矜持、高傲、疏離：查泰來爵士與英國男人的愛情

D. H. 勞倫斯的小說《查泰來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在 1928 年一經發表便引來爭議，在各國都遭到禁令。在之後的各式影視改編中，個人最中意的是並不被影評人叫好的 1981 年電影版：熱愛文學的英國演員 Shane Briant 將在一戰中負傷而陽痿的年輕爵爺克里夫（Clifford Chatterley）的英俊和病態都表現得恰到好處，莊園也在 Just Jaeckin 的鏡頭中顯得古樸而蒼涼。其他版本，尤其法國導演P ascale Ferrand 2006 年的凱撒獎獲獎版本，則重在描繪查泰來夫人康斯坦絲（Constance）的個人解放；而在 1981 年的版本中，查泰來爵士的內心世界似乎得到更豐富的詮釋。

 

 

《查》的小說原作本身對維多利亞至喬治五世時期的男性氣質已經有精確的捕捉。維多利亞時期伊始，社會結構開始改變，固有貴族階層變得鬆散，城市新貴有晉升可能。紳士成為一種道德品質和社會規則，而不再是僅僅侷限於出身的頭銜。

「紳士」在社會中的泛化使其標準更為可及：曾經在公共話語中不出現的有了明細的規則。譬如經典小說《簡愛》中的男性角色──牧師、商人、醫生、教師──都並非紳士階層出身，但他們都以紳士為教養，也以此自居。到了喬治五世時期、也就是勞倫斯寫作的時候，中產階級更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紳士」也被賦予新的意涵：努力、上進、有社會和家庭責任感。這與紳士階層本身的屬性相悖論：傳統貴族並不工作，甚至鄙視職業，認為那太中產階級。如果大家看過《唐頓莊園》，可能還記得第一季中老夫人對身為律師的爵位繼承人馬修哥的質疑：

馬修：「我平時會繼續工作，週末來打理莊園」

老夫人：「呃……週末是什麼？」

 

 

劇集中也有多次提到 「I hope it’s not too middle-class…」對傳統士紳階層而言，賦閒是美德，但中產階級改變士紳的定義時，也改變了這一點。因此在《查》出現時，階層鴻溝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反思，出現於十九世紀末期的工黨也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選中取代了自由黨的地位，並在 1924 年首次執政。因此貴族夫人康斯坦絲與附屬莊園的勞工奧立佛（Oliver Mellors）之間的情感，也可看做是對社會變動的一種回應，既提醒人們既有階層問題的禁忌，也對勞工階層的生命力和能動性賦予想像。

爵爺從戰場迴歸莊園之後，似乎就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和生機（哪怕沒有殘廢），所有生活都在莊園內。這種男性的內向性顯得過時，因為外界的一切都在蓬勃發展。

 

而《查》還有另一層社會語境：一戰對英國精英階層的摧毀。戰爭時貴族須最先投身，這也與中世紀制度中騎士必須效忠領主的傳統一脈相承。一戰的直接作戰方法葬送了大批將士，其中有參戰義務的貴族男丁的死亡率，幾乎是其他士兵的兩倍。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自從血洗南北英格蘭的玫瑰戰爭以來，貴族死亡數量最大的事件，也在民間被稱為英國貴族的大屠殺。因此癱瘓和陽痿（一厥不振）的不只是那位年輕爵爺，還有一整個精英階層。

這在 2011 年的英劇《樓上樓下》（Upstairs, Downstairs; 1970 年代英劇的續拍）中也有提及：全副戎裝的肯特公爵（由英俊得讓人咂舌的 Blake Ritson 扮演）顫抖但堅決地說「我的兄長、英國國王決定加入戰爭……我們都對國家有義務，我的義務是為它而戰」，而那已是二戰。

 

1981 版的《查》中對克里夫的情感也有細膩的描繪。對情感的自我控制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品格之一。流露情感被認為俗不可耐，「自然」──包括人類情感和慾望──都需加以節制和修正。有學者認為這與以達爾文為首的科學家有關：科學的發展讓維多利亞時代的民眾對自身與自然「同流合污」的地位感到不安。人之精貴高雅有禮有節，怎會是自然進程的一部份？丁尼生男爵（Alfred Tennyson）有詩道：

因此，必須冶煉和昇華人性，以對抗自然之粗鄙。1981 版的《查》劇中多次描繪克里夫留意到康斯坦絲的失落，但並未走近安慰，而是故作輕快和不經意的掩飾。克里夫的清俊冷淡與獵場看守人奧立佛的野性恰好相反，這種靈與肉的對比，在更早期的英國小說《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中也有體現：蒼白的小紳士埃德加對比野獸般的希斯克利夫，2011 年的電影改編中（以 Skin 出名的 Kaya Scodelario 主演）對此更有直接的表現。

正是這種極端自矜和克制，使得英人常有情感疏離、無法接近的口碑。而很多時候，他們內心的痛苦與掙扎無法向人訴說，因為從未學會如何表達；如同 1981 年《查》劇中的結局：查泰來爵士眼看愛人隨人遠去，悲憤卻依然矜持高傲的收著下頜，只有在蒼涼空曠的領土上迴響沉默的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