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裡的民國】一代名伶，廣告巨星：梅郎的魅力

「梅郎」是誰？

如果我們翻開1928年12月的上海《申報》，在現代人不太看但早年絕對代表各種時代尖端品味的廣告欄位，可以看到有一位代言人同時出現在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廣告版面上- 其出現的密度與代言的商品歧異度，大概可以想見他/她當時的當紅程度。

畢竟，能夠同時讓西藥跟香菸廠商看上的，魅力可以同時席捲大媽與英俊小生這兩種截然不同客群的，其影響力大抵與最近的福山雅治不相上下。

如果你對當時的娛樂環境不算太陌生的話，大概鋪陳到這裡，你已經可以猜到我們今天想提的這個他/她是誰--是的，這個銷售與票房的保證，就是民初絕對沒人不認識的一代名伶，人稱「梅郎」的梅蘭芳（1894-1961），是也。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並不是一代名伶的艷事/八卦/喜好問題。而是更嚴肅的，如何開啟對戲迷進行洗腦喊話的廣告模式。

先來看主攻大媽客群家庭良藥的廣告，「中國伶界大王習用天下馳名二種良藥於其家庭」，標題採用直接破題法後，搭配上代言人英俊瀟灑的西裝半身照片與親筆簽名「掛保證」之手稿，很直接的傳達一個訊息：

我都用了你們怎麼可以不用！(傲嬌貌)

在照片與手書所佔空間超過廣告一半篇幅，藥品價格與說明反而縮到幾乎看不見的角落中，一方面極端凸顯代言人「伶界大王」的地位，也帶出家庭「必備成藥」的重要意義-- 至於必備良藥為什麼是「補血補腦」與「小兒胃腸」，後者顯然是跨時代之家長必備良藥，前者可能是當時的社會需求吧。

1910年，梅蘭芳與出身同為京劇世家後代的王明華結婚，所出之一兒一女均先後夭折。1921年，梅蘭芳娶旦角演員福芝芳為平妻，前後誕育了九個小孩，但仍只有四個長大成人。1925年後，梅蘭芳與京劇名老生孟小冬同居五年。因此，以今日我們所認知的梅蘭芳家庭狀況為前提，在1929年時，其九個子女已夭折五個，要代言「家庭常用藥品」其實也還算有足以說服人的親身經歷。

畢竟，放上一句「生死有命」的大絕，也無人可反駁吧？

補血補腦之聖藥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

當時，大洋一元五角是甚麼概念呢？

看一場北京大戲院的西洋電影，最貴的票價是大洋1元。如果你比較喜歡報紙，看一天申報是大洋4分。如果你是梅郎的鐵粉，聽一場梅蘭芳的夜戲特等座大洋3元，三樓包廂5角。所以，如果你是一般市民，通常坐在戲院邊角看戲，就要買三個座位才能買一瓶補腦丸，或是省下38天的報紙錢吧。

跟很多小說與故事的概念不太一樣嗎？那得考慮你平常看的文本書寫者與類型了。如果你喜歡張愛玲筆下的世界，在張愛玲心頭好的一級院線片戲院卡爾登看電影，日場就要大洋1元到1元半。(真，大小姐也。)

這樣的一瓶藥在當時到底貴不貴，只能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某方面來說，也代表了掛上梅蘭芳的標籤，稍稍貴一點，也是可以被期待的。

另一個廣告，則更把焦點放在梅蘭芳的「旦角」魅力上。

這則香煙廣告，更赤裸裸的借用當時的名人哏來打響自家商品名號。透過描繪梅蘭芳旦角造型，再連結至主意象「助興之妙品」：「觀名伶戲劇而吸三貓香煙，則愈陳愈香，則愈覺歌喉婉轉，而煙味香醇矣。」(至於助甚麼興，請別想歪，謝謝)

更重要的，是廣告下方提到可用集滿五十個香菸空盒兌換上海知名娛樂場所大世界的一張票，對此不得不感嘆商人將香菸與娛樂活動的結合創意，比起來十個空盒可以換一盒菸好像就沒有吸引力了。

至於吸煙與歌喉婉轉之間的關連，我想聲樂專業演唱者都知道護嗓與呼吸道順暢之重要性，避免刺激性煙酒，則是生涯維持之基本保養要件，民初廣告卻能將吸菸與歌喉婉轉的意象進行正向關聯，理從何來？大概也很難想得到吧。

（我好想把做廣告的人抓起來搖晃，「講清楚說明白」啊！）

寫到這裡，我們好像一直沒有具體的提到，梅郎到底有多紅呢？

1928年12月13日，上海大光明戲院借用正在上海舉行公演、鋒頭正健的梅蘭芳聲勢，邀請他為戲院開幕剪綵。在14日，《申報》在軟性的「自由談」專欄冒出一篇文章，作者「百足」以一語雙關〈梅開光明記〉提及在13日約有一千名上海人士參與的戲院開幕盛況。當天車水馬龍、冠蓋雲集，梅蘭芳先行抵達，隨即獲引入包廂略事休息。九點時只見梅蘭芳「衣黑色大禮服，丰姿如昨」出現，由樂隊作曲娛樂現場嘉賓之後，梅蘭芳與嚴獨鶴、周瘦鷗（戲院命名者，《申報》「自由談」主編）共同上台，周瘦鷗先為典禮致詞介紹，再由梅蘭芳作勢托起劇幕，共同完成上海當時難得一見的新式剪綵啟用儀式。

在這篇「置入性」報導中，申報借用自家版面，一方面為自家人士參與新潮活動大作形象宣傳，另一方面，戲院廣告所帶來的廣告收入也同時增進報紙營收。如此明顯的環環相扣或許也反映了早期新聞中的商業行為模式(古今皆然，笑)。

當然，梅蘭芳作為鋒頭人物，其影響力在報紙宣傳下，聲勢高漲超過口耳相傳，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報紙、商業主相互「捧炒」的態勢外，從古至今，關於戲劇界個人金主有力票友的實力也是不可被忽略的。1927年12月12日，梅蘭芳聲勢逐漸攀上高峰的時間段中，陳敬第致函給袁思亮時，提及以下的觀察：

「畹華（梅蘭芳）時來運來，玉霜（程硯秋）時去運即來，亦難兩得。」

而當事人之一的程硯秋（1904-1958），則從個人觀點出發，在信函中隱晦提及一二。他表示，由於他一度沾染多種「嗜好」，因此「梅黨」見縫插針，抓住機會在報紙撰文。

「天天來秋寓要打牌，秋為敷衍面子計，又素性好牌，不知不覺，混了兩三個月，幾乎吊嗓子都沒有工夫。後知情形不對，即立志戒賭，與他們疏遠些。」

但同為梨園子弟，當前輩王瑤卿（1881-1954）、同輩梅蘭芳家有喪事，程雁秋雖然正在排練「青霜劍」，卻也抽空對長者表達致意。或許，程硯秋對「梅粉」的觀感與其自我藝術所能表達之自信與不服輸，就在「此戲情節極悲，看客多下淚。星期日包廂內有一女客，忽然失聲號痛。可見此戲尚能感動人。」（1925.3.12、1924.7.4函）中，能表一二。

於是，不管程粉也好，梅粉也罷，為了自己的偶像在報紙數度筆仗往返，也是對偶像表示忠心不貳的方式。

程硯秋致函上海重要票友與贊助者袁思亮（字伯夔，知名藏書家之一）時，希望袁思亮能藉其人脈與聲勢而為，代為澄清：「與秋好者，亦在報上還罵，秋苦勸不聽。不料宣戰後他們便又停戰，忽又大變態度。羅先生自去年病後，他們未去看一次。近日非常殷勤，全體出馬。一面專造謠言，破壞秋的名譽。現在是造謠的時期了。將來此等謠言，恐怕愈出愈奇了。上海方面，還懇您代為說明，報紙文章等抄好寄上，此間友人說他們既停戰，亦不再還口。不過他們變剛為柔，更不能不防備了。」

程硯秋信中提到的「應酬」，或許可用任友安《鷓鴣憶舊詞》提及伶人表演後的應酬活動來解釋：

「當時習尚，名伶奏藝下後台，畧去粉墨，即應約赴捧場有力而親近者之府第為晚會，往往至三鼓，或天明興盡始鳥獸散。樂此者，無虛夕也。」

（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香港：天文台報社，1990，頁155）

當時，京劇伶人的社會地位仍有待提升，因此，戲後「應付」贊助者的飯局，是劇院包廂是否能滿座的重要關鍵。當陪頭面人物應酬成為不可避免的工作環節，如何不為此提早倒嗓、壞了身子，也成為各個京劇名伶幕後的兩難之處。

(所以，不要再相信吸菸與歌喉婉轉會有關聯了！)

不管「梅黨」作風如何，梅蘭芳與「梅黨」之著者往還、恩怨情仇，「所排諸新劇台詞，多經由許姬傳及李宣倜為之增損」，其境界提升亦為不爭事實。（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頁157）梅蘭芳作為民國時期重要京劇藝術工作者之一，在兩度東瀛之行外，1930年更前往美國公演七十二天，已創下當時的新紀錄。

於是，你說梅郎多紅？

看在報紙、商品廣告都爭相沾上一筆，便足可留下茶餘飯後的談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