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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眼有眼屎、耳有耳屎，屁股也會拉屎，這都非常直白，不需多做解釋。
不過，臺語形容起這個「屎」呢，則要腦筋轉一轉才能明白，從字面到其衍生的意思，保證會有「原來是這樣！」茅塞頓開的暢快。譬如「目屎」，這應該是最基本的，也就是指眼淚；「火屎」，照字面是火的殘留物，猜出來了嗎？是指燃燒木炭過後所留下的灰燼；「薰屎」（hun-sái）照前推論，沒錯！就是指菸灰；「激屎」（kik-sái）比較高難度，是擺架子、態度嬌傲的意思；「厚屎」本意是指很常跑廁所大便，但後來衍伸形容一個人毛病很多；「攝屎」（liap-sái）本意是忍住大便，後來衍伸為小氣、吝嗇；「話屎」則是指多餘的廢話。
那臺語的「字屎」或者說「厚字屎」（kāu jī-sái）是什麼意思呢？像上述一連串的敘述，就可說是「厚字屎」，文章字詞所產出的排泄物，也就是贅詞、贅句啦！
關於文章書寫，一直以來，古今海內外都對此皆論述著墨不少，人類自文明以來，對於書寫能力的規範、格式、章法及表現形式，可以說是每個世代都有其獨特面貌及章法。舉臺灣為例，從清時期、乃至於日治時期，再到二戰後的整個社會政經面貌及教育文化的改變，而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譬如，過去有以漢字書寫的《千金譜》流通，透過文句押韻及朗頌的方式，做為識字的基礎教材；日治時期，以 1898 年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為例，1905 年便發行了《漢文臺灣日日新》版本，這個便是以漢字做為書面語書寫，但是它是以臺灣人母語為根本的漢文版本。
之後，一部份的臺灣知識份子掌握了日語能力，同時也承襲著臺語的能力，這些無論是講臺語或是以客語為母語的文人、知識份子，多半如同今日的口傳方式將這些語言在日常生活裡使用著。透過口傳，日常生活中有許多諸如民間歌謠、鄉野故事等搜奇誌趣，也從地方耆老的口中傳承散播出去，一方面是將豐富的語言命脈流傳了、另一方面則是開拓了在日本統治時期，文人對於自身定位、認同的情感疏發，這個時候，這一連串地方鄉土情懷逐漸成為情感的出口，像是百川匯流般，逐漸形成了臺灣在地的文化意識，也就是當時的鄉土文學。
知識份子以日語為官方語言，書寫著日文，於是在面對臺灣文學的書寫時，不得不面臨「表達自身認同」該如何書寫的迷惑。是該以書面語的中國白話文做為表達的方式呢？又或者該以「臺灣話文」來做為書寫臺灣文學的文字呢？於是在 1930 年代，日治時期的臺灣掀起了「臺灣話文論戰」又稱為「鄉土文學論戰」的序幕。
簡單而言，認為應該以中國白話文做為表達方式的代表文人有廖毓文、朱點人、林克夫等人，例如朱點人便是日治時期使用漢文書寫的重要作家，有「臺灣創作界的麒麟兒」之稱，主要以白話文創作臺灣新文學為主。
而認為應建立統整出臺灣話文書寫模式的文人則有黃石輝、郭秋生、賴和等人，譬如郭秋生便認為應該以漢字為架構，在日本文學和白話文學之外，將臺灣話文字化；而黃石輝則主張「用母語做文，用母語做詩，用母語寫小說，用母語做歌謠，描寫臺灣的事物」。
雙方的共同點是對於書寫內容都是以臺灣為主，但歧異點則在於書寫工具的不同，也就是要選擇「中國白話文」還是「臺灣話文」做為書寫的方式，而在書寫工具的歧異點中仍有共通點，則是同樣都不排斥以漢字做為書寫工具，或許這跟當時官方語言為日文、以及當時民間文學等歌謠口傳，諸如歌仔戲冊的記載模式多少有關。也或許因為這些錯縱複雜的異同，奠定了這場論戰在臺灣文學上一個重要的歷史定位。
如果說一篇文章的內容是其靈魂，那麼組成的文字則是其血肉。文字不僅是工具，更象徵著文言是否一致，如果文字只是工具，那麼 1930 年代就不會有如此浩大的論戰，如果語言只是工具，那麼日治時期的文人就不會因鄉土情懷而衍生出這一連串的文學用字爭論，粉紅色小屋也不用再這邊跟各位「厚字屎」說母語了，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