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裡的聲色犬馬：穿越明清感官世界的九種方式

聲色犬馬的歷史

曾有學者提到，當代臺灣明清史研究的走向可以簡單用幾個字形容，即所謂：「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此話一點都不誇張。這種轉變可以視為是當代史學的「文化轉向」，研究者對於社會文化的課題特別關注。

這種轉向多少與國際學界的研究趨勢有關。二十世紀的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自六〇年代以來的社會史挑戰了傳統史學，逐漸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流。到了八〇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學界寵兒。為了要和十九世紀末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的古典文化史作區別，1989 年，美國史家林‧亨特（Lynn Hunt）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首次將這種史學研究類型稱為「新文化史」。

英國文化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曾提道：「新文化史的史家們大多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發展。新文化史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在文化裡包含了政治、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法國年鑑學派第四代史家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則從上層文化／下層文化、生產／消費、真實／虛構三方面，來明確定義傳統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區別，直指當代西方史學研究的特色是「從文化的社會史轉變為有關社會的文化史」。

然而上述現象大多發展於 1980 至 2000 這二十年間，史學界對於近十年的新文化史的發展則關注較少。例如美國學界近來的發展，就已經有很大的轉變。Lawrence B. Glickman 在曾指出，新文化史已經在美國獲得空前的勝利。從 1980 至 1990 年代是「新文化史」興起的時代。到了 2001 年，James Vernon 已經宣稱「我們現在都是文化史家」。這同時也顯示出在文化史拔得頭籌的同時，曾經具有獨特性的文化史開始在邁向新世紀時，其形象卻越來越模糊。

在中國史方面，近來羅威廉（William T. Rowe）所寫的一本清史新書《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China’s Last Empire），也指出美國的清史研究目前當家的是「新清史學派」，研究取向就是新文化史走向，同時也可稱為「內亞轉向」或「中亞轉向」，研究的主題已經由以往的社會史時代的下層民眾轉變至研究宮廷。

明清史的文化轉向

在明清史方面，學者研究的課題也開始轉向，涵蓋有以下主題：「物質與消費」、「傳播與公眾社會」、「商業與文化」、「身體、醫療與社會」、「城市、空間與日常生活」、「族群、認同與國家」、「感官與飲食文化」、「性別與社會」、「文化相遇」、「政治文化」、「思想與文化」、「旅遊與書寫」、「法律文化」、「娛樂與大眾生活」、「雅俗與士庶文化」、「視覺與圖像」、「信仰、宗教與社會」、「環境與社會」、及「記憶與歷史」。

雖然這些研究提供我們對明清史有新一層的認識，但大多屬於專精的學術研究，離讀者仍有段距離。對這些主題感興趣的朋友，在進入明清的身體與物的感官世界之前，有個觀念必須先認識，那就是全球史與物質文化的視角。

在上個世紀，講到明清史的著名史家，不外乎黃仁宇及史景遷。然而，近十年來，最常被提到的大概就屬卜正民（Timothy Brook）。這不是偶然，而是反映時代的趨勢。近來的明清史，最受重視的兩個領域不外乎是跨文化交流及物質文化。其中，得以聯繫二者的視角就是全球視野，而這位老兄的作品正好就有這樣的特色。有句話最能呈現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那就是：「明朝時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國，而不是歐洲」。

全球視野下的明清中國

然而，這種觀念的轉變，若要說其源頭，當然不得不提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那本於 2000 年得到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的重要著作《大分流》，這本書跳脫以往的歐洲中心論，不再以西方的擴張為分析的視角。他主張 1800 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基本上在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後，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以往的技術的創新論點上，而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的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種論點，著實影響卜正民寫《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甚至近來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對於這種世界史的動向與明清的關係，白銀的故事相當重要。我們或許可以模仿《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批評《槍砲、病菌與鋼鐵》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一樣，說出「笨蛋，關鍵在白銀。」的確，此後的明清歷史的確與白銀有密切關聯。

主導這場歷史變遷的就是在明中葉以後成為民間主要流通貨幣的白銀。缺少白銀，十六世紀後期及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就不可能出現。

中國與歐洲的需求，創造出白銀的大量流通，從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為兩大供應來源。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基本上是圍繞著這個供需結構而形成。到了明中後期，白銀已經是通行全國，位居貨幣流通的主導地位。當明代的白銀儲存量與開採量不足以應付民間日益擴大的白銀需求時，海外的資源自然成為探尋的焦點。此時，舊的對外貿易模式——朝貢貿易已不能滿足國內需要，私人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銀礦的開採。在此同時，葡萄牙人於 1540 年代到達日本，他們發現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可以獲得巨大利潤，遂開始積極扮演中介的角色，並將貿易範圍擴大至歐洲。

西班牙人到亞洲後，也發現了這項商機。1570 年代起，西班牙大量開採他們在南美洲波多西（Potosi）的銀礦，再經由墨西哥的阿加普科（Acapulco）轉運至他們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基地，以購買中國出口到此地的商品。其中，絲綢與瓷器是最主要輸出至歐洲的商品。其中，有些白銀是經由葡萄牙人之手，經由澳門流入中國。

因而，白銀的故事將我們對於明清的歷史，拉大到全球史的脈絡下來觀看，唯有如此，才能看到明清歷史各種變化的發展特色。有關這點，我們不妨可以找出包樂史的名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他不僅引領我們看到這些白銀流通帶來的影響，更將三座城市的歷史與當時的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聯繫在一起。

物質打造的明清史

另外一種視野是物質文化的取向。

李孝悌在他所編的《中國的城市生活》書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中明白提到：「物質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已經被提上議程，卻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在這一方面，對中古時期的椅子、茶，以及明清時期的流行服飾、轎子等細微之物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這其中關於服飾與交通工具的研究，其實和海峽兩岸學者對十六世紀初葉之後，商品經濟的勃興所造城的社會風氣及物質生活的改變所作的大量研究，有極密切的關係」。舉凡逸樂、宗教與士人生活、士庶文化、城市生活、商人的文化、微觀歷史、傳統與現代都是當前明清史學者關注焦點，例如有巫仁恕的服飾、交通研究，邱仲麟的冰、水、煤炭及花卉研究、賴惠敏的毛皮與洋貨研究。在參考上述成果的同時，李孝悌的提醒相當中肯，他認為，像轎子、椅子、服飾及遊具等玩物或小道，該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這些瑣碎之物與大的歷史及社會脈絡產生關連。

在這波研究趨勢下，2006 年，《新史學》主編邱澎生則規劃「物質文化專號」，其中有兩個方向值得我們思考。第一，物質文化作為一種特別的視角，協助研究者不斷的創新與深化自身所處的研究傳統；第二，這些研究是更有自覺的跨學科研究。2007 年，巫仁恕的《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有兩大主軸，一是嘗試把近代早期中國的消費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觀察晚明時期的重要性；另外是探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採用文化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重新觀察晚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

在醫療史領域上，我們也可以見到商業的需求如何驅使著歷史的發展。近來的西方醫療史強調藥物的流通研究，尤其是會特別放在商業的脈絡去思考問題。Harold Cook 在〈全球醫學史會是什麼樣子？〉一文曾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如果我們借鑑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或許我們會開始思考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醫源史這個課題。他認為關於植物學和醫學的資料，以及針灸醫術，都像商品一樣，也會沿著貿易路線從亞洲傳入歐洲。通過貿易公司和傳教機構促使人員、技術、訊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這充分說明物、商業與全球史的重要性。全球史的視野不僅讓我們開始留意那些距離遙遠的人們是如何相聯繫的，也提醒我們注意小區域的人們在不同文化與語言的條件下是如何相互影響。

我的研究取向

我的歷來研究，大致也可以放在文化史與全球史交替的脈絡來看。

尤其是前幾年的東亞人蔘的研究及近來味素的全球史研究。我從碩士時代的五通神到博士時的東北人蔘研究，基本上就是這種趨勢轉變的最好寫照。還記得大學時代的最後一年，臺灣的史學界正面臨從社會經濟史轉到新社會史的階段，當時的重要推手，就是曾任教育部長的杜正勝教授，1991 年，我每週從政大騎著機車，越過萬芳社區到公館臺大聽他的社會史課程。此後我接觸的歷史研究多是他所主張的要做個有血有肉而不是只有樹枝骨幹的歷史。

到了清華，那些年影響最深遠的一本書是至今尚未有譯本的《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論文集，透過梁其姿教授的書評，這書開啟我對明清社會文化史的興趣。此後，在梁老師的指導下，開始關注地方官、士紳與民間信仰的互動，因而有了五通神的研究。博士時，轉而朝向醫療史，開始從身體史的角度研究醫療，於是有了痲瘋女、陰門陣及祁彪佳日記的研究。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想做明清身體史的研究，但最終研究的是物的歷史，也就是東北人蔘的歷史。

 暗黑明清史書寫

本書的九篇文章，許多修改我自 1990 年代以來所寫的明清文化史論文，不論是專論或書評書介，多少反映出這二十年來明清史研究從社會文化史發展到全球史的走向，我所切入的重點是物、身體與社會文化的關聯。這些文章的故事似乎不屬於傳統的明清政治史或制度史的敘事框架，談的多與明清的感官世界有關，有裸體抗砲、過癩習俗、士人的身體書寫、五通淫神、官員的拉薩之旅、清代姦情的社會文化史、纏足的修正史、物的十七世紀流通、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看完這九篇文章，宛如進入一場明清的感官世界之旅，或者說是一場「暗黑世界之旅」，這裡頭「暗黑、荒謬、失控，物件堆疊、人聲雜沓」。

身體與明清社會文化

這些故事大致可分為兩類：「身體與明清社會文化」及「物與明清社會文化」。

身體方面，陰門陣談的是明清時期出現的一種裸體對抗火砲的陣法，不僅出現在筆記或正史中，就連大名鼎鼎的魯迅，對這種故事，都聽她的奶媽說過而寫在其作品裡。痲瘋女的故事不在探討明清痲瘋病的疾病本身及真實面貌，更關注疾病的再現與隱喻，主要透過明清時期的一些小說與筆記等文本，書寫明清有哪些有關痲瘋病的社會想像，這些社會想像是如何建構出來的？如何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操作與處置措施？與痲瘋病患者的社會處境有何關聯？

身體書寫的故事則焦點集中在明代士人祁彪佳家族的醫療活動，嘗試從日記中病人的觀點，亦即祁彪佳與江南醫生的互動，來描繪晚明江南家族的醫病關係。五通神的故事裡，我們看到江南五通神的形象常被形容為既能輸送金銀，使人致富；卻又性好女色，降人禍福的「邪神」。這種使人又愛又怕的神格特質，引起清初巡輔湯斌的關注，上任後即針對江南的五通神信仰採取大規模的查禁行動。當「正氣」官員對上五通「邪神」，誰輸誰贏，吸引歷來眾多江南文人筆記及官方檔案記錄者的目光。

以研究中國古代性與社會享譽學界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H.Van Gulik)，在他那本被列為研究中國古代房中術的經典著作──《中國古代房內考》中提到，隨著明帝國的崩潰，這些情慾男女的尋歡作樂便銷聲匿跡，歡樂的氣氛隨之煙消雲散，性則成為一種負擔，而非享樂。受到高羅佩的啟發，美國學者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持續探討帝制晚期中國對性的管制的社會面與法律面問題，特別是清代司法與審判機構的實際運作。Sommer 從社會史的角度將十八世紀中國的性、法律與社會的關係，透過法律檔案作了最詳細的分析。

纏足故事說的是高彥頤教授「非典型纏足」的最新研究。高彥頤的用意是希望不以嘲諷手法寫一部纏足史，意思是說歷來有關纏足的研究都是反纏足的歷史。在這些著作之中，有相當比例的焦點是聚集在反纏足運動的成就之上，或者從反纏足的爭論轉移至前近代婦女的遭遇。她認為纏足的敘事不只一個，而是有很多個。

物與明清社會文化

另一類，物與社會文化方面：我談到了晚清駐藏大臣有泰在拉薩的感官之旅、物質打造的世界史及植物獵人福鈞的中國探查之旅。

晚清駐藏大臣有泰的日記相當有意思，我在偶然的機會中，在圖書館發現這部日記。日記裡除了有晚清官員對政治及外交的詳細記事之外，也有許多和日常生活有關的札記。這部日記可視為是晚清拉薩城市生活史的縮影。透過這部日記，我們見到的一位晚清駐藏大臣，如何在拉薩這樣一座高原上的宗教聖殿，不僅感受到宗教的精神體驗，也接觸到大量的西方舶來品。

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則是我近年來最喜歡的大眾史學讀物，因此每到各地演講，我一定介紹給社會大眾認識這本書，尤其是針對高中老師時，會特別強調不要再只跟學生說要讀《萬曆十五年》，更要介紹這本全球史好書給學生認識。一本書用七張圖像講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故事，這功力只有卜正民做得到。最近他的功力更上一層樓，新書《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用一張十七世紀中國人畫的南中國海地圖，就寫了一本書。

在這個時代，一本書要吸引讀者，不僅要有好的題材，還要會說大眾感興趣的故事。在過往，我們只知有史景遷、卜正民、《太平天國之秋》的普拉特（Stephen R. Platt）、《決戰熱蘭遮》的歐陽泰（Tonio Andrade），現在又多了一位寫手，莎拉．羅斯（Sarah Rose）也有這樣的好本事。

本書最後一章談的就是莎拉．羅斯的好書《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透過她的敘事筆法，我們的確看到一幅茶葉如何改變中英財富版圖的有趣圖像。她在一開始的前言，就抓住了我們的目光。她寫道：「現在，英人活動範圍不再侷限於中國最南岸，而是能深入產茶與製茶區。若想在印度製茶，英國必須取得頂級茶樹的健康標本、數以千計的種子，及中國知名茶廠流傳千年的知識。這項任務得交給植物獵人、園藝家、竊賊、間諜。英國需要的人，名為羅伯．福鈞」

當然，這九篇文章無法涵蓋明清時期的物、身體與社會文化的所有面向。讀者若有進一步的興趣，可以參考本書的附錄「明清文化史研究參考書目」，這些論著提供我們更多閱讀明清史的不同視角，有城市文化、旅遊空間、消費、士庶關係、歷史記憶、圖像研究等等。然而，書目的整理永遠跟不上研究的腳步，像是「域外看中國」的領域就相當不足，有關這點，我希望日後能在下一部計畫中的著作《明清文化史研究指南》中增補一切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