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通往未來的過去：重讀《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去年（2014）春天，一場「太陽花學運」震撼了全國上下，迄今猶是餘音不絕。關於這場運動的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國內外討論已多，本文無意另起爐灶作全面性的點評。本文要作的，是藉一本舊著新刊，省思「學生運動」的本質和意義。

這本舊著新刊是呂芳上教授於1994年初版，今年（2015）再版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以下簡稱《學生》）。《學生》是嚴格意義上的學院式歷史學著作，史料豐富，論證嚴謹，自非「借古諷今」之作。但這並非意味，作者沒有深刻的「現實」情懷。原書初版序言謂：「從八○到九○年代，由北京天安門事件到臺北的三月學運，顯示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中，緊扣社會脈動的校園，也隨著產生極大的震盪。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不能沒有時代的感觸和關懷」。從此可見一斑。
 
二十年後，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的變動巨輪並未停下，臺灣尤其走向國家認同的關口，波濤彼落此起。於是，《學生》於2015年再版發行，不能不令人想起臺灣餘燼未熄的太陽花學運，還有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再版序文即言：「學生運動有如一把不滅的火種，不同的時代，只要適時適溫，火苗一竄，便要星火燎原」，而「學運的議題可能變種不居，學運的本質和手法幾難二致」。學運的本質和手法是否幾難二致，當然是讀者可細細玩味的。
 
在介紹本書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妨先看看1990、2014年兩次臺灣學運共同反對對象－－「國民黨」的形象。兩次運動皆身歷其事的范雲教授嘗言，「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是在威權體制下希望為臺灣搶下民主。二十四年後，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民主，但此新生的民主卻面臨倒退危機，太陽花運動的努力，則是力抗不讓臺灣的民主被偷走。」
 
也就是說，國民黨被學生運動群體定性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甚至是與「進步」價值相抵觸的力量。站國民黨立場者，倘另有看法，應屬自然。但即使如此，許多國民黨人其實也意識到，反對者在所謂「進步」價值上提出的重大挑戰。例如，太陽花學運期間，流傳一封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的信函，提及目睹學運現場後的觀感，略謂：「在場靜坐群眾，幾乎全是大學生，而且個個眉清目秀、眼神堅定。相較於許多只關心追星打卡、吃喝玩樂的同儕，他們關心國事、勇於表達，顯然是年輕世代中的佼佼者。可以預見，在這一群人中，將會出現下一代的政治家、律師、學者、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
 
李淑珍說，「這裡坐著的是下一代的菁英」，這令她悲從中來。
 
相較於國民黨內若干一股腦兒「把學運推給反對黨」的言論，李淑珍能正視青年人心的歸向，應是可正面看待的。至少，筆者願相信她曾經一番下筆沈重。畢竟，這不是國民黨人第一次說類似的話。且不談1946至49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窮於應付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坐令學運為共產黨在武裝鬥爭外的「第二條戰線」所利用。其實遠在1924年，亦即共產黨初建未久，尚屬襁褓嬰兒的年代，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便語重心長地說過：「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
 
今夕何夕，把文字中的「共產黨」替換成現今的反對力量，把「中國」改為「臺灣」，還是會讓人感到歷史女神開了國民黨一個玩笑。
 
數十年來，多數國民黨人對群眾運動認識不清，方法欠周，造成諸多惡劣影響，應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論是在南京抑或臺北，國民黨人似乎總是有「站在學生運動對立面」的形象。然而，過份聚焦於國民黨對學運的舉措失當，很容易忽視一個事實：國民黨本身曾經是學生運動的弄潮兒。即令是前引的戴季陶的感言，也必須用此角度，方能適切理解。

 

溯國民黨組織的前身，興中會、同盟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成員固不乏江湖豪俠、綠林好漢，但青年學生仍是當中重要的主體（特別是同盟會組織）。及清廷傾覆，民國肇建，有「清遺臣」吳慶坻、金梁等人編輯《辛亥殉難記》一書，詳列忠於清室、力抗革命黨人的「殉難」之士。
 
是書收錄前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名經學家王先謙所寫序文，內稱：「推肇亂之由，自學校至軍屯，創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處之，列省奉行，糜金錢無算。其出洋留學者，復不加約束，以致流言朋興，莽戎潛伏，謀國不臧」。用白話文即是說：我大有為清政府之所以遭逢不測，原因出於未嚴加約束「學生」言行，造成政治、社會秩序大亂。
 
不意在一百年後，繼承革命團體家業的國民黨人，在臺灣已經失去了革命氣慨，也失去了「學生」人心。於是乎，國民黨人師承清遺臣的衣缽，接力指責「學生」的不是，當然用語隨時代會產生區別：「不教之民」變成了所謂「婉君」。
 
究其實質，國民黨（及其前身眾革命團體）從學生運動弄潮兒，變成在價值論述上否定學生運動，是一個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發人深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號稱「成功」，但黨人並未藉此奪取政權，政權落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軍人、官僚之手。自1912至1926年十多年間，黨人基本上是在野黨，除了數度掌控廣東地方政權外，缺乏挑戰北京中央政府（所謂「北洋政府」）的實力。
 
直到1920年代中期，國民黨借鑑蘇俄經驗，轉型為動員性的革命政黨，再搭配強調意識形態訓練的黨軍，始漸有問鼎中央政權的能力。經過曲折的統合過程，「國民革命軍北伐」終於在1926年夏天發動，打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江山。
 
這時期，國民黨作為動員性革命政黨，又保持接近青年學生的傳統，與學運的關係極其密切。即使是在北伐軍事行動中，每有「學運世代」（借用現代的語言）成員擔任幕僚、政戰與宣傳人員，「持筆且從戎」。今天臺灣讀者熟悉的羅家倫先生，本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伐戰爭期間便在蔣介石總司令部幕下服務。他們洋溢著革命情緒，深信國家的危難「實由於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之相互勾結」；他們所高喊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根本就是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直接傳承。
 
然而，自1927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因北伐軍事的勝利，由「在野黨」向「執政黨」轉型，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穩健」的施政計劃取代了「激進」的革命話語，學生運動也因此有明顯轉折。
 
1928年6月，北伐軍開入北京，北洋政府覆滅。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於南京召開，自由派知識份子國民黨員蔡元培提出一個引人矚目的提案「取消青年運動」，內稱：「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值今北伐軍事結束，國家需要培養建設人材，如不及早籌謀，「十年二十年以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耶？」因此，「非停止往日之青年運動不可！」
 
蔡元培之議一提出，正反意見紛至沓來，贊成者多半是教育行政單位，反對者多半是學生組織及民眾團體，無法獲致結論。但基本上，國民黨之疏離學生運動，已是無可逆轉的現實了。
 
綜上所述，國民黨疏離學生運動的形象，應是始於1920年代晚期。1930年初，國民黨通過「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及「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終於明令限制學生不得與聞校政和涉入政治。於是，在「合法」的學生團體中，五四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根據學者王奇生的研究，國民黨在大陸時期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除了軍人黨員外，始終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只不過，在國民黨於1928年取得中央政權後，一個趨勢是教師所佔比例增大，而學生所佔比例逐漸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在教育「黨化」的口號下，某些地方限制非黨人員從事教職，或者強制教師集體入黨。1920年代青年學生爭相入黨的情形已不復見，黨對富有革命激情的學生失去了吸引力。
 
國民黨之所以在取得政權之初，隨即疏離學生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學生》一書的主軸，簡單說就是探討「五四」後十年中國學生運動的變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國學生運動以學生自發性活動揭開序幕，以停學、罷課、請願、遊街、示威等手段，提出含括下至個人權益，上至政治、人權、教育、外交等項目的訴求。
 
但是，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學生固然有知識，惟能力薄弱，又無經濟基礎，既擱不倒北洋政府，也逼退不了「帝國主義者」。他們若能獲致一點成果，多半還是要靠「各界」的同情與援助。適在此時，新興的動員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還有青年黨，抱著「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看法，逐步與學生接近，多方滲透學運，甚至操控了學運，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政黨）運動學生」。

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從自主到喪失自主的過程，可以《學生》一書中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簡稱「學總」）為例。溯五四運動時期，各地青年學生為加強聯繫，擴大活動，相繼於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杭州等大都會成立學生聯合會。及至1919年6月，各地學生團體進一步成立「學總」，作為串連全國學生力量的組織。一、二、三屆負責學總的理事，多無政治色彩，也不願和政治扯上關係。但是，學總的政治獨立性，在1921年以後逐漸失去。
 
是年7月，共產黨成立，注意佔領「機關」「團體」的重要，有意操縱學總的活動。未幾，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特設「青年部」作為領導青年學生的機關，很快就將學總收納入黨的青年運動組織中。然而，當時國民黨正值「聯俄容共」時期，許多具有共黨身份的「跨黨分子」，身居各級國民黨黨部的要職，包括青年部及其附屬機關。處此情境，國民黨「純正黨員」和「跨黨分子」之間，既有合作，亦有爭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勢必會波及學總的前途。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已受政治力介入的學總當即表態支持，各地學生也相繼響應。於是，北洋政府軍警動輒以「赤化」罪名逮捕學生，摧殘學運，學總只能更堅定地追隨「革命」陣營。不意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翼之爭，亦已逐漸白熱化，大變繼起。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處此情勢，學總左右翼遂分別在武漢、南京各開各的第九屆全國大會，交相指責對方是「偽學總」。7月，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決裂，不久垮台，武漢學總即告瓦解，負責人作鳥獸散。至於南京學總，雖能繼續存在，實已徹底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學生運動夾在政治運動下進行的最佳寫照。
 
面對政黨的介入，學生未必毫無自覺。《學生》指出，學生是否應涉入政治，在1920年代已是爭議性的話題。贊成者謂：一、青年是國家未來主人翁，所以對政治應有相當研究，但研究不如切實訓練好，故第一步應該加入政黨；二、政局杌隉，校園不安，欲改革教育先改良政治，改良政治目標在打倒軍閥官僚、打倒帝國主義；加入政黨，使目標得以實現。反對者則認為：一、青年人思想未固定，加入政黨乃一時之衝動，於黨義漠然，於黨於學生均無益處；二、青年時代應先打好學問根柢，再努力實際政治不晚；三、青年入黨，囿於黨義，喪失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於黨員責任又不能放棄，會造成荒學後果。
 
不可否認的是，學生加入政黨，加深了學運政治色彩，一不小心便栽入爭權奪利的現實世界中。《學生》認為，前揭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運動的說詞，是令人驚訝又不失坦白的話語，一語道破了五四以來學運變質的實情。不惟如是，政黨介入學生運動，或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令人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果。例如，「校園自主」、「學術獨立」，原是近代西方社會的觀念，傳統中國思想一向強調學問與入仕的關係，而發展中國家尤其很難奢侈地供養大批知識分子作「純粹的學術研究」。於是，學術為政治目標服務，校園滋長為政治的資源，是常見的事例。儘管學校依然是政治批評的主要來源，學生運動在許多場合確是促使國家進步的力量，惟弄到「教育為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的程度，顯然是一個壞現象，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隱憂。
 
事實上，《學生》一書所揭露的學生運動景象，對當代臺灣一般的「藍」、「綠」青年（如果可以這樣硬性區分的話）而言，是同感陌生的。
 
讀者也許想問，《學生》對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的斷語，是否合理？這部分，讀者自可從書中浩繁的史料引註找尋答案。惟對臺灣讀者來說，更大的疑問恐怕是：1920年代的中國歷史經驗，可否作為思索臺灣未來前景的靈感？對此，筆者仍舊是抱持肯定的答案。畢竟，歷史固然不會單純重演，但太陽底下確實不會有太多的新鮮事。
 
《學生》書內所描寫的，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訴求維護國權、改善人民生活，不同學運群體間的路線衝突，政府當局對學生運動的壓制，在野黨對學生運動的微妙關係，以及學生運動始終存在失去獨立性的質疑，對照當今臺灣的現狀，真令人有撫卷長嘆之慨，值得細細品味。當然，筆者並不主張，生硬地將舊日中國經驗套用在當今臺灣之上，淪為「借古諷今」者流。兩者的情境差異，在某些方面是很明顯的。例如，1920年代的國民黨、共產黨一方面試圖操弄群眾運動，但同時也正走向武裝奪權。而臺灣過去雖有軍事化政權的執政，確沒有軍人干政的傳統，今後更不該有任何政黨企圖假此手段。
 
其次，1920年代的群眾運動，正由五四時期的百花齊放、重視個人解放，轉向集體主義化的發展。這是國共兩黨革命奪權後走向「黨國體制」的重要關鍵。相較於此，當今臺灣已有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還有正在萌芽的多元價值觀。太陽花學運的爆發，曾引起社會各界對政治制度的焦慮與爭辯。但無論如何，筆者對政治體制、自由化、多元化的遠景仍深具信心，不相信臺灣政治走向「革命奪權」的回頭路。
 
筆者言盡於此，不擬再多作發揮，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另有不同的感懷。記得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友人，形容《學生》一書是「一部時代之作，每個人讀都各有體會」。誠哉斯言。不管我們對臺灣的未來有何看法，若願意用歷史的眼光來做點思考，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