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年代的經濟體系，是1990年代經濟停滯的原兇嗎？

在日本的標準歷史敘事中，戰前跟戰後常被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缺乏歷史連續性的國度。

戰前軍國主義、戰後民主主義。戰前將美國視為鬼畜，戰後視之為盟友；戰前社會封建保守，戰後憲法保障個人自由等等。這些對比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各領域在戰後的狀態。然而，在經濟領域中，1930 年大蕭條結束到 1945 年戰爭結束之間，基於法西斯意識形態與戰爭動員需求所建立的經濟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戰後的經濟體系，可以說是日本經濟史中最微妙、敏感的問題之一。

特別在 1990 年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之後，在檢討日本經濟制度的論辯中，日本戰後經濟體系的戰前起源受到更廣泛的關注。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即以「1940 體系」來指稱這個從戰前出現延伸到 1990 年代的經濟制度。

那麼，這個所謂「1940 體系」是如何產生、有哪些特徵、又是如何與戰後特別是高速成長期的日本經濟銜接起來的呢？

研究日本經濟史的學者普遍都同意，日本稱為「昭和大恐慌」的大蕭條對日本經濟體系的運作型態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甚至後來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也可以視為對大蕭條的一種反動。在 1920 年代末期的經濟恐慌之前，日本經濟遠比戰後類似於英美自由放任市場。新興取得財富的資本家在股票市場中競逐，股價動輒暴起暴落。在僱用方面則遠比戰後「自由」，企業隨時可以解僱勞工，員工離職率偏高。

在大蕭條股市崩盤後，日本經濟則走向了與德國相似的國家統制市場的道路。所謂國家統制市場，指的是國家並不直接控制所有權，但也不放任市場自由運作，而是國家透過市場整體的控管與介入經營與利潤分配的方式，鼓勵廠商形成橫向的聯繫穩定市場秩序並使企業為國家的目的服務。換言之，這是一種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第三條路」。

在具體制度上，這個體系包括 1931 年所通過的《重要產業統制法》，明定產業必須成立卡特爾（Cartel），企業必須加入以公定價格；《國家總動員法》同時限制罷工與裁員，並限定利潤分配方式；《軍需工業法》明訂國家可以介入被指定為軍需工業的企業的經營，同時指定特定銀行對軍需工業融資等等。這些制度雖然在戰後的改革中都被廢除，在戰後初期的混亂局勢中，當日本各界面臨需要動員所有資源以維持經濟安定並帶動成長時，許多戰前的經濟制度悄然地以不同面貌重新進入日本各個領域。

首先，戰後主導日本經濟發展計劃的通產省官僚，不僅所採取的措施相當程度繼承了戰前統制市場的經驗，戰後初期主導產業政策的主要成員，也是二戰期間在滿州國擔任經濟規劃的滿州幫。在金融方面，戰後盛行的主力銀行制度，也就是企業主要向單一主力銀行取得大量融資的作法，一定程度承襲了《軍需工業法》中對指定融資銀行的制度規範。戰後廠商間普遍的穩定網絡關係，也與戰前卡特爾的發展歷史有關。

最後，最為人稱道的終生僱用制，也與戰間期的工廠雇用制度有關。更重要的是，許多日本戰後活躍的企業特別是重工業，戰前都是在軍事動員體系之下，以生產軍備用品起家。這套戰時興起制度如何在戰後市場經濟下的持續運作？

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從任何角度來看，戰後日本經濟制度都不能簡單視為戰前的延續；無論制度的複雜性以及民間部門的重要性都遠非戰前能望其項背。然而戰前與戰後的微妙相似之處，在於國家並非放任市場運作，國家透過市場或其他機制，廣泛地動員各種形態資源、建立市場秩序，並集中力量完成策略性目標。主要差異在於，在戰前這個目標是擴充軍備，戰後目標，則是策略性工業的成長。

也因此，包括野口悠紀雄在內的許多日本學者，在檢討日本 1990 年代之後經濟停滯的問題時，也歸責於這個源自於戰時的動員邏輯在經濟成熟後所產生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戰前與戰後經濟體系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常常呈現在刻劃日本歷史的流行文化中。宮崎駿動畫《風起》所刻劃的零式戰鬥機設計師崛越二郎，在戰後參與了由通產省所主導的民用客機的發展計劃；山崎豐子小說《不毛地帶》的主角，也顯示出戰爭經驗與戰後企業經營關係的有趣線索。

隨著日本經濟成長的停滯，日本經濟體系特徵的歷史起源也逐漸失去重要性。

日本今日所面臨的包括全球化、與新興工業國的競爭關係、以及內部的人口老化問題等都非以往所有，更不能由戰前的經濟制度所能回答。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將視角投向整個東亞，日本過往國家主導動員資源推動經濟成長的模式，正不斷在東亞其他新興工業國複製。從這角度看，日本 1940 體制的制度邏輯仍然是釐清當前東亞政治經濟走向不可忽略的重要線索。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