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的「中國史難題」：他們如何撰寫自己的歷史？

著名的歷史學家王明珂在他的新書《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提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如果讓你來講「臺灣的歷史」，你會用甚麼樣的方式陳述？

當然，答案可以很多元，端看「你」站在甚麼樣的角度。各位客倌，今天我們要說的故事與此有關，且稍稍有點嚴肅，還請大家坐穩了！待會機器一開，我們就會回到朝鮮國，訪問幾個朝鮮士人（古代知識份子的統稱），甚至打開當時的談話性節目（書信、文集），親身體驗朝鮮人怎麼認識他們自己，怎麼寫他們自己的歷史。

故事從倒楣的崔溥先生上岸開始，話說那一年是明朝的弘治元年(1488，這一年好望角才被發現)，崔小弟幾經上天摧殘，也算是苦盡甘來，受到明朝高規格的待遇，光榮護送返國。各位認真讀者應該還沒有忘記，崔溥雖然已經不被懷疑是一位「假扮成朝鮮人的倭寇」，但畢竟還是要等到北京，找幾個朝鮮使節「驗明正身」，事情才算了結。

因此，崔先生一路上遇到的人，不免也是會稍微「懷疑」一下。時不時就問一下朝鮮的風土如何，朝鮮人吃啥、喝啥、穿啥，看來想要弄他的人還真不少。筆者總結了其中的問題，意外地發現，崔溥最常被逼迫回答「歷史問題」。沒錯！就是考他朝鮮的歷史囉 ~

令人欣慰的是，崔小弟估計以前都有認真上課，全部都安全PASS！更誇張的是，他居然還修了「中國通史」！他沿途提及的中國歷史人物超過了80人，對於部分的中國建築、戰爭也展現了豐富的知識。沒想到崔先生雖然是朝鮮人，卻這麼了解中國。那麼，是否每個朝鮮人都像他一樣嗎？

是的，雖然聽起來有點誇張，但距今300年前的東亞世界，通用語言是漢文（文言文），而不是鄰國各自的母語。也幸虧有這麼特殊的文化現象，崔先生倚靠著自己識字的本錢，一路上與不少中國人筆談，甚至留下了些詩文。中國歷史上的明朝、清朝，他們的文化是東亞各國分享的寶藏，各國的知識份子莫不以能寫出好的漢詩為榮，熟悉中國歷史自然也是「必修學分」囉！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必修學分」，在朝鮮國流行的兒童教科書《童蒙先習》（出版於1541年，明朝嘉靖二十年）裡，中國史的內容甚至被安排在朝鮮史之前，比重也是「中國史勝」的局面。也就是說，朝鮮人是先學中國史，再學朝鮮史的。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本童蒙教科書中，明朝被描寫成一個美好的宗主國，而朝鮮與明朝的關係緊密相連。

大明中天，聖繼神承於千萬年。......天命歸於真主，大明太祖高皇帝賜改國號曰「朝鮮」，定鼎於漢陽。

不過這種現象在1644年發生了一個劇烈的斷裂，那一年滿洲人從關外打進來，明朝滅亡。朝鮮原本叫明朝老大，現在也只能琵琶別抱，加入新的社團：清朝。或許我們沒有辦法真的體會那種感覺，但朝鮮的文化母國消失了，而他們的痛苦不亞於明朝人，帶給朝鮮的是無限的哀痛。因此，朝鮮官方雖然在政治上效忠清朝，但背地裡卻繼續維持著對明朝的認同。

所以朝鮮人在明朝滅亡後，仍繼續使用明朝的年號「崇禎」。

他們繼續使用的童蒙書也就絲毫不變，《童蒙先習》就這樣一直用了100多年。即使清朝已經入主中國100年，朝鮮人學習的中國歷史仍然停留在「明朝」，因為這深深地傳達了他們的「認同」。與此同時，也凸顯朝鮮社會對於「寫清朝歷史」仍沒有共識。是啊，他們是如此熱衷於明朝的歷史，朝鮮士人、朝鮮官方都出品了不少「明朝歷史書」。朝鮮讀書人覺得這是他們的責任，總不能把「書寫明朝歷史」的權力交給清朝吧？於是，像朝鮮官員徐命膺(1716-1787)就說：

「如果要寫一本明朝歷史的專書，不寫就算了，但要寫就一定是我們朝鮮人寫。」（說者以為《皇明綱目》不作則已，作之則其必在於東土。）

倘若我們在明朝滅亡後的100年，能夠組一個旅行團去中國的東北觀光，成員包括日本人、俄羅斯人、越南人、朝鮮人，他們沿途看著明朝遺跡，肯定有不同的感懷。唯獨朝鮮人能夠唱出朝代興亡的悲歌，哀嘆中華文化的末路，畢竟清朝在他們眼中只是蠻夷而已。同時，朝鮮人比起其他人，也更能領略這些遺跡背後的歷史。

正是因為朝鮮人對明朝文化的眷戀不捨，造就了特殊的歷史情境：他們在清朝的時空中追尋明朝的背影。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鮮人徐浩修(1736-1799)遊歷紫禁城時，他能清楚地指出瀛臺西邊是「紫光閣」，而且說道明朝崇禎皇帝曾經與臣子在此討論國家大事。事實上像徐浩修這樣的朝鮮讀書人太多了，稍稍訪問幾個朝鮮人在中國旅遊的經驗，他們總能面露熱切地告訴你這裡是哪裡，即使這裡不是朝鮮。

徐浩修的知識當然不是天生的，如果我們有機會逛一下朝鮮的書店，翻一下最新上架的書籍，就會覺得朝鮮人的反應「剛好而已」。例如《歷代會靈》、《史要聚選》這些書，簡單說就是今天的《一本就通中國史》，通篇講的都是中國歷史，而且下限必定止於「明朝」，不及「清朝」。畢竟如果這些書要寫到「清朝歷史」，勢必得妥切地交代明朝如何滅亡、清朝如何取天下等敏感問題。一方面寫這些問題「很敏感」，另一方面又「傷感情」，幹嘛自找麻煩？

時間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距離明朝滅亡已經59年，朝鮮士人李玄錫出版了一本書《明史綱目》，用今天的角度理解，這是一本《簡明「明朝史」》，雖然這書共有二十五冊。他在一開頭的序言就說：

「明朝啊！明朝啊！我始終無法忘懷的存在。」
（明乎、明乎，終有所不忍忘焉者矣。）

可以想見李玄錫解釋明亡清興的歷史，跟康熙官方的版本大不相同吧。

正因為朝鮮對明朝的認同，衍生出了不少「以明朝為中心」的文獻，而這些文字塑造了朝鮮人對中國的認知。這種影響有多大？從小就這麼認識、理解歷史的朝鮮人，這些書對他們有影響嗎？

1669年(康熙八年)，朝鮮使者閔鼎重(1628-1692)曾向一位清朝秀才探聽「反清勢力」的消息，他問說：

「我聽說明朝的永曆皇帝投奔緬甸尋求政治庇護，後來被殺了，他的兒子也被吳三桂抓了，聽說也沒能善終，這是真的嗎？」（或云永曆投緬甸國遇害，其太子為吳三桂所執，亦不善終耶？）

在閔鼎重出使中國124年後，1793年，李田秀(1759-?)向清朝士人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

「嘿！大哥，你知道明朝的永曆皇帝最後怎麼了嗎？聽說是在雲南掛掉的？你知道詳細的時間嗎？」（永曆皇帝不知究竟，或云後在安南云，然否？其亡果在何時？）

李田秀的問題與閔鼎重根本就一樣嘛！如果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就能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畢竟李田秀出生的時間是1759年，這已經遠距明朝滅亡115年，但他對於明朝最後一位皇帝的下落仍是「不知所蹤」。

答案或許你已經想到了，因為他真的「不太清楚」。（或說只有一個模糊的認識）

對於李田秀而言，他們接觸、認識中國的方式並不是「到中國旅遊」，也不是每個朝鮮讀書人都有機會去中國健行，大部分的人藉由書籍來認識中國。當他捧起朝鮮時代的《一本就通中國史》時，他看到中國史的尾聲會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是明朝的永曆皇帝，而且他下落不知所蹤唷！」

沒錯，在一個資訊隔絕的時代，人們受到書籍，尤其是教科書限制的影響越深，在那個沒有網路、電視、電話的時代，書籍是唯一能夠傳達大量資訊的工具。朝鮮人既然沒有機會出去認識世界，書籍上的世界就是真實的存在。而教科書、童蒙書上書寫的歷史知識，理所當然成為每個人的「常識」。

當然，這樣的狀況不是每個人都滿意的。畢竟當中國已經邁入清朝，朝鮮卻仍停留在明朝的時光，世界並不會為了朝鮮而停滯不前。當時的朝鮮社會迸出很多聲音，各有各的解決辦法，部分人士堅持明朝正統，姑且可以稱為「思明派」。部分人士希望在認同明朝的基礎上，盡量調和矛盾，與清朝建立良好的關係與認識，或許可以稱為「折衷派」。最後，部分人士注意到另一個面向，他們開始疾呼：「我們更應該重視自己的歷史」。

這些朝鮮人嘗試找回前人的歷史，例如在壬辰倭亂(1592-1598)中喪生的朝鮮人，他們是過去不被朝鮮重視的人。因為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中，明朝軍隊一直被定位成拯救朝鮮的恩人，在這個過程中朝鮮軍民則被遺忘了。正如朝鮮人李萬運（1723-1797）說的：

「朝鮮的讀書人都知道中國的歷史，但卻對我們自己的歷史卻很陌生，這不就像是不知道自己祖父的年紀嗎？」（學士文人脫略於名數之辨，粗識中朝[中國]年代，而於本國[朝鮮]則顧茫然不識，此何異不記祖父之年甲者耶？）

1765年，在中國旅遊的朝鮮人洪大容（1731-1783）的例子說明了這種歷史性的「尷尬」與「特別」，洪大容的中國友人希望能夠知道一些朝鮮歷史，因此希望洪大容提供類似《一本就通朝鮮史》的書籍。令我們感到訝異的是，洪大容對此毫無概念，甚至覺得朝鮮並沒有專門介紹朝鮮歷史的書籍。在一封他寫給清朝人的書信中，他是這麼說的：

「我朝鮮國崇信儒學，著述很多，但是讀書人窮盡一輩子力氣的，都是中國的文獻；至於朝鮮自己的歷史，大部分都不太談，可以說是關心遠的勝過近的。經你這麼一問，我才發現這情況，有點訝異。」（東俗崇信儒學，著述多門，但士子沒齒從事，惟矻矻於中華文獻，而東史典故，多闕不講，騖遠忽近，殊為詫異。）

李萬運、洪大容的口氣雖然不同，但同樣強調一件事情：「朝鮮人不太了解甚至不關心朝鮮的歷史。」用李萬運的話來說，這根本就是「數典忘祖」。可想而知這位老先生會作出甚麼樣的事，他自己編了一本給兒童閱讀的歷史教科書，書名叫作《紀年兒覽》。

在這本他自己編纂的教科書裡，他改變了百年前《童蒙先習》的教學順序，他將「朝鮮史」排在「中國史」之前。事實上，他甚至不用「中國史」來稱呼「中國史」，他用的名詞是「外國史」。

至於懸而未決的「清朝」也寫進《紀年兒覽》裡頭，我想對於李萬運的後代來說，此時此刻，「明朝歷史」的意義將會越來越不一樣。明朝後面有一個清朝，他們的皇帝叫作甚麼？他們作了甚麼？變成基本要學習的知識了。即使看起來有點平淡無奇，但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一個原本就存在、但不被承認的東西，嘗試成為「常識」。

不僅僅是這樣而已，開始有一些朝鮮人反省過去不太關心朝鮮歷史，例如「壬辰倭亂」時日本出兵朝鮮，不少朝鮮人為此殉國，但好像沒有太多人為他們寫書，留下紀念。

於是在戰爭後169年，嚴璹(1716-1786)自行編纂了一本紀念文集，他自己非常訝異在此之前，居然沒有書籍專門紀念這些人。（一百六十有餘年，曾無一部記籍可考故實。）因此，他申明在這本書裡頭，只記載那些為朝鮮付出生命的本國人。在他生處的時代，朝鮮人仍熱衷於寫明朝的歷史。在他生處的時代，明朝、清朝仍是朝鮮士人不可忽視的選擇題。這聽起來很奇怪，但真實存在。

如果我們把這個選擇題丟給現在的韓國人，答案更是明確。讀者有機會不妨走一遭著名的觀光景點「光化門廣場」。光化門廣場最有名的可能是他就在「景福宮」前面，因此要避開它很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別出心裁地規劃光化門廣場，藉建築空間訴說韓國的歷史與文化。例如光化門廣場的周圍鋪砌一塊塊的磁磚，由景福宮的正門「光化門」筆直地向前延伸，直至李舜臣將軍像為止。換言之，當代韓國的文化正統，紹述朝鮮王朝之始，因此磚頭上銘刻著從1392年以降，直至「現在」的一塊塊石板，不啻一部韓國編年史。

值得追問的是，在五百多個的磚石上，韓國人著眼於哪些「過去」，成為他們的歷史？倘若由18世紀朝鮮人處理這項浩繁的工程，前面提到的「壬辰倭亂」、「甲申之變」（明朝滅亡）必定是共所認知的重大事件。然而，今日光化門廣場的重點已與三百年前大異其趣，磚片上的銘刻既無隻字片語與「明朝」有關，更遑論「明亡」的記載。更重要的是，李舜臣將軍博物館播映的「壬辰倭亂」影片中，「明軍」從頭到尾不曾出現，因為倭亂是朝鮮人憑一己之力平定的，明朝萬曆皇帝的恩德與明朝滅亡自然無足道矣。

我們看到的「現在」，其實是很久以前開始的。

2015年的今天，如果我們能夠嘗試站在離李萬運、洪大容、李玄錫、嚴璹等朝鮮人遠一點點，試著揣摩、體會他們的時代，應該可以這麼說：朝鮮慢慢改變，他們在「中國選擇題」中作出了抉擇。他們人數雖然不多，而且這個過程是緩慢的，絕非一帆風順；期間充滿競爭、比較，但一個共識需要社會耐心的等候。事實上，當社會上出現多元的聲音，已經是巨大的改變。歷史就這麼發生了，朝鮮作出了選擇，他們離開了眷戀明朝的道路，回到了屬於自己的歷史裡面，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