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討論脫歐，我們討論的是什麼？──談談思想史上的「歐洲」

2016 年 6 月 24 日凌晨，英國各大新聞網幾乎同時宣告，英國公民做出令人震驚的決定：脫離歐盟。

隨後，蘇格蘭首席部長（First Minister of Scotland）Nicolas Sturgeon 宣布：蘇格蘭公民並未支持脫歐，倘若脫歐勢在必行，蘇格蘭將再次舉辦公投，屆時為了維持蘇格蘭在歐盟的位置，蘇格蘭將脫離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Sturgeon 的發言不無道理。

就投票分布看來，或許，這場「英國脫歐」（Brexit）公投，或許該正名為「英格蘭與威爾斯脫歐公投」（Wexit）。畢竟，北愛爾蘭與蘇格蘭均為一面倒地支持留歐。

公投投票時間於 23 日晚間 10 點結束，而脫歐公投的開票過程，預計自 6 月 23 日晚間 10 點開始，持續到 24 日早上 6 點。

票匭關閘後，留歐派聲勢漸響，多數人預期留歐派將小勝。

市場也樂見其成，英鎊與美金匯率到達 2016 年最高點。聯合王國極右政黨領袖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在關閘後向 Sky News 吐露，他於金融業的好友轉告：留歐派可能以極小的差距獲勝，但無論如何，他與他的政黨都將持續為英國脫離歐盟努力。

劇本彷若蘇格蘭獨立公投，過程驚險，但結局符合預期。

然後，東北兩大選區公布開票結果。

東北兩大選區紐卡索（Newcastle）與桑德蘭（Sunderland）投票結果揭曉後的英鎊走勢。

依照 BBC 的沙盤推演，紐卡索因為大學坐鎮，留歐派應以 55% 比 45% 取勝。至於一河之隔的桑德蘭，則由於擁有較多的勞工階級，當是脫歐派囊中物，但差距應該也在 45% 比55% 之間。

等待開票的過程，BBC 直播的來賓自嘲，這或許是一場大學與勞工的戰爭。

紐卡索的結果是留歐 50.7%、脫 歐49.3%。桑德蘭留歐 38.7%、脫歐 61.3%。

顯然，脫歐派的表現超乎預期。另一位 BBC 的來賓開始擔心，這其實是一場倫敦對抗全國的戰爭。

開票結果持續出爐，脫歐派漸趨強勢。

凌晨 2 點 44 分，BBC 與 ITV 經濟節目常客的 Jeremy Cook，對 BBC表示，眼前英鎊的走勢，很難不令人想起 2008 年。

幾乎同一時間，法拉吉在 Twitter 上發表，他開始夢想，聯合王國獨立的曙光將臨。

凌晨 3 時許，如 Daily Mirror 等報紙開始以「復合計畫」（project reunite）作為 24 日新聞頭版。

凌晨 4 點，倫敦破曉。英鎊跌至 1985 年來最低點。BBC 預告，脫歐將取得歷史性勝利。稍晚，法拉吉宣布：這是聯合王國獨立日！

天色漸明，大勢漸定。

7 點 32 分，正式結果宣告，聯合王國公投表態脫離歐盟。工黨領袖傑若米．科賓（Jeremy Corbeyn）強調，聯合王國內的就業處境必須被審慎考量，也坦承時態艱辛。那邊廂，法拉吉呼籲制定國立紀念日。

8 點 20 分，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發言，宣布將於十月離職。

公投表態脫歐了，但這是場災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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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脫歐成功，加劇了聯合王國內在的潛性問題。

在宣布脫歐的瞬間英鎊暴跌；威爾斯與英格蘭壓倒性支持脫歐（Wexit），導向幾乎一面倒留歐的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在未來一兩年內可能舉辦脫英公投；公投投票人口分布，凸顯聯合王國世代價值認同對立：老年人口多數傾向脫歐，青年選票則以留歐為主，同時，青年選民開始抱怨，為何要由他們承擔老年人口的無智之舉；聯合王國內部大量仰賴歐盟勞動力的企業，在未來兩年內可能必須面對勞力短缺的問題：其中已飽經風雨的是國民保健署（NHS）將首當其衝；以及，社會階級的對立：高教與白領普遍傾向留歐，底層勞工則傾向脫離……等等。

但是，從地理歐洲的歷史角度來說，脫離歐盟本身，或許並不是什麼改變歷史結構的現象。脫歐派的一個主要論述，是要確保英國政治獨立，免於歐盟侵害國家政體，而從歐洲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來，歐洲也確實一直存在著地方認同與普世王權（dominus mundi）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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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政治共同體，畢竟是 1945 年後逐漸成形的概念。然而，在歐洲歷史中，「歐洲是一體」的宗教意義經常遠大於政治意義。

在公投前，《洞見》網站曾發表一篇文章（國家、超國家與疆域的三位不一體：為什麼歐洲人難以認同歐盟？），說明自羅馬帝國分裂後，歐洲史上從來不乏重新統一歐洲的宏願。但這麼說恐怕過分簡化了問題。

所謂「統一歐洲」，是一種當代州界概念先入為主的直觀論述。羅馬帝國分裂後，最常見的論述是重新恢復帝國，而不是統一歐洲。更甚者，在近代早期歐洲，「統一歐洲」幾乎不是地域整合與軍事擴張的目標。

《洞見》文章裡的例子，包含 1453 年的聯合基督教王國主張、與查理五世的帝國，意圖都不在「統一歐洲」，而在統一基督信仰王國（Christianitas）。

他們的目標，是創建基督信仰帝國（imperium Christianum），其根本政治思想是轉化基督信仰為普世王權。

當然，這麼做的同時也表示，世俗王權（temporalis monarchia）與教宗權威（pontifex maximus）的關係必須重新定義。

這時的「歐洲人」，沒有今日的「歐洲」認同。他們更多的認同，是自己居住的城市、或身屬的教會。如果非要說他們有超越地方的認同，那也是天主教會。

以當時文人熱切閱讀的典籍來說，他們是上帝之城的公民，對抗著眾多地上之城的異教徒與異端。但即使是上帝之城，爭端戰火也是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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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艱苦地維繫著上帝之城的和諧，但上帝之城卻（對當時的文人來說）史無前例地在查理五世面前分裂。

歷史課本上的宗教改革分裂了基督信仰王國，也分裂了當時「歐洲人」的認同。在新教地區，天主教徒儼然是比異教徒更該被滅絕的存在。而新教徒，在天主教國家則成為背棄王權與神權的雙重叛徒。

自十六世紀中葉起到十八世紀，儼然存在著兩個「歐洲」，一新一舊。新的「歐洲」惴惴不安，譴責舊「歐洲」迷信腐化；舊的「歐洲」怒氣騰騰，誓言要掃平新「歐洲」的異端信仰。

雖說無論新舊，兩個「歐洲」內部「歐洲人」的認同，還是地方信仰與政治中心，然而，新舊「歐洲」的分立，也帶來不同的地方聯盟。

近代早期的瑞士史，或許最能說明近代早期歐洲跨地方認同高度複雜。

例如，原本為了脫離薩佛依家族（House of Savoy），與鄰近天主教省分弗萊堡（Fribourg）結盟的日內瓦，因為城內新教勢力漸興，而與弗萊堡分立，轉而逐漸與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新教勢力靠攏。

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的改革主張，改變了日內瓦城內的政治與宗教樣貌。他對個人政治行為、政體與神學意義的討論，也大幅影響了近代早期歐洲對自由與正義等政治思想的認識。近代早期的「歐洲」，是一個地理概念。但地理概念未必能有效應用於分析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宗教傳統。

對近代早期「歐洲人」的認同來說，最重要的，或許還是地方的「社群精神」（communal spirit）。

天主教信仰的認同，對朝臣卿相與神職人員而言固然切要，但對鄉野鄰里的多數百姓來說，卻是海角天涯。也因此，我們在《起司與酪蟲》（Cheese and Worms）這樣的書裡，會見到神職人員與農民截然不同的宗教想像。

這樣的「社群精神」，要待宗教改革後，才多了新與舊的宗教認同。這也是為何近年來開始有學者提倡，「長期宗教改革」（The Long Reformation）的概念。

回到社群精神，今日的歐洲史學家說，這種社群精神正是地理歐洲的地方自治傳統，也是共和主義的根源。

這樣的傳統，說明了為什麼當普世王權的概念從宗教意義轉化為政治意義後，會招致極大多數地方政府與文人的反對。

於是乎，我們見到馬基維利（Machiavelli）、伊拉斯謨斯（Erasmus）、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梭（Rousseau）、狄德羅（Diderot）、亞當斯密（Adam Smith）、柏克（Edmund Burke）、赫德（Herder）……等眾多自文藝復興以降至啟蒙運動的文人，在各自的時空背景，以自己的論述，展開對普世王權的批判。

即便是提出「永世和平」（perpetual peace）的康德，也是反對普世王權的哲人。

對康德來說，普世和平的前提，是將個人視為地方文化的載體。他的普世和平，從來不是訴諸創立一個跨越國族文化疆界的共同社群，而是在既有地方文化的前提下，將和平視為多元文化共識的根本價值。

以當今歐洲的政治形式來說，一個超越國家疆域的政治經濟結構（歐盟），並不是在落實康德的普世和平。反之，普世和平的意義，是在維持既有地理歐洲各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前提下，有著和平為人類生存根本價值的共識。

理論上來說，這樣的共識，未必需要歐盟的存在；歐盟的存在，也未必能保障這樣的共識。

也正因如此，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轉化康德的永世和平概念，提出對今日歐盟改革的想法時，必須先從歷史背景不同出發，批判康德的論述不足以有效分析今日國際政治，進而提出對康德理念的補充。

事實上，啟蒙時代的地理歐洲，與其說有著普世和平的理想，不如說慣常活在帝國爭併小國的恐懼中。

十七世紀著名政治理論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筆下王權的妒忌，逐漸成為十八世紀哲人休謨（David Hume）口中經濟利益的爭奪。1779 年，日內瓦文人的焦慮與康德的普世和平，也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浮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期間，包含查理五世、腓立普二世與路易十四等帝王的軍事擴張，目標都不是「統一歐洲」。查理五世的目的是統一分裂的基督信仰王國、腓立普二世是為了再現父親的版圖、而路易十四則是為了落實他心中屬於法蘭西的普世王權。

不出意外地，這些帝王也都成了當代文人批判的對象。

這樣的現象，在十九世紀也未曾改變。拿破崙（Napoleon）的征伐，在西斯蒙地（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眼中是破壞義大利共和傳統的軍事擴張；法蘭西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在阿爾及利亞（Algeria）的擴張，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眼中，則是破壞人類平等與尊嚴的殖民統治。

今日的「歐洲」，與近代早期以降的「歐洲」不同，是一個包含地域政治（geopolitical）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ical）的概念。

在這樣的「歐洲」概念出現以前，地理歐洲的各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群有著不同的地方認同。這些社群跨地方認同的前提，往往是足資整合跨地方認同的宗教認同。而這樣的宗教認同，卻在宗教改革後漸趨分裂。

換言之，廿世紀以前，「歐洲」向來都是分裂的。此「歐洲」的一體，有更多時候是廿世紀以後，地理歐洲自身與非歐洲地區歷史書寫，以「西方」這個籠統概念強制統一的結果。即便在今日，「歐洲」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歐盟會員國之間也充斥不同國族利益的衝突。

這也是為何哈伯瑪斯認為，歐盟要真正成為一個跨國族政治社群（trans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的前提，是會員國公民要有一個「歐洲公民」（European citizen）的認同。對哈伯瑪斯來說，貫徹公民意志的主權（sovereignty），未必只能由民族國家落實，而過度執著於民族國家的政體與利益，往往是阻礙地域整合的主因。

既然從近代早期歐洲的地方政治與普世主權衝突，到今日民族國家主權與地域整合的衝突，都是歐洲歷史上常見的現象，那麼，英國公投表態脫歐，真的是場災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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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的災難，是這場公投隱含的論述，以及這場公投所表現的，民主制度的缺點：華盛頓郵報報導，不少英國選民在開票結果公布後，才開始上網搜尋「歐盟」。

公投脫歐方的論述，指出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都有一個直接、簡單、外在的原因：歐盟。

歐盟的存在，破壞了英國的法權與政權獨立；歐盟的存在，容許大量非技術性外來移民消耗英國的社會資本；歐盟的存在，制肘英國擴張經濟市場的潛能；歐盟的腐敗，耗費大量英國本當用於投注社會政策的資金……

在脫歐派的政治人物看來，英國的所有社會經濟問題，彷彿都可以歸咎於一個簡單明瞭的原因：歐盟，以及歐盟所帶來的寬鬆移民政策。要解決英國的問題，有一個簡單明瞭的方式：將原本不應該存在於英國的移民逐出英國，並脫離屢屢干涉英國政治的歐盟。

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英國種種問題都有一個外在原因，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讓這個原因消失。

這樣的論述邏輯，也曾經出現在上世紀的歐洲。

當時，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的政治領袖指出，德國社會自一戰以來慘況，除卻協約國（Allied Powers）的戰後處置與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腐敗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猶太人壟斷經濟所造成。他說，猶太人是人類的吸血鬼，不應存在於健全的社會之中。他提議，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最一勞永逸的方式，是將猶太人集體送往西伯利亞隔離。

納粹並非一開始就決定種族滅絕。今日研究猶太屠殺（Holocaust）的歷史學者們多數同意，種族滅絕是納粹解決猶太問題的「最後方案」（Final Solution）。

這種論述邏輯，以及其引發的民族仇恨，才是這次公投最危險的地方。

公投過後，英格蘭以出現多起種族主義暴力犯案。一名受害者在受訪時表示，他擔心公投的結果，成為英國內部種族主義者正當化自己行為的根據。甚至，脫歐公投，被視為國家正當化種族主義的證明。

如果這個擔憂成真，那麼，英國的公投結果就真的會是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