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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12月，最新一期的《柏林月刊》一如往常地出版了，這期的《月刊》刊載了一名柏林牧師的文章，在往後的一年裡，這篇文章在日耳曼文人社群中引發熱烈的辯論。
牧師的文章頗長，但最吸引讀者的，卻是文章裡的一個註腳。牧師在註腳裡問了一個問題，有的歷史學家甚至覺得，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牧師問道：「何謂啟蒙？這個問題，當與何謂真理同等重要。」
《月刊》出版後，詩人席勒、劇作家萊辛、哲學家赫德與孟德爾頌等，日耳曼地區首屈一指的文人紛紛投書獻論，對牧師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時間，「啟蒙是什麼」儼然成為普魯士最為人熱議的課題。
在牧師文章刊登的整整一年後，1784年12月份的《月刊》裡刊出了另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對文人學者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
文章的標題是〈對一個問題的回覆：何謂啟蒙〉。
康德在文章開頭，用一個拉丁文片語為「啟蒙」下了簡潔有力的格言，他說，「啟蒙」就是「勇敢地去探知吧！」
無論離上歷史課的歲月有多遠，我們也許仍舊記得歷史課本上一些常見的詞彙，「啟蒙運動」便是這麼一個幾乎每本歐洲通史教科書都會出現的名詞。
我們所熟悉的「啟蒙」，有著這樣的神話。它鼓吹人類應該勇於應用理性思考，將人類從基督信仰的迷信與教會權威中解放；它與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浪漫主義比肩，是歐洲文明邁向現代的重要里程；它孕育現代的自由與民主觀念，讓法國人推翻國王。
歷史課本上有一套對「啟蒙運動」的解釋，但「何謂啟蒙」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都還困擾著歷史學者。
有的歷史學家說，「啟蒙運動」可以總結為非基督信仰的異教精神復甦，與現代科學精神的崛起。他們說，「啟蒙時代」的文人對基督信仰與教會的種種特權感到反感，他們崇尚理性，認為無法被實際證據證明的論述都是神話與謊言。這些歷史學家說，「啟蒙時代」對理性與科學的重視，鼓吹人們勇於懷疑與求知，最終讓人們擺脫迷信推翻威權，成就現代的民主自由。
也有的歷史學家說，「啟蒙運動」不是哲學家努力書寫哲學書籍「啟蒙」民智，比起那些論述，平民百姓其實更愛讀八卦王室貴族的色情小說。他們說，我們不應該把「啟蒙」單純看作一場哲學家百家齊鳴的盛會。以法國的狀況來說，雖然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著名文人確實很厭惡教會，也嘲諷宮廷，但他們為了取悅讀者，也會寫一些情色文學。在那個時候的法國，「哲學書籍」指的不只是哲學論辯，而是各種可能損害政府形象的禁書，而最常見的禁書之一，就是情色文學。
歷史學家還說，不應該說歐洲有一個「啟蒙運動」，因為十八世紀歐洲各個語言，都用不同的詞彙來描述這個年代，而這些詞彙也都有不同的意思。
他們說，「啟蒙」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樣貌，也有不同的時間進程。例如，十七世紀末的荷蘭，迎來歐陸各地受政治與宗教迫害的逃難文人，於是，荷蘭的「啟蒙」，成為歐洲人宗教寬容與信仰自由的搖籃。荷蘭同時也是當時歐洲醫學實驗的重鎮，身處荷蘭的文人，也因此比歐洲各國更早開始注重理性、實證與科學等價值。
歷史學家也提醒我們，雖然「啟蒙時代」強調理性與科學，卻不表示全歐洲的「啟蒙」文人都厭惡教會。他們發現，抨擊教會的現象只出現在法國與英格蘭等地，更有甚者，許多歐洲「啟蒙」文人寫作時，仰賴的都是耶穌會士行旅各地所蒐集的材料，而即使在法國，伏爾泰與狄德羅等抨擊教會的文人，年少時也都是在耶穌會學院受教育。
當然，也有歷史學家堅持，無論詞彙的意義有什麼差異，「啟蒙」就是一個致力讓人類邁向進步與文明的過程。他們強調，蘇格蘭與拿坡里位於歐洲南北兩極，但兩地的「啟蒙」文人都有共同的關懷，就是要讓人類過得更幸福，而讓人類更幸福的方式，是要建立一套足以檢視人類道德、經濟行為與社會構成的科學。所以，蘇格蘭的休謨說，他要建構「人的科學」，拿坡里的維科也以《新科學》做為書名。
看了這麼多歷史學家的看法，我們應該不難發現，一直到現在，歷史學家仍舊沒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認同的答案，去回答1783年柏林牧師的問題。這回就讓我們一同看看，十八到二十世紀的人們，怎麼討論這個難以定義的詞彙吧。
1732年的倫敦出版了一本哲學對話錄，作者在對話錄裡，化身為一名對「新科學」涉略不深的文人。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新科學」指的是十六世紀以來，以實驗與觀察獲取的知識為基礎，進而討論像「人類如何感受外在事物」等哲學問題的思辨方式。
在那個年代，我們今日的物理學、化學、天文學與醫學等自然科學學科，都被稱為自然哲學，屬於哲學這個更大的學門，而自然科學的實驗與觀測法，也都只是回答哲學問題的一種途徑。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有些擁載新科學的文人自稱為「自由的思想者」。他們認為，新科學講求實驗證據的精神，就是沒有被實驗證明的言論，都不應該被信任，所以當教會宣稱上帝存在，人類死後可以上天堂時，他們往往會嘲諷地說：「請證明天堂給我看吧！」
依照這樣的邏輯，這些「自由的思想者」聲稱，他們可以利用理性，挑戰教會種種離譜的言論，同時也脫離宗教迷信的牢籠。
回到1732年的那本對話錄，對話錄的作者基於對新科學的興趣，向一群自由的思想者提問。這群自由的思想者說，新科學的種種發現，是運用理性的成果，這也表示運用理性，人類可以擺脫政府的威權與宗教的操弄。
他們說，勇於用自己的理性懷疑沒有證據的權威，就是一個被啟蒙的時代所應有的精神，而現在這個擁於挑戰基督信仰的年代，正是前所未有的啟蒙時代。
可惜的是，對話錄的作者並沒有被說服。
柏克萊說，強調理性與挑戰未經驗證的權威，並不是什麼前所未有的事，古希臘與羅馬文人就不斷如此強調。於是，柏克萊與自由的思想者展開一場漫長的論戰，最後，自由的思想者並沒有說服柏克萊，反而承認柏克萊的想法更有道理。
柏克萊說，一個真正啟蒙的年代，必須要能融貫前人的智慧與最新的發明，並謙沖地了解人類理性的侷限，而不是一味地認為我有理性我超強。他說，後者也只是墮入一種對理性的迷信而已。
英國的故事講完，讓我們回到日耳曼地區。
柏林牧師的問題，敲開日耳曼文人的思辨大門。約莫在康德著手寫下他對問題的回覆的同時，《柏林月刊》刊出了另一名文人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孟德爾頌說，「啟蒙」是一個啟迪社會大眾，讓他們慣於使用哲學思考，並探索真理的過程。這貌似是個很直白的定義，但孟德爾頌卻說，「啟蒙」會因為國情文化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異。
他說，「啟蒙」的程度，取決於大眾的知識程度、哲學思考能力與應用理性能力的高低。換句話說，啟迪大眾的成效，與大眾對啟迪的接受程度息息相關，我們因此會有好幾種不同層次的「啟蒙」。
除此之外，孟德爾頌也對「啟蒙」提出一個問題。「啟蒙」是要鼓勵大眾勇於應用理性，但理性對人類而言，真的是好的嗎？
孟德爾頌的文章出版後一個月，康德在《月刊》上刊登了他的「啟蒙」。
康德說，「啟蒙」是人類智識心靈從幼兒期過渡到成年期的重要階段，也因此，他大方地鼓勵人類，勇敢地去探知吧！
康德和十八世紀多數的文人一樣，認為應用理性，是人類智識心靈成長不可或缺的一環。於是，康德的「啟蒙」，也談到了理性的應用。
康德說，人類運用理性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公眾領域使用理性。在這個領域裡，人類使用理性的權利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沒有任何形式的權力，可以壓迫一個人以理性探求知識。
另一種情況，是在私密狀態使用理性，在這個時候，人類使用理性的權利，會受到人類所處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特殊情境限制。
然後，康德說，第一種情況，可以為人類帶來「啟蒙」。但無限制使用理性的「啟蒙」，真的有助於人類的幸福嗎？
康德擔心，無限制地使用理性，會讓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的語言、文化與道德等社會價值，進而導致現有的社會崩解。
還記得我們說過，康德的文章影響深遠嗎？
在康德投稿《月刊》的整整兩百年後，有一個法國人同樣以〈何謂啟蒙？〉為題，寫下他對「啟蒙」的看法。
基本上，法國人同意康德對「啟蒙」的說明。「啟蒙」確實是人類智識年齡蛻變為成人的過程，但是，法國人問道，我們真的可能達到「啟蒙」嗎？從康德的年代以迄今日，兩百餘年的歷史裡，人類真的在往「啟蒙」邁進嗎？
法國人曾說過，他自己也是個歷史學家。根據他對這兩百年來人類歷史的研究，這個問題顯然不會有正向的答案。
與此同時，法國人也問了柏克萊、孟德爾頌與康德都曾問過的問題。「理性」，對人類真的好嗎？
法國人舉例說，自然界有自己的時間流轉，然後，人類運用理性，充分地切割時間，以使人類能更有效率地運用時間。於是，理性切割時間後的我們，無論身體如何疲倦，每天早上八點都必須起床上班就學。接著，無論身體如何饑餓，我們都必須要在理性切割後的時間走向十二點時，才有機會滿足我們的身體需求。我們的生命，似乎被理性切割後的時間束縛，難以反抗。
理性讓我們走向更科學、更有「效率」的生活，但我們的身體呢？我們作為生物的自由呢？
「啟蒙」這個詞彙，可能永遠不會有一個簡單明瞭的定義，人們對這個詞彙的看法，也可能會隨著時代不同，而有不同的評價。
歷史學家們仍舊在爭執著什麼是「啟蒙運動」、歐洲史上有幾個「啟蒙運動」等問題，但這或許不是活在「啟蒙時代」的那群文人所樂見的景象。比起歷史名詞的爭論，他們更在意要如何改善人類生活，使人類活得更加幸福。
他們很多人相信，理性與科學會帶來「啟蒙」，促進文明，但他們同時也擔心，無止盡地理性與科學，可能會讓人類不再擁有人性。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有兩位德國學者問了當時許多人心中的問題。為什麼歷經「啟蒙運動」，已經擁有高度科學發展的人類，能夠在二戰期間做出這麼多泯滅人性的事情？
他們說，引領「啟蒙」的理性與科學，其實只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極權統治。人類透過理性與工具發明，破壞了自然原有的狀態，而在此同時，人類也漸漸喪失作為自然生物的本質，成為各種理性與科學工具的奴隸。
今日的我們，擁有比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更卓越的科學發展，但這樣的我們，更接近「啟蒙」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