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之子鄭成功（一）

（一）

六歲的福松會從這斜坡往下滾滑吧？這裡是鄭成功居宅跡。從這裡往下看，是個斜坡，離海邊不遠，兒童天性愛玩，看到斜坡一鼓作氣往上衝爬，在阻力中衝到頂端，發出勝利的歡笑聲，旋踵間又從頂端順勢下滑，那種有如風助的失速感，是何等暢快。滑到坡底，是個平坦的狹地，走沒幾步，就到了海邊，潮水特有的鹹腥味撲鼻而來。聰明可愛的福松，或一個人，或和同伴，將沿著海灘一路玩將下去吧。

對岸是一層又一層、綿延又綿延的青山，海水湛藍得很，白沙在麗日下閃爍發燙。太陽的熾熱直接燒灼著皮膚。

此時和福松一起望海的小童伴，或許是個女孩。海風吹起一頭淺栗色的柔絲，他的眼珠在陽光照耀下，閃爍著不甚真切的湖綠光澤。或許他的名字就叫作阿春，十五年後將被趕離這裡，流落夢魂不到的遙遠的雅加達。[1]

福松和他的玩伴一定會來到這個現在豎立著「鄭成功兒誕石」的地方玩耍吧。這裡離家不遠，離海也不遠。白沙上說不定還有一行蜿蜒的新鮮腳印，肯定是束著一頭秀髮的母親剛來過，撿了貝類迤邐歸去。據說鄭成功的母親，大腹便便時，來這裡撿貝，突然肚痛，倚靠著這裏的大石頭生下鄭成功。每個偉人似乎都有個異於常人的誕生方式。這個小名福松的小孩，當然不會想到三百餘年後，這裡會立個石碑紀念他的誕生。他當然更也不會知道，他窮目力之極都看不到的中國大陸，會流傳另外一個關於他的誕生神話。

江日昇《臺灣外記》記載鄭成功誕生前，平戶就有異兆，眾口喧騰傳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煉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揚威莫當。通國集觀，咸稱異焉。」看來是條大鯨魚。這個異象持續三天三夜。停止之後，「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一官妻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間，夢同眾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衝，驚倒。醒來即分娩一男。」原來大魚來投胎。

一官就是鄭芝龍，翁氏是他的日本妻子，即田川氏，名マツ，可寫成「松」。[2]當時平戶和唐人有來往的日本人似乎都有個唐式姓名，如翁氏的父親田川七左衛門叫做翁翌皇；不知道是唐人給取的，還是自取。話說鄭芝龍得知生男，十分高興，正扶著翁氏在「氈踏綿」（榻榻米）上坐著，忽然聽見四處在叫「救火！」鄭芝龍開門一看，大家都齊集到他家門口，卻又顯得躊躇不前。原來眾人看到火光，以為鄭家失火，群來救火，到了卻又看不到火在哪裡。

是鯨魚，不是龍。這或許「預」示著鄭成功一生和海洋有不解之緣，和大陸則不怎麼有緣。

鄭成功的誕生地平戶在日本九州，是個離島。現在有平戶大橋和九州本島相連，如果您搭松浦鐵路的電車在九州本島這邊的「たぴら平戶口」（田平平戶口）站下車，一出車站，外頭就有排隊的計程車等著載您過平戶大橋，直抵平戶。「たぴら平戶口」車站很小，比我家鄉大林車站還小。實際上，鄭成功童年的居住地離平戶市和平戶港口有段距離，在名為「川內」的地方，舊稱川內浦，是當時平戶的副港。搭計程車約十五分鐘。現在有「鄭成功居宅跡」、「鄭成功廟（分靈廟）」，以及「鄭成功兒誕石」等紀念勝地可參觀。

平戶現在很沒落，人口流失，一副很不景氣的樣子；地方政府努力「拼觀光」，希望靠歷史和風景來吸引國內外遊客；觀光標語拈出：「歷史和浪漫的島──平戶大航海時代的城邑」。平戶在福松誕生前後，可熱鬧得很。三、四百年前，平戶有不少華人（唐人）出入。讓我們看看一五五五年奉命出海收集倭寇情報，滯日二年的鄭舜功，如何描寫平戶。《日本一鑑》云：「平戶島，昔鮮人居，今居商眾，二十年以來，為番舶之淵藪，中國流逋移家受廛，錯綜盤固，而今屢眾。王直向潛住此島。島去朝鮮半日程。」也就是說，平戶是外國船的停泊地，從中國非法出海的人，在這裡住下來，盤根錯節，越來越多；大海盜王直從來就逃藏居住在這裡。

王直（？─1559）是著名的「倭寇」，以平戶和五島為根據地。所謂「倭寇」其實領導者大抵為華人。王直出身徽州歙縣（今安徽黃山市），勢力龐大，在平戶富可敵「國」，是當地戰國大名松浦隆信的座上客。現在還是平戶的「觀光賣點」，有居宅跡，還立有銅像，在松浦史料博物館之前的坡道，和耶穌會士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一前一後，互相輝映。替「倭寇」頭目立銅像？是很奇怪。不過，對平戶而言，王直並沒在此燒殺搶掠，而是帶來財富和繁昌；從地方的角度，平戶人的確有理由紀念他。

雖然如此，王直的船隊在中國沿海所作所為可是海盜行徑。現在臺灣某些學者好像有一個傾向，想把「海盜」說成非「海盜」。如果從海禁而不得不有走私貿易的角度來理解，當是可以，但是若把燒殺搶劫都當成「貿易」的一種型態，那麼，我們如何對得起那些手無寸鐵、遭受上岸海盜蹂躪的小民（包括婦女）呢？明季三朝老臣、位同宰相的葉向高，就是在他的母親逃倭寇之亂時，生在路邊破敗的厠所中。對於王直，我有我的同情。我無法正當化他的「倭寇」行徑，但對他的死，我深深替他扼腕。王直接受明朝的招撫，沒想到上岸受撫時，政策來個大轉彎，在拜會官員時，被執處死。這是勝之不武，不只我替他叫屈，明末也有士大夫大不以為然，徐光啟就是其中一位。

（二）

 

十七世紀初，平戶島仍然是中國海盜對日貿易的唯一港口，也是重要的落腳地。年輕的唐人男子鄭芝龍來到平戶，娶妻生子，不是太特別的事；這不過是一個大現象的一樁實例而已。《臺灣外記》說平戶的女子「雖跣足蓬頭而姿色羞花，宛如仙女。且頭髮日日梳洗，熏以奇楠，不似中國抹以香油也。」所謂蓬頭應不是「蓬頭垢面」的樣子，而是指沒梳髻插簪之類的。日本平民女子和中國女子不同，不挽髻，也不裝飾，通常只在頸後把長髮簡單紮束著。總之，這些平戶女子頭髮又乾淨又芬芳。或許由於平戶女子的確很美，或許事出平常，多數登岸的唐人都在此置有家室。

田川氏生下福松的那一年，日本是寬永元年，明朝是熹宗天啟四年，西曆則是一六二四年。一六二四年？啊！熟悉臺灣史的讀者一定知道，這一年，荷蘭人經過兩年談談打打（1622/07/04- 1624/08/24），終於被強硬派的福建巡撫南居益狠狠打敗，決定撤離明朝信地澎湖，轉而佔領無所屬的大員（今天臺南安平一帶）。荷蘭人豎白旗投降，是八月二十四日 ，完全毀棄城堡「遠遁，寄泊東番瑤波碧浪之中」是九月十日。據說福松生於陰曆七月十四日，也就是陽曆八月二十七日 。時間真巧，正是荷蘭人撤退到東番之際。誰也想不到此時遠在平戶誕生的一個小孩，三十八年後，會把他們從臺灣趕走。

荷蘭人和福松，完全沒關係嗎？可不。在福松的童年，荷蘭人活躍於平戶和川內浦。一六〇九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有兩艘船來到平戶，獲得德川幕府的貿易許可，且在此設置商館，從此開始長達前後三十三年的日蘭貿易關係，一直到一六四一年商館奉命移到長崎為止。從一六〇九年起，荷蘭人在平戶建設住宅和倉庫。一六二一年，荷蘭人在川內浦也建有一些設施。據了解，就停泊大帆船而言，川內港比起平戶港還優良，因此成為平戶港的副港。

在海灘玩耍的福松，一抬頭就會看到停泊在副港的荷蘭船，桅杆上紅白藍三色旗，正中的 VOC 商標隨風翻飛。港口和岸上，紅髮碧眼的公司人員正忙進忙出的。可能吧？一六二七年，當福松五歲時，共有六艘荷蘭船抵達平戶，其中一艘確定來自臺灣。一個來航季節（七月至九月），有六艘船入港，是相當繁昌的。（葡萄牙稱霸的十六世紀末，長崎一年平均只有一艘西洋大帆船入港。）可惜第二年，也就是一六二八年，在大員的熱蘭遮城發生了「濱田彌兵衛事件」──日本朱印船船長濱田彌兵衛襲擊荷蘭臺灣長官弩茲（Pieter Nuyts, 1598-1655），日蘭關係惡化，此後五年幕府禁止荷蘭人來貿易（1628-1632），日蘭貿易一時蕭條。不過，這其間每年仍有一兩艘荷蘭船在平戶入港。

這個時候，平戶是熱鬧的。荷蘭人來到平戶還是比較晚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早在十六世紀後半葉就來到這裡從事貿易和傳教。十七世紀初期，平戶以及九州北部已經有不少基督教信徒，甚至整個村莊都改信天主教。平戶本身，信教者一五五〇年有一百名，二十年後增加為五千名。但是在福松出生時，日本對基督教徒（切利支丹）慘絕人寰的迫害，已經趨近尾聲，殘存的信徒成為日後所謂的「潛藏的基督教徒」（隠れキリシタン）。在幕府鐵腕禁教之下，宣傳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於是被信奉新教的荷蘭人取代；英國人比荷蘭人稍晚來到平戶，一六一三年在平戶興建商館。

如果七、八月間，福松跟隨祖父田川七左衛門來到平戶港，那麼他將看到港口停著荷蘭船、英國船、朱印船，以及他的父親可能搭乘的唐船。祖父（我們的翁老伯）可能一一指點，告訴小福松如何辨識這些不同型制的帆船。葡萄牙船在一五六五年之後，不再來平戶，轉往長崎；西班牙船則由於禁教的關係，於鄭成功誕生那一年（1624）被禁止來航，因此，在這個時點平戶港已經看不到葡萄牙船和西班牙船。此時人來人往，如果福松因為阿春無法同行而感到一絲遺憾的話，他將在這個遠比川內浦熱鬧的港口，看到幾個和阿春長得很像的小女孩，一樣的栗子色頭髮，一樣的不怎麼真切的湖色瞳孔。熙熙攘攘、五顏六色的人群之外，更吸引小福松的，或許是聳立在對岸山上的白色平戶城，正居高臨下俯視著這個忙碌的港口。

唐船是中國船，西方人把它叫做 Junk，我們一胡塗，又反過來說中國帆船叫做「戎克船」。唐船大抵方頭、兩桅，中間一桅大帆，船頭一桅小帆，擠身在三桅高檣的西洋船中，很好認──雖然朱印船和唐船有點像，都是二桅方帆，但靠海吃飯的人不會弄錯。我們知道，明朝實施海禁，不准民間的船出航到日本，貿易當然是禁止的；日本人要和中國貿易只能透過朝貢貿易的管道。即使到了一五六七年，局部開放海禁，允許有「文引」（官方發的證照）的船隻從漳州月港出海，「販東西洋」，但到日本貿易還在嚴禁之列，始終沒放鬆。所謂東西洋，大抵等同於今天東南亞的範圍；此「東洋」非指日本。因此，搭船到平戶來做貿易的中國人都是非法的，如果他們也在海上或是中國沿海從事搶劫等事，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海盜了。

鄭芝龍加入了海盜集團，其後成為大海盜集團的領袖。根據傳說，他繼承了大海盜顏思齊的領導權，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顏思齊是創造出來的人物，鄭芝龍其實繼承（或竄奪）了李旦的海上勢力。很可能海上的權力鬥相當慘烈，其間有不足為外人道之處，因此必要掩飾，並為了正當化其領導權，須加以「神話化」──不少史書都記載鄭芝龍之繼承顏思齊乃天意所在，誰也擋不了──如眾海上兄弟連擲三十次筊，都是聖筊，天意非鄭芝龍莫屬！總之，鄭芝龍成為大海盜集團的頭目大約在一六二五年八月或九月。他叱吒海上前後大約只有三年，一六二八年就接受明朝的招撫，當起大明的游擊將軍了。

我們對福松的童年知道很少，只知道他七歲時，也就是鄭芝龍接受招撫後，鄭芝龍派人到平戶把他帶回中國。於是，崇禎三年（1630）九月，當北風吹起時，七歲的小福松突然必須和母親和兩歲的小弟弟離別，從來就沒離開過母親的他，「牽衣慟泣」。十月，福松和幾位叔叔回到福建泉州安海（安平）。取了新名字「森」的福松，開始讀書，非常聰明敏捷。我們日後的英雄畢竟還是個小孩，據說他每夜「必翹首東向，咨嗟太息，而望其母」。那些海盜叔叔們，很喜歡嘲笑他，只有叔叔鄭鴻逵很看重他，常常摸著他的頭說：「這是我們家的千里駒呢！」（此吾家千里駒也）日後，當鄭成功帶兵從事反清復明之大業時，鄭鴻逵是家族長輩中最支持他的。叔姪情誼，是否就在小福松回到中國適應不良時建立起來的呢？

不會講泉州話，一下子置身於龐大的血緣與擬血緣大家族當中，離開親生母親，卻又多了一位「嫡母」要侍奉，一讀書就是中國的經典，這是鄭森的新處境。鄭森是鄭芝龍的長男，看來鄭芝龍在與田川氏同居生子之後，才回故鄉正式娶妻；一般記載大致如此。鄭芝龍的正室姓顏，另有一妾黃氏，三位太太共生有六個兒子，女兒數目不詳。日後我們從資料中得知，鄭成功和二弟鄭世忠（渡）感情特好，在他的書信中稱為「渡弟」的就是這位二少爺；閩南語稱少爺為「舍」，所以世忠稱二舍或渡舍。鄭芝龍嫡妻顏氏，也就是鄭成功的「大媽」。

（三）

我們對鄭森的青少年時期，了解不多。鄭芝龍想培養他走科舉仕宦路線，大概確實。海盜出身的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之後，任官的經過並非一路飛黃騰達。鄭芝龍受撫之初（1628）是個沒有防區的游擊將軍，算是暫授或虛銜，要到四年後（1632）才實授游擊。

明朝一省的武官官階依序為：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等。游擊以上稱將軍。鄭芝龍於崇禎十年（1637）昇任南澳副總兵，再三年署總兵，最後當上福建總兵官；這個位置就是明朝著名武將俞大猷當過的職位。鄭芝龍在武職上的晉升得來不易，是靠實際的戰功，他幾度敉平海寇，且勦平山賊。不管鄭芝龍實授官職如何不容易，他接受招撫之後，最初壟斷泉州府的船引配額，殲滅海盜劉香勢力之後（1635 年 5 月 23 日），控制了沿海航道，海上船舶沒有鄭芝龍令旗不能往來，每船例繳三千金，也就是保護費吧。鄭芝龍字飛黃，真是不飛黃也飛黃了。

作為朝廷命官，鄭芝龍當然不能親自下海貿易，除了控制沿海貿易之外，他也透過朝廷官員的身分，從中漁利。中國合法海商 Hambuan 替荷蘭人交涉中荷貿易，拜會都督鄭芝龍時，曾被敲詐得幾乎破產。鄭芝龍並透過荷蘭管道大做非法的對日貿易。這位被鄭芝龍敲詐的 Hambuan 是一六三〇年代活躍於海峽兩岸的華商，屢屢出現在荷蘭文獻中。有專家將他比定為同安縣廈門出身的進士林宗載；林宗載是中央大官，官至太常寺卿，而 Hambuan 懂荷蘭話，衝風犯浪於海峽兩岸，奔走內地採購貿易品，且須仰鄭芝龍鼻息，張冠李戴，大約只能當談資。

 

返回中國的鄭森，生長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中──父親是明朝將軍，卻控制海上貿易，合法掩護非法，叔叔們都是這個海上貿易王國的一員。鄭森讀書穎敏，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讀書，聽聞文學大家錢謙益的大名，執贄為弟子。據說他的字「大木」是錢謙益取的，不過，這個時候鄭森已經二十一歲，還沒有字，不合常理，可能是訛傳。錢鄭這段師生情緣將為明末清初大史詩的時代故事添加幾筆濃烈的色彩。

鄭森入錢謙益門下，應該是北都傾覆，錢謙益任弘光小朝廷禮部尚書時的事情。錢謙益和鄭家可說有些點淵源。明末在李自成之亂和滿人入侵之內憂外患交相逼迫之下，國是岌岌可危。錢謙益曾上呈〈請調用閩帥議〉（崇禎十六年三月一日；1643年4月18日），所謂閩帥就是鄭芝龍。他建議朝廷調鄭芝龍移鎮江南，以防禦賊寇。他還曾寫詩為鄭芝龍賀壽，題為〈鄭大將軍生日〉。可見錢謙益對鄭芝龍頗寄以厚望。在崇禎年間，鄭芝龍並沒如錢謙益所建議的，調來江南禦寇，但福王立於南京之後，即封鄭芝龍南安伯，鎮福建，鴻逵靖虜伯，充總兵官，守鎮江。芝豹、彩并充水師副將。芝龍於是遣兵保衛南京。鄭森入南京國子監讀書，應該就是這個時候。

如所周知，錢謙益於崇禎十四年（1641）以妻禮迎娶北里名媛柳如是為如夫人，輿論嘩然。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1644）， 三月十八日闖賊攻陷京師外城， 三月十九日清晨崇禎帝縊死萬歲山壽皇亭（好個吉祥的名稱！）。李自成遂入主京師，設官授明降臣職，同時拷掠不降者。二十七日，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遂引清兵入關。清兵藉口為崇禎帝復仇，大舉入侵，局勢混亂，一般稱為甲申之變。五月十五日 ，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即帝位，次年改元弘光。

我們從後代的角度來看，或許會認為滿人一旦入關，情勢不可為，但當時清兵尚未過長江，中國幅員遼闊，並非毫無扭轉之餘地。六月初八，錢謙益接受弘光帝的任命，擔任禮部尚書，積極為小朝廷盡力。陳寅恪先生認為，從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到弘光元年 五月十五日這一年，是柳如是一生最榮顯的時期。柳如是和錢謙益的結合是所謂的「伙伴婚姻」（companionship marriage），深具俠情又曾女扮男裝的柳如是不避諱和名士交接。據說「柳如是常衣儒服，飄巾大袖，出與四方賓客談論」，為此錢謙益給他一個外號「柳儒士」。我們不知道鄭成功和錢師母是否有一見之機緣，大約沒有吧。否則稗官野史應不會放過。不過，未來幾年，柳如是等復明志士可是把有大明九鼎之命脈寄託在這位學生身上。

如果甲申之變已經是天崩地裂，那麼乙酉之變，又是天地再次的崩裂！面對時代大變局，個人必須做出抉擇，而這抉擇往往牽涉到生與死、榮華富貴或滿門抄斬。今天當我們回頭看這一段歷史，一再映入眼簾的是清兵打到哪裡，「某某死之」、「某某等死之」，也就是為明朝殉死的意思。這麼簡單的兩個字──「死之」，我們只要用心設想，很不容易，也是很悲慘的事情。大臣、名士、縉紳、諸生，甚至布衣，死之死之，史不絕書，他們的妻妾女兒僕傭從死又不勝其數。殉死有各種方法，或自縊，或自刎，或投水，或絕食，或為敵所擄不屈而死，甚至有故意被捕，為的是要罵敵或作最後之慷慨陳述……；也有人試了好幾種方式才達到殉死的目的。當然，投降和合作的人應該更多，否則世界上的暴政就沒有成功的一天，更不要說通常可以維持很久。「暴政必亡」常常只是人們自我安慰的祈願吧。

北都覆滅後，弘光帝即帝位（五月十五日），不到一年，清兵渡江（五月八日）， 五月十日弘光帝出奔太平，十五日清兵入南京，南都覆亡，是為乙酉之變。乙酉之變，殉死者如繼踵，「死之死之」有如悲愴交響曲反復迴旋的主調。

南京不保，性格剛烈的河東君（柳如是）邀錢謙益一起殉國，錢謙益「謝不能」，還拉住要投水自殺的河東君。五月十五日清兵入南京，明朝勳戚和文武官員投降，錢謙益也在內，不久即依例奉命北上，柳夫人未同行。閏六月初十日明松江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兵部給事中陳子龍起兵拒守。陳子龍是雲間才子，幾社領導人物，講求經世濟民之學，曾主持《皇明經世文編》的編纂工作，卷帙浩瀚，十個月竟其事，為我們留下珍貴無比的史料。

陳子龍幾度組織武力抗清，於永曆元年（順治四年；1647） 四月十五日被捕，鎖舟中，船泊無錫跨塘橋下時，乘隙投水自殺。陳子龍和柳如是曾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我們不知道柳如是聽聞陳子龍的死訊，作何感想。這位曾讓柳如是寫出「春日釀成秋日雨」之詞句的陳子龍，他的殉死是否也堅定了柳如是的抗清意志呢？在河東君的影響下，錢謙益暗地支持復明大業（這是抄家滅族的事），他們兩人在常熟白茆港有個別墅芙蓉莊。白茆港在常熟市東南，隔江與崇明島對望，和海外通消息比較容易。而這海外，就是指鄭成功。但是，這是後話了。讓我們回到鄭森生命的轉捩點吧。

（本文作者為臺大歷史系教授）

附記：第一回有兩個腳註，讀者或許會懷疑這篇文章還是不脫學術論文的氣息。關於這點，請放心，這是通篇三個腳註中的兩個。

[1] 日本德川幕府在寬永十三年（1636）把在日本的日本女性和葡萄牙人（含西班牙人）之間的混血兒，連同生母永遠驅離日本，流放澳門。根據資料，總共流放二百八十七人。其後於寬永十六年（1639）下令將日本女性與荷蘭人（含英國人）之間的混血兒及其母驅離日本，流放到巴達維亞（雅加達）。

[2] 鄭成功小名福松，據說係取「福建」的福字，加上母親的「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