。這說明政治與宗教的界線很快就模糊了。

事實上，維繫伊斯蘭帝國之必要性，正是前述穆阿維亞用已說服哈珊讓位的關鍵理由。在給哈珊的信裡，穆阿維亞闡述了他的理由：

哈珊同意他的講法，退處麥地那，安心作一位宗教學者。他的決定或許一方面也遷就了現實考量，因為事實上他無力與穆阿維亞抗衡。另一方面，純就宗教角度來看，伊斯蘭教非常強調政治參與以及社群的維繫，這於佛教的出世與基督教強調的政教分離都不同。對每一個穆斯林來說，政治本來就是信仰的一部分。

著名神學家凱倫・阿姆斯壯在《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解釋，穆罕默德早前深切地察覺到由於社會轉型與貧富差距在麥加造成的道德淪喪與弱肉強食，因此伊斯蘭的宗旨本來就充滿了淑世理想。阿姆斯壯認為，西方世界常以基督教為範本，批判伊斯蘭教對世俗生活的介入，但這種觀點並沒有考量到伊斯蘭與基督教分別誕生在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基督教誕生的時代，整個地中海世界都處在所謂的「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之下，耶穌與其門徒的基本人身安全都受到羅馬政府的保障。他們可以四處行走傳教就是一個證據。然而，穆罕默德時代的阿拉伯人在出了部落之後，必須靠自己的武裝維護自身安全。部落與部落之上沒有合法的權威提供司法仲裁。因此，穆罕穆德勢必得在先知的身分之外，承擔起政治領導者的角色。

十三世紀的遜尼派重要學者伊本—泰彌亞（Ibn Taymiya）進一步主張，即便是由不公不義的領袖統治六十年，仍然勝過無能領袖統治一晚，因為若是沒有能有效運行的國家，伊斯蘭教法就不可能普及四海。這樣的觀念在往後的伊斯蘭政治史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並延續至今。然而，究竟對政治權威的尊崇要到什麼地步？政治參與應該以什麼樣的形式實踐？並沒有定論。當阿拉伯之春爆發時，中東各國、各派、各學者對於究竟服從權威還是反抗暴政才是虔敬的表現，也沒有普遍的共識。

無論如何，宗教理想與現實政治兩種不同角度的思考，為穆罕默德之後的繼承問題又添加了一層難題。最虔敬、最能體現伊斯蘭精神的人，未必是最適合的領導者。

在以上四種不同考量的交織之下，無論誰繼承、無論他提出多麼強而有力的論據，都可以說是「德不配位」，都難以杜悠悠之口。

終於，在阿里繼位之後，遷士、伍麥亞家族、阿布─巴克爾之女阿伊夏等勢力以為伍斯曼報仇為號召，團結起來對抗阿里。內戰在前述的錫芬之戰中達到高峰，「穆斯林不讓穆斯林流血」的禁忌再次被打破，但悲劇尚未劃下句點。西元 680 年，阿里之子胡笙在伊拉克沙漠中的卡爾巴拉被亞濟德的軍隊殺害，這不僅意味著穆罕默德的親生外孫在他死後不到五十年就遭毒害，也在堅信阿里一脈才是唯一合法繼承人的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劃下永恆的傷口。

這一切是穆罕默德的本意嗎？歷史的發展是這位偉大先知生前預料到的嗎？究竟他會怎麼看待這一切？

或許，誠如遜尼派所深信的，穆罕默德對他的信眾深具信心，知道他們能在他身後恪守《古蘭經》教義、公正管理自己。或許，穆罕默德認為自己已經善盡「最後的先知」的責任與義務，不願再擴大偶像崇拜甚至建立家族王朝。也或許，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利益糾纏與人性弱點，先知也累了……對非穆斯林來說，這是一樁難解的歷史謎題。但對所有後代穆斯林而言，這是必須永恆與之搏鬥的試煉。

伊斯蘭與臺灣

《先知之後》是八旗「認識伊斯蘭」系列的第一本，透過對穆罕默德去世後短短五十年內的政治動盪的介紹，一方面探索遜尼派與什葉派分裂的歷史源頭，一方面也能對伊斯蘭誕生之初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初步的認識。在未來，我們會繼續挑選探討伊斯蘭教文化與歷史層面的作品，豐富臺灣讀者對這個偉大宗教的理解。

此外，我們認為，伊斯蘭對臺灣讀者的意義不僅是一個遙遠陌生的宗教，穆斯林也不僅只是在當今國際政治賽局中的關鍵群體。事實上，根據凱倫・阿姆斯壯對穆罕默德創建伊斯蘭時歷史背景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時阿拉伯人面臨的困境其實與今天的臺灣相似。

• 政治分裂：阿拉伯半島左有拜占庭，右有波斯，被兩個大帝國包夾。阿拉伯民族缺乏內部凝聚力，不同部落分別效忠不同帝國，在帝國的操弄下手足相殘。
   

• 價值混淆：此時的阿拉伯人因占據貿易路線之便，經濟迅速蓬勃發展，不僅快速從游牧部落轉型為農耕社會，甚至出現了大量的城市資本主義與暴發戶。唯利是圖的拜金主義興起，過去單純的部落組織因為貧富差距加深而撕裂。另一方面，從部落生活中發展出來的群體道德，也容不下新經濟催生出的個體精神。
   

• 文化自卑：相對於周邊的民族，早期阿拉伯人缺乏深厚的文明累積。面對基督教與猶太教，阿拉伯人自愧弗如，稱之為「有經書的子民」。然而，這兩個宗教卻被大帝國用作操控阿拉伯人的政治工具，致使他們始終對其心存疑慮。此時，他們急需一個能賦予生活新意義、指導人生方向，團結民族群體的新思維、新觀念……

針對這三種困境，穆罕默德提出的解答是一個新宗教。然而，以世俗的角度來看，伊斯蘭教其實也是為了解決眼前實際的生存問題。在以自己的語言記載的《古蘭經》中，阿拉伯人不僅重新尋獲了能適合城市與商業文明的個人主義道德精神，找到了民族自信心，也建立了共同的政治權威與璀璨的阿拉伯文明。

一個曾經沒有國家、沒有認同、沒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披荊斬棘、扭轉乾坤的奮鬥史詩，或許可以作為當下的臺灣人思考未來時的一個借鏡。

另一方面，如同致力於跨宗教對話的中原大學宗教哲學老師彭書穎所呼籲的，當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正確地瞭解伊斯蘭的本質，伊斯蘭的信徒也才有自信以和平、理性的態度與世界對話。因此，認識伊斯蘭也是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重要一步。八旗文化希望透過這一系列的書籍，能讓這重要的一步跨得更大、更順一點。

本文作者為八旗出版社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