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宛如一個性感尤物。這座城市永恆的詩人湯姆‧裘賓在他的歌曲《飛機森巴》（Samba do Avião）中讚頌過這種美：
基督像在瓜納巴拉灣上方張開雙臂，陡峭的巨石直入海中，科帕卡巴納海灘盡是白沙。「Este samba é só porque, Rio eu gosto de você—我寫下這首森巴，就是因為，里約，我愛上了你。」
卡里歐卡以他們這座「cidade maravilhosa—美妙城市」為榮。每個夏日傍晚，當太陽落到兩兄弟山的峰線後方，伊帕內瑪海灘上的遊客都會鼓掌，感恩又在這美妙城市度過一天。
天然環境也是里約的最大賣點：二○一六年申辦奧運的宣傳影片便強打這一點，聯合國也將里約的景觀列為世界遺產。
然而，真相是，只要靠近一聞，里約其實發出惡臭。如果將美如明信片的風景放大，你會看見濱水區堵塞了垃圾，污水由破裂的水管滲出，湧入人行道上的臭水坑。
數百年來管理不良的結果大大破壞了這片景致：污染物造成湖水含氧量降低，導致湖中出現大量死魚；拍打海岸的波浪往往含有驚人的糞便細菌，根本不適合游泳。新開發案無視生態系統保護問題，將一片片的濕地和雨林砍伐殆盡；長期的交通阻塞也讓地平線上籠罩著灰濛濛的霧霾。
在山區採訪的那一個星期，我親眼目睹里約熱內盧最大的矛盾之一：讓這座城市和這個州令人驚豔的環境，如今已遭濫用，程度無以復加。
我在風琴山上見識到將山坡和河岸上的森林砍伐一空的可怕後果。在那個案例中，忽視環境的代價是以人命計算。身為記者，我在那場土石流發生後帶著新的疑問回到工作崗位。其他地區不重視環保的後果是什麼？它讓人付出什麼代價，誰又被迫去承擔？
若是有時機能扭轉這種局勢，那必然就是奧運之前的這幾年。
里約申辦奧運時，曾經承諾將清理海灣，種植兩千四百萬棵樹。此外還制訂新法規，例如二○一○年曾有一項聯邦議案，要求在四年內淘汰不受管制的垃圾場。
我也希望這段時間能不像過去那樣，只是做做表面功夫，只是為了給外國人看，還要能喚起卡里歐卡的危機意識，體認繼續糟蹋自己最大資產長期將會有什麼後果。我的擔憂不單是出於新聞記者的職責。
我已經回到里約定居，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棲身之所。住了一年後，我覺得這座城市鋸齒狀的山脈和荷葉邊般的海灘，就跟葡萄牙語的聲音和護照上的國籍一樣，都是我的一部分。它們也是我的家和我承繼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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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從檢視里約的垃圾開始──我自己的垃圾。
調查顯示，里約的垃圾跟巴西絕大多數的垃圾一樣，最後都進了未經管理的露天垃圾掩埋場。這當中包括了我的廢棄物；它們沒有像舊金山那樣，把可回收垃圾和堆肥分開來，而是全部裝在同一個塑膠袋內，丟進大樓的垃圾滑槽。那是我最後見到垃圾的時候。所以我不禁好奇，那一包垃圾接下來的命運如何？
要追蹤並不難。我的垃圾和大里約地區一千三百萬人的垃圾殊途同歸：全都進了格拉馬紹（Gramacho）；它是一座巨型垃圾山，重達六千多萬噸，涵蓋面積相當於兩百六十二座美式足球場。
它的規模令人瞠目結舌。我和羅德里格斯、司機以及美聯社錄影團隊一同前往。就在我們接近之際，計程車開進一長列的車陣當中，它們都是十八輪大卡車，轟隆隆地在大門外等著進入。
我看著每輛卡車獲准進入後，開始爬上一座陡峭的山。面對入口的那一側山坡鋪上一層又一層的黏土，構成一座平滑的半球狀物，上面繞著盤旋而上的道路。底下覆蓋著累積數十年的垃圾。高度將近四公尺的大卡車成一縱列，往山坡上爬，看起來好像一排兒童玩具。這就是我的垃圾最後的歸屬──就在這座巨大土墩上的某個角落。
真正的處理作業在另一邊進行，也就是格拉馬紹面對瓜納巴拉灣的那一面。
覆蓋物在那裡被掀開，垃圾一堆堆朝水裡滾下去。我踏出車外，試圖在滑溜不平整的地上找到立足之處。令人作嘔的氣味直衝口鼻，彷彿只要一口氣吸進太多，就會有某種濃稠的黏性物質讓我窒息。肥大的黑色蒼蠅像迷你雙引擎飛機一樣俯衝下來，即使還沒碰到我，拍動翅膀的嗡嗡聲就已經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
卡車往上攀爬到垃圾堆上，倒出車上垃圾，吃飽的禿鷲不得不飛到其他安全的地方。
現場男男女女爭先恐後，伸手到傾瀉而下的垃圾裡，儘速抓住能抓的東西。一旦卡車開走，這些撿垃圾的人就彎腰撿拾剩下的東西，搜刮剛剛遺漏的任何值錢物品。禿鷲在空中不耐地盤旋，接著又衝回來吃食物殘渣。
瓜納巴拉灣像一片深色油污，自土墩底下向外擴散。安詳而盲眼的基督像持續在海灣對面守護著。
格拉馬紹是南美洲最大的垃圾場之一，就像一顆從海灣西岸長出來的爛牙。這座垃圾掩埋場的歷史差不多快跟我的年紀一樣，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從這處沼澤岸邊冒出來。它大部分時間幾乎可說無人管理，污染了周圍的空氣、土地和水。在最繁忙的時候，它從不關閉，每天約有九百輛車次在這裡傾倒九千噸的垃圾。
垃圾場內有機物發酵所產生的有毒液體流進了海灣，接觸到的植物無不枯萎，造成岸邊出現一圈死亡帶。它散發出來的甲烷污染了大氣，形成不時發生爆炸的危機。這座垃圾堆甚至對飛向不到五公里外的國際機場的飛機造成威脅。二○○八至一一年間，垃圾場的禿鷲曾造成兩百八十六次的飛機鳥擊意外。
這種情形與里約州大多數的城市並無二致。
二○一○年，里約州每天製造出兩萬噸上下的垃圾，其中僅有百分之十送往規劃過的廢棄物處理場，其餘的全進了露天垃圾場。回收垃圾當中僅有百分之一經過「catadores—拾荒者」揀選，找出能賣的資源材料。
在格拉馬紹垃圾場，這些拾荒者組成了一批五千人的收破爛大軍。在二○一一年二月的那一天，我發現他們引發了一場騷動。在沒沒無名數十年後，這些拾荒者和這座垃圾場竟然聲名大噪。
事情從巴西藝術家維克．穆尼斯（Vik Muniz）在二○○七年造訪此地開始。穆尼斯採用粉塵、鑽石或糖等特殊材料進行創作，經常將社會議題融入作品當中。他與垃圾場工人的互動催生出一項長達三年的藝術創作計畫，將他們的特殊技能與他們從格拉馬紹挽救出來的材料整合在一起。
穆尼斯請他們擺出經典藝術畫作的姿勢，拍成照片：例如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或是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熨衣服的女人》（Woman Ironing）。接著他將照片放大，直到面積足以占滿附近一間倉庫。他用依顏色分類的回收材料填補在影像上，完成由垃圾構成的拼貼作品，他再從上方拍攝這些龐大的肖像。
這些作品改變了格拉馬紹。在此之前，有些拾荒者從沒看過自己的照片。見到自己的影像以同時讓家人感到羞辱、又餵飽他們肚子的拾荒垃圾建構出來，改變了他們看待自己的眼光。
他們的生活也因此有了顯著改善。銷售作品的收入回饋到這個社區；他們蓋了一座分類中心，讓工作更輕鬆，裡面還有廚房以及休息處。
紀錄片《垃圾狂想曲》（Waste Land）紀錄了這個過程，並且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
奧斯卡頒獎典禮在我造訪後的那個星期舉行。如果這部紀錄片得獎，格拉馬紹的那些工人就可能在電視螢幕上看到自己的臉孔，讓他們進入好萊塢的奢華派對，即便只是隔海參與。格拉馬紹的期望從來不曾如此之高，拾荒者的生活從來不曾這麼美好。
在此同時，也有其他消息傳來：格拉馬紹垃圾場即將關閉。
儘管近期有了一些改善措施，例如讓垃圾堆不透水的黏土層，或是一套攔截長期流入海灣的有毒液體的系統，關閉格拉馬紹還是相當重要，因為當地大批的拾荒者、廣大的面積，以及對周遭環境的破壞，都帶有負面的象徵意義。位於四十英哩外的城市塞羅沛迪卡（Seropédica）已經在興建一座經過核可的垃圾掩埋場。
從環境的角度來看，這是唯一的辦法。根據市政府的說法，這項作法預計每年可減少一百九十萬噸的碳排放。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垃圾間，希望找人告訴我這件事對拾荒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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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輕小姐沒跟眾人一起爭搶。她的網襪裡穿了火辣的粉紅色內搭褲，外搭一件牛仔短褲，腳蹬及膝橡膠靴。黑色緊身衣遮住她的手臂，以阻擋垃圾和陽光；她頭上綁著一件T恤，垂到背上。她敏銳的目光搜尋著現場，一隻手擱在翹臀上，身邊有一個塞滿東西的袋子。在格拉馬紹的垃圾間，她展現出一種末日風格的迷人魅力，無視周遭的骯髒混亂讓她顯得獨樹一格。
二十一歲的蘇愛萊德．達西瓦（Sueleide da Silva）跟著在這裡工作了二十五年的母親學做這一行，她母親直到因為受垃圾感染、失去了視力才沒繼續。
蘇愛萊德十四歲時生下第一個孩子，十五歲再度懷孕，同時跟三個姊妹一起在這座垃圾場工作。她們的學歷最高只有四年級，不過卻齊心協力扶養自己的孩子和母親。
蘇愛萊德的生活從沒離開過格拉馬紹，也培養出因應這裡特殊需求的技能。她解釋，拾荒者在白天靠眼睛工作，培養出了找到玻璃和金屬光芒的能力。不過夜間運來的垃圾量增加，所以孩子跟父母學會如何靠觸感和聲音辨別材料，區分十四種可回收塑膠和不同等級的紙張。
大部分拾荒者都住在由夾板、鐵皮和硬紙板搭建而成的單斜頂小屋，走一小段路就能抵達垃圾場。他們的拾荒收入不多：硬紙板一公斤十美分，乾淨的列印紙一公斤十三美分，髒的十一美分。重量重、不容易處理的玻璃一公斤可賺十四美分。
蘇愛萊德的專長是列印紙。這種紙的重量較輕，狀況好時一天可賺四十美元回家。這樣的收入挺不錯的，巴西最低工資一個月不到三百美元。
關閉垃圾場說了好多年，但總是只聞樓梯響。早在一九九六年，這裡就有了一些重大變化。有關單位禁止童工在此工作，而且要求拾荒者登記。政府規定格拉馬紹只能收家戶垃圾，工業及醫院廢棄物必須改送到更合適的地點。
現在，大頭們說關閉垃圾場勢在必行。蘇愛萊德卻很懷疑。要改善格拉馬紹當然沒問題，但要關閉這裡？這座垃圾場已自成世界，而且貢獻出的汽水瓶、紙箱和舊雜誌，經過清潔及分類後養活了她一家三代。她無法想像大量垃圾再也不可能存在的那一天。
蘇愛萊德說，格拉馬紹的人很害怕。塞羅沛迪卡的那座先進垃圾場沒有拾荒者生存的空間。
政府為這些工人做了一些安排。
垃圾山上開始鑿井。垃圾分解所產生的氣體預計可產生能源，十五年可賺到大約三億六千萬美元。拾荒者除了一次領取七千五百美元之外，能源收入也有一部分會分給他們。拾荒者還能接受職業訓練。然而蘇愛萊德不抱太高期望，或許是因為她短短的人生中已經遭受太多次無情的打擊。
遭逢一次厄運不會讓人來到格拉馬紹。她指著別人，逐一列出那些問題，心中或許也想到自己的家人：疾病、家暴、毒癮、文盲、意外懷孕……她愈說愈小聲。她說，六個月的職業訓練根本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如果有選擇，就不會淪落到格拉馬紹。」她說，「這裡大部分的人都不太識字，外面的工作全都需要高中或大學學歷。這裡有人甚至連鉛筆都不會拿。」
格拉馬紹這樣的地方提醒著大眾，歷史、文化與經濟和環境之間複雜的交互影響，塑造出里約的面貌。想要恢復周邊的沼澤、淨化海灣，關閉這座垃圾場是關鍵，不過如此也會帶來在重新栽植紅樹林和復育螃蟹之外的難題。
我原本希望能寫出一篇關於里約逐漸好轉的溫馨報導，但心中卻惦記著蘇愛萊德。
關於格拉馬紹和那位藝術家的紀錄片最後並未贏得奧斯卡獎。垃圾場也沒有出現重大勝利，沒有美好的快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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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格拉馬紹垃圾場在二○一二年六月關閉，距離我造訪的時間不到一年。一如蘇愛萊德所預料，職業訓練計畫失敗告終：大多數課程都要求高中學歷，但拾荒者平均只受過四年教育。就像她之前說的，他們有將近一半不具讀寫能力。
接著，州環保局長簽署了一紙大合約，打算興建一座回收中心。我心想，這有可能成功，格拉馬紹的民眾可以發揮他們所長。
我回去垃圾場附近的小屋去找蘇愛萊德和她的孩子，想看看他們過得如何。結果她已經離開了。沒有人知道她搬去哪裡，目前在做什麼。她去了里約，消失無蹤。
兩年後，我造訪格拉馬紹附近生態逐漸恢復的沼澤時，一名生物學家指著在盤旋在塵土飛揚的主道路不遠處的禿鷲。
「那是另一處垃圾場。」他解釋，一個區域裡有某處垃圾場關閉後，往往會再冒出非法的新垃圾場來。「你永遠能從禿鷲蹤影判斷出來。」
即便暫時解決了一個地點，問題還是會出現在其他地方。
關閉垃圾場固然困難，更難的是改變態度。
（本文作者為美聯社資深記者）
觀察入微，生動犀利，既冷靜又熱情。
森巴鼓聲隆隆的里約，
究竟是擁擠的樂園，還是失控的災難？
繼《旅行的異義》後，
另一實地進入現場的精采深度報導。
里約熱內盧，巴西第二大城，
這裡曾經是葡萄牙帝國的首都，
也將是歷史上首座舉辦奧運的南美城市。
沙灘、海浪、足球、森巴、誘人胴體 及山頂上的白色基督像，
這是里約的風貌，也是世人對這座港口城的投射和想像
——然而，在這般悠閒歡樂的表象背後，
這座大城暗藏了什麼危機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