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的父親是一位記者，而您早年也從事記者的工作，我這樣說正確嗎？
答：正確。
問：您辭去記者的工作是為了成為在大學中任教的學者。但在某方面上，就您對新聞媒體的興趣，或可稱之為您的副業來說，您仍然與新聞界有所關連。您認為您的興趣是源於早年的職業嗎？從事新聞業的經歷對您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答：嗯，的確有影響。但對我來說，究竟這個經歷是怎麼樣影響我，則是難以解釋，也難以理解的。部分原因是心理上的，因為我的父親在二次大戰中身亡。他當時是紐約時報的特派員。而我應該要繼承他的遺志，也就是說，成為紐約時報記者的一員。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想要一展成為記者的抱負，我並不是指編輯或專欄作家，而是人們所稱的那種西裝革履，穿著風衣、叼根香菸，在帽子上插著記者證的傢伙，也就是那種在街頭尋找報導題材的新聞記者。回想起來，這幅景象還真是摻雜了些許浪漫色彩。不過我們家中每個人都是記者，從我父親、母親到我弟弟…
問：您母親也是一位記者？
答：是的。在我父親過世之後她也進入紐約時報，一路從記者做到婦女專欄編輯，隨後成立了一間通訊社：國家婦女通訊社（Women’s National News Service）。
問：她還活著嗎？
答：不。她在1968年去世了。
問：那你的弟弟呢？
答：我的弟弟約翰，他是個頂尖的記者，同樣任職於紐約時報。我們一家四口都為紐約時報工作。我四歲的時候就接到我在紐時的第一份工作。當然我當時還不會寫字，不過麥克．伯格（Mike Berger），紐時的一位記者，同時也是我們家的世交，在 1943 年帶我到華盛頓旅遊，並錄下我近乎嬰兒牙牙學語般的童言稚語。當時這個報導的構想，是透過一個四歲小孩的觀點看戰時的華盛頓，就像是國王新衣寓言的情節。因此，我漸漸覺得我注定要成為一個記者。所以當我離開紐約時報時，我的感觸很深。我成了家中的異類：一個大學教授！當你可能成為記者時，你又怎能想像未來會是如此的光景。
經常有人問我為何要離開新聞界，答案很簡單，就只是因為我喜愛歷史研究。而這是一份困難的工作。不過研究寫作雖然是一種煎熬，卻極有成就感。我在新聞界從業的經驗，和我所從事的歷史研究顯然有一些關聯，譬如我研究新聞史。然而我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尚未出版。還有我曾在一家大報受過基本訓練，在社會版報導謀殺、搶劫等等…
問：是在哪一家報社？
答：《紐華克星定報》（The Newark Star Ledger），在紐澤西州的紐華克市，那是個高犯罪率的城市。我就是在那裡接受記者的基本訓練，主要是在警局。當時是 1959 年。後來我在曼哈頓、皇后區和布魯克林的警局中工作。因此我寫過許多犯罪故事報導…。
問：這是從 1960 年的時候開始的嗎？
答：嗯，從我大學時候就開始了。不過我以前就有在報社打工，甚至從國中的時候就有，那時我差不多十二、三歲。我在 1952 到 1953 年間為康乃迪克州西港鎮（Westport）的一份週報，撰寫一個叫做「貝德福青年要聞」（Bedford Junior Highlights）的專欄。我在這個小鎮中度過了大部分的童年時光。之後我在紐華克接受新兵訓練，訓練結束後，我在紐約時報的週日新聞部待了一個暑假。後來我在哈佛大學完成學士學業，並獲得牛津大學獎學金負笈英國。在那裡我還擔任紐約時報的兼任通訊員，放假時則在紐時的倫敦分社當代理通訊員，還有…
問：這是 1960 年的事嗎？
答：沒錯，一直到 1964 年。我在 1964 年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後就到紐時擔任記者的工作，重操舊業報導謀殺和持械搶劫。那時我至少已經學到如何快速而精確地撰寫我的報導，並養成了一種我奉行一生的態度，那就是尊重讀者。
當然讀者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群體，但他們可能比大多數大學教授所認為的更加聰明。我不認為作家應該遷就一般大眾的口味，但我們（歷史學家）應該以平易近人的筆觸寫作，不賣弄學術術語，面對事實更應秉筆直書。
然而正如同我剛才說過的，現在我們已經明白，所謂的事實在相當程度上只能是再現。不過在撰寫報導時，你必須要知道被害人姓名的正確拼法、年紀與住址，而且要能將資訊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一絲一毫也馬虎不得。假如報導有誤，那麼當你被社會新聞編輯叫去辦公室時，你的皮就得繃緊了。跑上幾個月的犯罪新聞會使大多數的研究生大開眼界。
以我為例，這個經驗導致我對輿論和媒體產生莫大的興趣。我的學術興趣，最開始是在哲學和傳統的思想史領域，而隨著研究的進展，我也嘗試處理在底層社會中，思想和觀念傳播的問題。我想要創造一個叫做觀念的社會史的領域（這是Alphonse Dupront的用詞），並且，套句 1960 年代流行的術語，「從底層的角度」（from below）寫作智識史。
我對哲學體系在哲學家之間的遞嬗關係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的興趣，是想了解一般人如何將他們生活周遭的世界理出頭緒、賦予情感，以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知識，是如何在社會中傳遞的，而這些知識又是如何形成他們應付周遭環境的策略。
對我來說，一般庶民百姓其實是很聰明的，只不過他們不是知識份子罷了。因此，為什麼不試著寫作一種非知識份子的智識史──或者，假如你喜歡的話，稱做心態史也未嘗不可。不過這種歷史關注的不是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影響，而是意義形成的過程。
我的這種研究方法，可能和我以前的工作經驗有關。在擔任報社記者時，我的工作就是訪問、報導，並捫心自問一個任何社會新聞編輯和記者，在提筆之際都會想到的基本問題：「何謂報導？」你在報紙中讀到的東西，並不真的就是發生的事情，而是有關發生的事情的報導。
我認為新聞的敘事杜撰性質，一直沒有被好好的研究，而這正是一般訊息傳播史研究的核心部分。究竟根植於文化傳統中的敘事方式，如何形塑資訊的傳遞、影響輿論的形成，甚至在何種程度上構成了人們的世界觀？
我過去任職記者的經驗，對我歷史研究第三種可能的影響，則是和警察有關。我曾在好幾個警局中待過很長的時間，不消說我當然對警察檔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現在仍不斷進行警察檔案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理解文學史的幾個面向，諸如作家的社會地位、文人生涯的本質、出版檢查以及書籍的流通，甚至是書籍對警察所稱之「公共精神」（l’ esprit public）的影響。
但這並不是說我相信警察檔案的記載都是真實的，剛好相反，在與偵探和警官相處過這麼長一段時間之後，我體認到他們並不總是可信。雖然警察檔案中必然有主觀的成分，但我們仍然可以利用警方蒐集的資料，研究書籍交易的遊戲規則，以及這些規則和檢查制度之間互動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確認文化的傳播者，及其在出版業和文人共和國的派系政治中運作的模式，更可以藉由口傳和印刷的媒介，追尋知識擴散普及的蹤跡。
在基本的層面上，我們可以找出當時究竟有多少文人作家，他們都住在什麼地方，長什麼模樣，性生活又是如何等等。這些檔案的可能性是無限的，但歷史學家幾乎未曾好好利用過。
問：所以您的著作大多與18世紀的法國有關。究竟為何您會對這方面產生興趣呢？
答：老實說，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身處二十世紀末的美國人卻著迷於十八世紀的法國，這或許是有些古怪，不過雖然我熱愛法國及其人民，我主要的興趣卻不在法國史。只是法國史領域，有豐富的檔案資料以及歷史著作，對於我興趣所在的研究主旨和問題都極有幫助。
法國是第一個警察國家。「警察」一詞在十八世紀的意義是現代、理性的國家行政措施。而警察在執行工作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文件。在這些文件的扉頁上，間諜、警官和警察總監的潦草字跡，至今猶可辨識。這些文件資料浩如煙海，塞在數不盡的箱子中，堆滿了檔案室。打開國家檔案處或阿色那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 Arsenal）中的一個箱子，就像是踏進了另一個世界，你永遠也不知道你將會發現什麼。
在其中的一個箱子中，我發現了警方線民有關 1726 和 1729 年之間，在 29 間咖啡館中談話記錄的報告。這就彷彿漫步在將近三百年前的巴黎街頭，耳中縈繞著城市的喃喃私語。這些報告不能照字面解讀，因為其中蘊含了線民的主觀偏見。
法國的檔案就像個巨大的實驗室，在其中可以測試一些棘手的概念問題，例如輿論的本質之類的問題。我對這些問題要比對法國史本身更有興趣。
問：您在您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您有幸走進一個歷史學家的夢幻天堂，即一堆尚未被發掘的寶貴資料，也就是瑞士紐莎泰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簡稱STN）的檔案。這是有十八世紀印刷公司檔案，留存至今的唯一記錄。而正是因為有這些檔案，您才得以完成那部出色的百科全書出版史。我想知道您是否曾想過，假設您並未發現這個夢幻天堂，您的命運將會是如何？STN 檔案在成就您今日學術地位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答：嗯…猜想未曾發生過的事並不容易。確實我大部分的學術生涯，都是在挖掘這些豐富異常的檔案：五萬封信與帳簿，還有各式各樣的文件。我對18世紀全部的感受，都是得自於積年累月浸淫在這些檔案中的結果。如果我從未發現這些檔案，我不確定我的人生將會往哪個方向走…
問：這是你第一次著手…
答：嗯…我在開始研究這些檔案前就出版過一本談催眠術的專書。
問：是您的博士論文嗎？
不是，我從未出版我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有關科學史，特別是通俗科學的書，同時也是對當時在法國開展的心態史研究的一個嘗試，儘管我當時尚未與我的法國朋友們展開合作關係。
這本書研究大革命前夕法國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以在大革命前巴黎流行的動物磁性學，或稱催眠術（Mesmerism）為例，探討此一在當時深具魅力的風潮對人們世界觀的影響，及其如何與各式各樣的激進政治思想沾上關係。所以我可能已經在心態史的領域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事實上，《貓的大屠殺》一書延續了這個研究的主軸，如果不是埋首於 STN 檔案之中的話，我將會持續這個研究。
問：你是如何發現這個（STN）檔案的？
答：1963 年我正在牛津大學寫我的博士論文，一本瑞士著作中的一個註釋，讓我想到在瑞士紐莎泰的圖書館中可能藏有雅克—皮耶‧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的原始信件。這個人便是大革命時「布里索派」（Brissotin），或稱吉倫特（Girondin）派的首領。他身為一位在1780年代，熱衷於和美國獨立革命相關之一切事物的眾多法國人之一，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在 1962 年寫了一篇談論他，和他在一個名叫「法 — 美協會」（Société Gallo—Américaine）的激進團體中黨徒的文章，做為我在牛津大學的 B. Phil. 論文，而我還想在博士論文中對布里索做進一步研究，於是我想說不過花點郵票的錢，乾脆寫封信問紐莎泰圖書館：「你們可能有任何布里索的信件嗎？」
圖書館長回信說他們有 119 封信，其中一封是照片存檔。這封信是 1784 年布里索從巴士底出獄後寫的。在信中他描述了他的悲慘遭遇，從他的作家生涯談到他的出版社，也就是 STN，以解釋他為什麼付不出錢來。牢獄之災毀了他，他因為在瑞士出版許多著作，而欠了瑞士出版商一大筆錢。
這些信件中鉅細靡遺，彷彿歷歷在目地呈現文學史的諸般面向，令我感到驚喜萬分。所以我馬上把握機會，決定前往紐莎泰閱讀這些信件。
問：這些信件全都放在那兒嗎？
答：完好如初。一位名叫約翰．讓普耶（John Jeanprêtre）的退休化學家將他人生的最後幾年，都花在把這五萬封信分類做成目錄的工作上，這些信都保持完好無缺。
然而，當時我又回到紐約時報，繼續報導性侵害和謀殺案件。後來幸虧我之前在哈佛的老師亞瑟‧施列辛格二世（Arthur Schlesinger, Jr.）伸出援手，哈佛大學提供我一個研究工作，也就是所謂的「青年研究員」（Junior fellowship）。於是我辭去紐約時報的工作，搬到哈佛，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動身前往瑞士紐莎泰。
如我所料，這些信都還在那兒。119 封布里索的信之外，還有我前所未聞，總數高達五萬封的各式各樣信件。這些信的作者乃是出版業的圈內人：活字鑄造工人、印刷工、造紙工、書籍走私販子、書商、書籍小販、作者、讀者──就像是個未知的世界，等待著歷史學家的發掘。
而我就如原先計畫好的那樣，從撰寫布里索的傳記開始我的研究。但寫了 500 頁的草稿之後我決定放棄，因為我認為寫一本書的傳記，要比寫布里索的傳記來得更有意義。因此這些草稿至今還躺在一個抽屜裡，從未出版。而我所寫的傳記，就是《百科全書》的研究。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了大量有關盜版、商業競爭、商業間諜、陰謀詭計、地下交易等各式各樣的資料，我的研究因此就變成了偵探故事 ― 或者說，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像回到了之前的犯罪報導一樣 ― 牽涉了真實的犯罪和規模龐大的詐欺。我試著在一本關於最重要的啟蒙運動作品生產和流通的著作中，陳述這個有血有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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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