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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國家都有國父（Father of the Nation），而且國父可能不只一個，統稱開國元勳（Founding Fathers）。西方最早有國父之稱者，可能是羅馬共和時元老院授予的”Pater Patriae”，即「祖國之父」，而第一個被授予此稱號的是著名演說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因其平定了推翻羅馬共和之陰謀。羅馬帝國建立之後，許多皇帝被授予此一封號。世界各國除了國父，另有國母之稱，意指君主之母，或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女性。
孫文被稱作國父，始自 1925 年 3月其逝世之後，時蔣中正在作戰途中，獲悉此訊息，於 3 月 30 日所致之悼詞，提到「我們的孫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國父死了，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同時，在廣州代理孫文大元帥職務的胡漢民，亦稱「先生為民國國父，蓋中國數千年均為專制政體，先生首創民國，共和中經幾次破壞，均由先生竭力挽回。」
其後，許多中國國民黨人以個人身分稱孫為國父，惟黨務文書及集會中，仍稱總理。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之後，國民黨以黨領政，不僅國民黨人稱孫為總理，非國民黨人服務於國民政府者亦稱之；會議場所懸掛孫的遺像，會議程序亦須「恭讀總理遺囑」。
1939 年 11 月，中日戰爭正在進行，於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林森等以孫總理「領導國民革命，興中華、建民國，改革五千年專制政體為共和國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縛，復興民族，躋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有自由平等之地位」，提出「擬請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全會決議該案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
1940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四三次會議，一致決議通過該案。3月28日，中執會將此決案函送國民政府，次日通令各級黨部。4月1日，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單位遵照辦理，惟訓令並未明定場合及範圍，亦未提及民眾機關，以致無所憑據。國民政府乃於5月29日訓令三項原則：一、在政府機關民眾團體應一律改稱國父；二、在黨內稱國父或總理均可；三、坊間已印就之圖書文字，不必強令改易。[1]以上即孫文被正式稱作國父之過程。
孫文被尊為國父，關於他的思想學說與其個人之研究，賡續出現，紮實研究者有之，歌功頌德者有之。諸多著作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教科書。書中對孫的事蹟及學說，評價極高，深刻影響莘莘學子對相關歷史之看法。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一書，突破先前過於尊崇孫文的歷史敘述，回到清末革命現場，有別於過去以孫文為主軸的革命敘述，除談論孫個人之行止，亦將焦點置於孫文周邊的夥伴，企圖打破定於一尊的國父論述，彰顯清末其他革命志士亦有不下於孫文之功績；由是，國父可以是複數的「國父們」。
書分八章，各章皆突出重要革命志士的個性及作用，敘述了黃興、宋教仁、孫文、汪精衛、陳炯明及光復會成員蔡元培、章炳麟、徐錫麟、秋瑾，和參與武昌革命的新軍志士。本書不但有助於對清末革命歷史不太清楚的讀者，了解革命黨人動態，亦提供大量革命逸事供讀者閱覽。作者文筆通俗流暢，尤值得一提。清末史料，常文白夾雜，一般人不易閱讀，作者將這些史料消化之後，以現今口吻及平易近人之筆呈現，尤善擷取史料中有趣的部分作發揮。
像是徐錫麟槍擊恩銘失敗的過程，作者參考自馮自由《革命逸史》一書，原書所述為：
錫麟之本意欲以一槍擊死恩銘，當即轉向左以擊藩司，復向右以擊臬司。而令伯平、宗漢分擊兩旁侍立之各道府州縣官，不料其眼近視，不能識其命中與否，遂向恩銘亂放，伯平、宗漢亦隨之而亂放。恩銘身中七槍……皆非致命傷也。[2]
作者的敘述為：
本來按照徐錫麟的理想情節：他先一槍蹦掉恩銘，之後雙槍縱橫，連續開火斃掉恩銘旁邊所有官員！至於丟炸彈的同志以及跟在徐錫麟身旁的兩位同志，也會一起掏出雙槍，然後解決門口附近的所有官員，徹底癱瘓安慶的官僚系統！……
如果徐錫麟真能實現他的計畫，光復會不只能成功地發動起義，還會留下媲美好萊塢電影的經典動作場面。但幻想是美麗的、現實是殘酷的，真實情節是：
當徐錫麟掏出雙槍要對準恩銘時，他發現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處！
原來他老兄「近視」，根本無法瞄準目標啊！所以他只好「亂槍掃射」，結果恩銘身中七槍……卻沒有一槍被打在致命部位，讓這位老兄竟一時沒死成！（頁81）
從文言轉白話，並加了不離史實的補充敘述，雖篇幅增加了一些，卻能十分突顯這段歷史有趣的地方，這顯示作者優異的講故事能力。此外，書中不時夾雜時下年輕人的網路用語，如打醬油（頁31）；在敘述陳炯明之章，標題則以「囧名之下」稱之，一方面取其同音（炯明、囧名），一方面網路用語之囧，有尷尬、無奈、受不了或被打敗等意思。從這些地方，在在可見作者之通俗寫作能力及巧思。
由於本書是通俗讀物，且以極為淺近的口吻作敘述，無法長編大論，因此難以避免簡化歷史，論點因此有可再商榷之處。像是本書或許限於主題，有濃厚的英雄史觀，常有個人對歷史有關鍵影響之敘述，如提到二次革命，作者謂軍閥混戰「正是孫文發動二次革命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吶！」（頁23）實則軍閥是清末以來長期演變的產物，恐非孫文一人能夠影響。[3]
提到《臨時約法》的推出，作者的敘述顯示這是宋教仁個人限制袁世凱的謀略（頁39），其實，《臨時約法》起草時，宋教仁根本不在國內，該法是多人的結晶。[4]再如，作者認為孫文歷史地位的優越，是蔣中正個人「假造真相」的結果，而孫文生前地位並未特別崇高（頁26），此一指控，極為吸引目光，下文略作探討。
中華民國產生國父的時代背景，與「華盛頓神話」在晚清以來之建構有關。當時，對於美國開國領袖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正面刻劃日漸增多，雖美國並無單一的國父，但美籍在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38年於新加坡刊印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首度以中文稱華盛頓為國父。此一稱呼，其後為許多華人所引用，如梁廷枏1946年的《合省國說》，讚揚華盛頓的品德，謂美人於其去世後，「群尊之曰國父」。
在諸多著作的吹捧之下，華盛頓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創建者，也如同中國三代之聖君，是為「異國堯舜」。從歷史的大脈絡來看，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華盛頓神話」，正是孫文走向國父聖壇非常重要的思想動力根源。[5]
孫的英雄形象，很早便被塑造出來，1896年所謂「倫敦蒙難」，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使其聲名大噪。[6]1905年同盟會成立，其作為全國性人物領導革命，已獲認同。
當然，正如作者所言，在革命黨內部，孫非英雄，也非聖人。但在1920年代國民革命運動的浪潮之中，孫文在知識分子群體心中，已占國家級領袖地位，像是1922年11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慶舉行一場民意測驗，問當今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位？結果回答孫文者最多，占27%；1923年12月北京大學校慶也舉辦一場民意測驗，問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在國內大人物中，孫文亦居首位，並與第二名陳獨秀票數差距甚大（473票對173票）。
在民間，甚至有「靠孫中山吃飯的行業」，如藉販賣孫文相關書籍維生，甚至有「孫公紀念品」，即箋（上刊孫文遺墨）、封（上刊孫文遺墨）、筆（上刊孫文遺訓），凡購買《孫中山評論集》者，憑書內所附贈券，可得上述箋一束，「俾得永遠紀念」。[7]
因此，蔣中正個人無疑有塑造自己是孫文傳人之企圖，並以其權力操弄孫文之歷史敘述，但將孫文拱上國父，並彰顯其歷史，非僅其一人所為。國民政府中派系龐雜，亦不宜將國民政府所作所為，全與蔣劃上等號。其實，作者大量引用的馮自由《革命逸史》，其第二集封面便由蔣中正題字，若蔣真要澈底「假造真相」，何必為此書背書？正如作者強調清末歷史的多元內涵，孫文日後形象何以如此，其實也是個複雜的歷史課題。
據作者說，本書寫作目的，是提供讀者更多的刺激及疑問，然後有機會探索出「屬於自己的歷史」，他希望讀者不斷去思考「為何我們不知道這段歷史？這段歷史真相為何？」並去質疑作者所言是否真確（頁252）。從上文的討論，作者無疑已經成功達成其目的！
（作者為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延伸閱讀：非主流論述的國父──讀《素顏的孫文》
[1] 李雲漢，《中國史述》，第3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11月），頁503-510。
[2]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頁73。
[3] Hsi-sheng Chʼ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1-35.
[4] 張國福，〈關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問題——兼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訂過程〉，《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1期，頁89-92。
[5]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5月），頁27-69、139。
[6] 參閱黃宇和，《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10月）。該書對所謂「倫敦蒙難」過程，有極細緻的考證，並以相當篇幅探討孫文英雄形象的樹立過程。作者為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澳洲國家社會科學院院士，對孫文的研究甚為深入。
[7]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頁139-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