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叩科舉之門──明代的官學教育

在講述明代的任官途徑時，曾提及只有少數的「充場儒士」不必就讀官學就能考科舉，多數童生仍須由「童子試」（童試）取得「生員」資格，進入地方官學就讀，才能更進一步考科舉。

「童子試」儼然如小規模的科舉，要經過縣試、府試和院試等層層關卡，有些學子在此階段就屢屢受挫，終其一生未能正式參加科舉。不過在明代晚期，官銜和考試資格都可以用錢買得，童生只要花費幾兩銀子便可以參加院試，沒有錢尋求知名人士引薦的童生反而不容易錄取，所以當時的讀書人將府試稱為「府關」，僥倖通過了這關，要成為生員就像拔草一樣簡單了。

自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詔天下設立學校起，地方官學的建置在洪武朝已趨於完備。各個地方官學招收的生員額數有定，而生員又依學問高下分為若干種，在正額內錄取的生員每月可以領取官府發放的廩食，稱為「廩膳生員」（廩生）。額外增收的生員稱為「增廣生員」（增生），雖然沒有廩食可領，但可以遞補廩生缺額。後來愈收愈多，增收生員之外，又再增取的生員稱為「附學生員」（附生）。附生之後，還有青衣生、社學生（發社）。

雖然正額有限，但為了攏絡士子的心，正額之外的生員則沒有定額，據儒學家顧炎武（1613-1682）的估計，明代晚期全國的生員約有 50 萬人，約佔總人口數的 0.4~0.5%，數量十分可觀。

地方官學雖然屬同一層級，但教官的名稱與俸祿仍有些差異，府學教官稱為「教授」（從九品）、州學教官稱為「學正」（未入流）、縣學教官稱為「教諭」，而每個官學都有輔佐教官的「訓導」。現代教育制度還遺留「訓導主任」、「大學教授」的稱呼，大約就是古代制度的遺存。

明初的儒學教官大多是由地方上辟舉的儒士擔任，先試職三年，有功才實授官職。科舉穩定實施後，則多由會試落第的舉人擔任，他們雖然教書，仍不放棄準備科舉，因為儒學教官是品卑俸薄的工作，總期盼著有朝一日能夠更上一層。

官學學生要修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且選擇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中的一經作為專門的研讀學科，稱為「本經」。學生每日清晨至教室與教官行禮，開始一天的課業，教官的授課教材包括四書五經、歷代名臣奏議、《大學衍義》、《資治通鑑綱目》等傳統儒家經典，不過四書中的《孟子》因為帶有民貴君輕的思想，所以被特別刪節過。

教官授課之餘，學生每日要臨摹名人法帖五百個字，學習九章算術之法，還需熟讀《大誥》（以朱元璋名義編纂的法律集）與各種經史、律誥、禮儀，這是朱元璋欽定的必考題。每月的初一與十五是練習射箭的日子，學生兩人為一組，各攜帶四支箭矢，射距初為三十步，最多加至九十步，射中的人可飲酒三爵。

生員們一心追求舉業，但想考科舉也得先經過篩選。正統元年（1436），各布政使司（省級的民政機構）下設有「提學官」專門考核地方儒學教育，提學官主要的任務就是要考核生員，在三年任內須考核生員兩次，第一次為「歲考」，成績分為六等，名列第一等可以升級，即補廩生或增生的缺額，並給賞獎勵。而名列第兩等也給賞，第三等不賞不罰，第四等受訓誡，第五等要降一級，即廩生降為增生，增生降為附生，依此類推，若名列第六等則罷黜為民。第二次考核為「科考」，科考名列前兩等的稱為「科舉生員」，才有鄉試資格。

生員若要往更高級的社會階層流動，其主要的途徑是科舉。除此之外，自洪武十五年（1382）起，年滿二十歲以上，資質良好，容貌端莊的生員，每年還可以參加禮部的甄選，稱之為「歲貢」，通過後就可以進入國子監學習。

國子監的學生在明代初期備受優遇，地位如同進士，因此成為國子監生也不失為一個向上流動的途徑。經由歲貢選拔進入國子監的生員還要再進行複試，依學力高下分為六堂，如果考試不中，不但自身要受罰，原鄉的儒學教官也要被罰俸。

國子監生的作息是嚴謹而規律的，每個月初一與十五日休假，其餘的時間要背書與聽講，每日須在講誦簿上書寫當日誦習的內容，並要習寫一幅字，每幅字的規格是十六字十六行，字體要端正，但不侷限風格，王羲之（303-361）、歐陽詢（557-641）、柳公權、顏真卿等名家書法皆可。每三日要背書一次，每次須讀《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不但要熟記，還須通曉義理。每個月要作文六篇，包括本經兩篇、四書兩篇，其他奏章、判語、策論等公用文書選擇兩篇。監生在校時，應尊敬師長，維護環境清潔、保持衣著整齊，課堂上不可喧嘩，不可擅離學校，連廚房的餐飲好壞都不許恣意評論。此外，還得輪流擔任值日生，掌管人員出入狀況。

國子監設祭酒（正四品，主持祭典禮儀，職位相當於校長）、司業（正五品，輔助祭酒，掌儒學訓導之政）各一名，另有一個名為「繩愆廳」的訓導機構，其辦事的官員稱為「監丞」，負責管理師生秩序，凡是不清潔環境、不遵守學規的，就會被登記在「集愆冊」上頭，如果再犯就會被竹棍責打。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向監生們說道：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箇箇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烟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朱元璋的鳳陽口語雖然不好懂，但要傳達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學生們都遵守學規，若有不聽從的，全家都要被連累。這般恫嚇的話一點也不假，早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有位名為趙麟的監生誹謗師長，朱元璋就命人在國子監前面立了一根長竿，把趙麟的頭砍下來掛在竿上。

這根長竿樹立了一百二十五年有餘，直至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朱厚照（1491-1521）自封威武大將軍南巡，在微服出巡時看見這根長竿，覺得很奇怪，問了左右的人才知道此為朱元璋梟令有罪監生之用，便說：「哪有人敢犯朕的法令呢？」命人拆除。

朱元璋雖然用恫嚇的方式要學生不要作亂，但洪武時期的國子監生也備受朱元璋信任，被拔擢為戶部主事（正六品）、監察御史（正七品）等高級文官者不在少數。且國子監生除了讀書，也常被交付各種任務，例如學習翻譯外文、丈量田畝、核定賦稅、清查黃冊（戶籍冊）、修治水利設施、纂修日曆等事。可見在體制尚不健全的明初，監生具有高度的靈活性與機動性，可隨時供皇帝派任。

至明代中期以後，文官制度漸趨完備，任官大多拘限進士資格，使國子監生不再具有任官的優勢。加上景泰年間開放捐納，百姓只要上繳米麥，便可進入國子監就學，更使國子監充斥許多素質甚差的學生，竟有監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在試卷上答道：「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多數的監生只想撈得一官半職，無心於學業，人浮於事的情形下，有些國子監生到了五十歲還是沒出路，被裁退回鄉。

國子監生初授的官職多為地方上的首領官（掌管衙署內部事務的官員）、佐貳官（輔佐地方首長的官員），官品約在九至七品之間。因此許多監生仍不放棄舉業，期盼取得進士資格，獲取更高級的官職。但監生在兩京讀書，不便回鄉就考，朝廷遂准許監生就近參加順天鄉試（北京）、應天鄉試（南京），且為了不剝奪南、北兩京士子的錄取名額，朝廷另外專為監生設立保留名額，稱之為「皿字號」卷，「皿」即是取「監」的下半部，作為代號。

洪武十七年（1384），即科舉暫停後復辦的那年，朱元璋知道不少監生高中舉人，高興地要禮部官員至監生的家鄉張榜，他說道：「在京鄉試，多有取中的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著他鄉里知道。」

總而言之，明代的官學教育有地方官學以及國子監兩大類，惟有少數的充場儒士不須經由官學就能參加科舉，大多數的士子仍須取得生員身分，進入地方官學就讀才能參加科舉。在地方官學表現優異的生員有機會透過舉貢的方式進入國子監就讀，國子監生在明初備受器重，授職與陞遷相對容易，成為科舉之外另一個不錯的選擇。

隨著文官制度漸趨完備，以及開放捐納入監，監生的優勢不再，面對宦途擁塞的困境，許多監生又回到了科舉之路。簡單講述了明代的官學教育，接下來要說便是士子赴京趕考的科舉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