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如何創造了現代世界？

大不列顛失去了大英帝國，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迪恩．艾奇遜（1962年，Dean Acheson）

亞丁總督理查．特恩布爾爵士（Sir Richard Turnbull）曾告訴工黨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說：「當大英帝國淹沒在歷史的浪潮下時，只會留下兩個遺產：一是足球協會比賽，另一個則是英文罵人的不雅用語『去他的！』」事實上，帝國曾有的建樹影響現代世界至深，我們幾乎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英國未能統治世界各地，很難相信自由資本主義的架構會在全球眾多不同的經濟體內成功地建立起來，畢竟，事實證明在其他模式治理下的帝國（例如俄國及中國），人民都感受到無法估量的痛苦。如果沒有大英帝國統治的影響，很難相信，議會民主的機制會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延續至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它在很多方面的發展都得利於英國的統治，菁英學校、大學、公務體系、軍隊、媒體和議會制度，無不承襲清晰可辨的英國模式。

最後，英語也許是英國在過去 300 年中最重要的一項出口產物，今日 3 億 5000 萬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約 4 億 5000 萬人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換句話說，地球上大約每 7 人就有 1 人會說英文。

當然，大英帝國的紀錄並非毫無污點，在本書中許多例子常常看出，大英帝國時常無法履行自己所鼓吹的個人主義自由的信仰，特別是在早期，他們曾奴役和輸運原住民，甚至對他們進行「種族屠殺」。

然而，不可否認地，大英帝國於十九世紀引領著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廢奴運動和自由勞動力運動，為全球現代化通信網路的發展投入了鉅額資本，在廣大地區傳播和實施法治，雖然大英帝國也捲入了許多小戰役，但它總體上維持了空前絕後的全球和平。在二十世紀，它也證明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德國和日本帝國的統治模式顯然更糟，如果沒有大英帝國，英國根本不可能抵擋得住德國和日本的進攻。

如果不是大英帝國，1840-1930 年間不會出現那麼多的自由貿易，如果英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放棄殖民地，那麼這些市場的關稅勢必會提高，或者引發其他形式的貿易歧視。我們甚至不需要假設也能找到現實的依據，美國和印度獨立之後都採取了高度保護主義政策，1870 年代之後，大英帝國的對手法國、德國和俄國所採取的關稅政策上也看得出保護主義的影子。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軍事預算，可以被看成是為了防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風險而支付的極低保險費，有人估計，英國開展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經濟收益本可以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 6.5%，還沒有人敢估計這對整個世界經濟出多少貢獻，可是，考慮到 1930 年代大英帝國的權力削減後，全球經濟因保護主義的盛行導致了災難性後果，大英帝國自由貿易政策至少沒有造成全球貿易的損失，反而是帶來不少益處，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沒有大英帝國，1914 年以前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自然也不可能縮小全球收入差距。誠然，在十九世紀，美國始終是最吸引歐洲移民的目的地，並非所有的移民都來自殖民國家，但不應遺忘的是，在獨立戰爭前 150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核心始終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而獨立後的美國與英屬北美時期的差別仍然很小。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加強了移民限制以及 1929 年之後遭遇了比英鎊使用國集團更為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14 年後英國人移至其他白人自治領（澳洲、紐西蘭）顯著增加。最後，我們不應該忽略十九世紀大批亞裔契約勞工離開印度和中國遠赴海外出賣勞力，大部分人都在英國的種植園和礦區工作，毫無疑問的，大多數人生活艱苦，許多人留在家鄉或許日子還好過一些，這些湧入異國種植橡膠、挖金礦的廉價勞動力在多數情況下是未盡其才，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仍有其經濟價值。

大英帝國也促進了資本向低度開發地區的流動。雖然國際金融整合的某些評估指標似乎表明，1990 年代的跨境資本流動比 1890 年代的規模更大，但事實上當今的許多海外投資都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1996 年，只有 28% 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而在 1913 年該比例為 63%。再透過另一個更為嚴格的指標來看，1997 年只有 5% 的世界資本投入了人均收入不到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20% 的貧窮國家，而 1913 年該數據是 25%。

一個可能的假設是，帝國，特別是大英帝國，鼓勵投資者投資發展中經濟體，這個現象背後的邏輯很明顯：投資這些經濟體是有風險的，它們地處偏遠，也容易陷入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但是帝國向低度開發世界擴張則減少了這部分的疑慮，因為它們在當地直接或間接地實行了歐化統治。

實際上，英國在其法律意義上的殖民地印度（或者是有殖民地之實但無殖民地之名的國家，如埃及）的投資遠比在實際意義上的殖民地如阿根廷的投資更安全，這是一個比金本位制更好的「安全系統」，因為它有地幫助投資者防範通貨膨脹，儘管大多數英國殖民地最終都實施了金本位制且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

上述原因說明，將大英帝國主義視為造成殖民地國家貧困的罪魁禍首的看法是相當有問題，這倒不是否認許多前殖民地極端貧困的事實，例如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今是尚比亞的 28 倍，代表尚比亞的一般國民每日只能靠不足 2 美元過日子；但要將這一切歸咎於殖民主義，並無說服力，因為當殖民時代結束時，英國與甘比亞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那麼大，1955 年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尚比亞的 7 倍，反倒是獨立之後，前宗主國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擴大。除了波扎那以外，撒哈拉以南的所有非洲前殖民地都可見到一樣的情況。

一個國家的經濟前景取決於它的自然條件（廣義來說就是地理）以及人類行為（簡單來說就是歷史）的結合，這是經濟歷史版的先天基因加後天培育學說。

雖然我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天賦」的要素，例如平均溫度、溼度、疾病的流行、土壤素質、臨海的位置、緯度和礦產資源等足以決定經濟表現，但有力的證據表明，歷史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有明顯證據表明英式體制的實行有利於改善一國的經濟前景，特別是在那些由於人口稀少（或者被減少了）而原住民文化相對薄弱的地區，能夠讓英式體制受到較少地方色彩響而居主導地位。

如果英國人像西班牙人一樣，征服的地區早就建立起了複雜的城市化社會，殖民統治的影響往往更趨於負面，因為殖民者更傾向於掠奪現成的財富，而非建立自己的體制。

事實上，這也許是對有些社會在殖民後產生「巨大落差」的最好解釋，例如十六世紀，印度和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系，到二十世紀卻淪為貧窮國家之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能夠超越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因為作為帝國競賽的後起之秀，英國不得不在維吉尼亞州和新英格蘭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入侵墨西哥和祕魯等國更有掠奪價值的城市。

那些英式體制推動地區發展？首先，不應低估英國的法律和行政所帶來的好處。近期，一項針對 49 個國家的調查指出，就對股東和債權人的法律保障而言，「英美法系國家較具保障，大陸法系國家的保護力較弱。」這對鼓勵資本市場的形成至關重要，若無這一要素，企業家很難成事。調查中的 18 個樣本國家之所以建立了英美法系制度，完全是因為它們曾經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

我們對英國的治理方式，也可以作出類似的判斷，與亞洲和非洲的現代制度相比，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對印度和殖民地管理就具備兩項不尋常的特點。首先，英國的行政管理的成本低而成效高；其次，行政體系相當清廉。英國管理出現的錯誤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為之。對照起當今經濟的疲軟、政府的過度開支，以及公共部門的腐敗之間顯而易見的關連，人們還是可由英國在印度建立的行政體制汲取重要啟示。

經濟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最近為「致力於成長和發展的理想政府」擬定了行政措施清單，他建議，政府應該

1. 保障私人財產的安全，鼓勵儲蓄和投資


2. 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反對濫用權力和暴政，同時也反對犯罪和腐敗


3. 保障合約所規定的權利


4. 建立穩定的政府，政府的行為應受制於公開透明的規則


5. 建立責任政府


6. 建立誠信政府，杜絕透過行賄獲得權利地位


7. 建立穩健、高效率、廉潔的政府，減少課稅，亦降低政府對社會剩餘價值的所有權。

這份清單上的許多觀點正是十九至二十世紀英屬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英國官員們認為應該遵行的規則，唯一的例外是第 2 條和第 5 條。然而，英國人之所以延宕（有時是無限期延宕）這些地區向民主轉型的理由是許多殖民地尚未作好準備，事實上，英國殖民部在二十世紀的經典使命就是為了讓殖民地作好向民主轉型的準備。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英國的統治確實有其良性影響，根據諸如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政治科學家的著作，前英國殖民地在實現獨立後得以持續實現民主的機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前殖民地。

事實上，人口在 100 萬以上的國家在擺脫殖民地統治後，不屈服於獨裁統治的國家幾乎全都是英國殖民地，誠然，還有許多英國前殖民地未能保有自由體制，例如孟加拉、緬甸、肯亞、巴基斯坦、坦尚尼亞和辛巴威等，但在 53 個前英國殖民地中近 1/2 的國家（共 26 個）在 1993 年仍是民主政體，其中的原因在於英國的統治方式，特別是在「間接」統治的情況下，鼓勵了菁英階層相互合作，當然，有一部分也是新教傳教士的功勞，顯然激發了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人民對西方政治自由體制的渴望。

總而言之，大英帝國的存在，證明了帝國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國際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並不只是給統治國帶來好處，尋求的不僅是其經濟體系的全球化，更要將其法律體系乃至於政治體制推廣到全球。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