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歡樂百家愁──明代科舉的名額與地區配額

洪武三十年（1397）竟然產生了兩位狀元，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大學士劉三吾（1313-？）擔任主考官時，會試與廷試的第一名都是南方人，且這次的金榜內竟無一北方人，便有流言指稱劉三吾出身南方，因此偏袒南方人。朱元璋聽聞後非常氣憤，另派翰林院官員張信（1373-1397）主持複查試卷，要求在下第試卷中挑選優秀者進呈。

張信閱卷後，認為落榜的試卷確實不佳，朱元璋當然就更加氣憤了，他把這次的考官全都治罪，在六月又舉行一次廷試，由他親自策問，重新拔擢了 61 名進士，皆為北方人。因此，洪武三十年共發兩榜，後人稱為「南北榜」或「春夏榜」。

早在八年前（1389），朱元璋曾在謹身殿與翰林院學士討論治民之道，與他對談的正是南北榜的主考官劉三吾，當時劉三吾說：「南北風俗不同，南方適合用德行感化，北方適合用暴力制服。」朱元璋答道：「地有分南北，人民則無二心，帝王應該一視同仁，怎麼可以有差別待遇呢？」此語令劉三吾羞愧的無話可說，也隱含著朱元璋試圖拉近南北差距的心願。從這樣的角度剖析八年後「南北榜案」發生的契機，或許可以看作是朱元璋攏絡北方士人的一種策略。

「南北榜案」後又過了數十年，明朝的國都已從南京遷至北京，朝廷的施政重心也有所調整。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朱高熾（1378-1425）在奉天門召見內閣大學士楊士奇（1364-1444），詢問他科舉的弊端應如何改進？楊士奇建議科舉應兼取南北士，在會試考卷外標明南、北，每 100 人中取南方 60 人、北方 40 人。仁宗認為北方人的學問雖不及南方，但中式的機會若增加，便可以激發北方人的向學風氣，所以他相當贊成這項建議。

楊士奇的區域配額構想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朱元璋的遺志，南北分卷制度遂於下一屆科舉實施。至宣德二年（1427）正式實施時，又作了更細緻的調整，西南地區與南直隸的部分府州被劃入中卷，中卷錄取比例為 10%，即將南、北卷各退 5% 所得，意即北卷、中卷、南卷的錄取比例為 35：10：55。所以南方的人才就算再多，錄取的人數也不會超過 55%，洪武三十年上榜皆為南方人的情況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除了會試的分卷制度，明朝的鄉試也有區域配額，稱為「解額制度」。解額制度源自於宋代，因宋代科舉的第一級考試稱為「解試」，解額即為解試錄取名額，各地都有定數。洪武三年，開國第一科預計取 510人，包括直隸（今安徽、江蘇一帶）取 100 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今湖南與湖北）各取 40 人，廣西、廣東各取 25 人，但某地人才若特別多，可不必拘泥額數。

洪武三年最終只取了 120 人，而朱元璋不拘額數的但書，反而成為明代初期科舉的定制，洪武朝與永樂朝的鄉試皆不拘額數，直到南北分卷的制度確立後，解額制度才隨之恢復。

解額制重新確立後，某些年分會因應政策或回應地方需求，提供暫時性或永久性的增額。至於全國性的重大調整則有四次，分別為正統六年（1441）增為 760人、景泰七年（1456）增為 1145 人、萬曆四十三年（1615）增為 1282 人，以及崇禎十五年（1642）增為 1379 人。

明末儒學家顧炎武認為南北分卷只是調停之術，而非選拔人才的好方法，因為北方經過明初喪亂，教育程度早已不及南方。顧炎武的感嘆，正好印證了鄉試與會試的配額制度保障北方人有一定的錄取比例，對於區域均衡發揮積極的作用。例如嘉靖三十七年南、北直隸的解額都是 135 人，但南直隸有 5000 人應試，錄取率為 2.7%，而北直隸只有 3500 人應試，錄取率為 3.86%。其他地區如福建有 90 名解額，3700 人應考，錄取率為 2.43%，江西有解額 95 名，高達 4300 人應考，錄取率僅 2.21%。也因北方地區中式機會普遍較高，屢屢有江西、浙江等競爭激烈地區的考生假冒鄉貫，前往北直隸應試。

鄉試的競爭程度雖各地不一，但朝廷解額多寡的規劃是以「三十取一」作為基準，所以鄉試的錄取率大約在 2%-5% 間。雜談了鄉試解額的概況，那麼會試的錄取情況又是如何呢？明代會試的錄取人數，初期大多維持 100 名，正統五年（1440）增至 150 名，成化年間後則以 300 名為基準，各年略作增減。會試不只要與同年的考生競爭，還要與前幾次落榜的考生競爭，其錄取率約為 7%-10%，較鄉試容易考取，明清時人遂有「金舉人銀進士」之語，彷彿考中舉人的價值比進士來的高。

通過了鄉試與會試，考生幾乎已經取得進士資格了，因為廷試只重新擬定名次，基本上不黜落考生。只有少數的考生通過會試後未參與廷試，而不能成為進士。此種情況稱為「告殿」，可能的因素有罹患疾病、奔喪、躲避政敵等，他們仍可在以後的廷試進行補試。

粗略地介紹明代科舉的三級考試，可知鄉試解額與會試南北分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南方地區的中舉比例，以保持區域平衡。但綜觀明代進士數量，會發現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仍然是最多的，其中南直隸又以蘇州為最，佔約南直隸的四分之一。江南地區善於舉業的原因，不外乎是江南市場經濟發達，累積雄厚的經濟實力，能夠聘請塾師，課督子弟。且江南教育風氣興盛，書院與學校眾多，也形成良好的就學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