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楊雲萍曾說:「『臺灣研究的都市』的任一曲巷小路,沒有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的映照」。
「學者、文人、著作家、奇才」,這是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在臺日人對伊能嘉矩的稱讚;歷來臺灣學者稱他是臺灣歷史研究的「金字塔」、「巨峰」、「奠基者」。別號「臺史公」的伊能嘉矩,來自日本東北鄉村遠野,隨著近代日本帝國的擴張,來到臺灣,一步步展開其臺灣研究的踏查足跡。
伊能嘉矩集官員、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歷史學家與記者的身分於一身,陳偉智的《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一書即為其代表性傳記,是在帝國研究、概念史、人類學、以及東亞史等各領域之中極受矚目的新作。
1897 年 5 月一位日本調查家奉命進入烏來地區訪問蕃社,在 Rahao 社(拉號社,位於今日烏來信賢村一帶)受到頭目 Watan Taimo 和眾人熱情款待,飲酒幾巡過後,酒酣耳熱,隨即臥倒睡著。未料,半夜一位喝醉的族人持刀闖進,準備砍殺該調查者以表現英勇,幸好頭目即時發覺加以制止而避免釀成大禍,只是此時調查者依舊呼呼大睡,隔日他醒來後,大夥都笑他居然睡到不知大禍將臨。這位幸運逃過一劫的日本調查者,就是別號「臺史公」,日後開啟臺灣研究的學術先鋒:伊能嘉矩。
伊能嘉矩是臺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只要是研究臺灣的學者,無人不認識其人其事其作品,也因此吸引許多學者研究此人,其中,從碩士班起長期關注臺灣人類學發展史的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偉智,運用手稿、筆記、檔案、圖片等各種資料,並從其生平、人類學、歷史學、後來之再現等各種層面,以知識建構角度解析伊能嘉矩臺灣知識系譜的形成。
本書包含前言和結論共有八章。第一章指出伊能嘉矩從小跟從祖父學習漢學,19 歲(1886 年)進入岩手縣立師範學校就讀,1889 年因鼓動學潮遭校方退學,同年,離開家鄉遠野前往東京,並就學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重野安繹開設的成達書院,同時進入新聞業擔任記者。
在此期間,他不僅受到日本對外擴張之影響,撰寫與國權主義和倫理教育有關的著作,並且遇見了影響他這一生最重要的學術導師: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理學院)教授坪井正五郎。其不僅師從坪井學習以演化主義為中心的人類學理論,且課餘之時,也自修各種語言和漢學,也因此逐漸奠定了他日後調查與研究的基礎。
第二章和第三章解明其人類學知識系譜之建構。來臺之前,他寫下〈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陳述來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志向。11 月以陸軍雇員身分來臺之後,因應1884年以東京人類學會為首日本各地成立人類學會的風潮,與田代安定成立臺灣人類學會,並秉持坪井正五郎「不同於『日本人種』之種種人類風俗習慣」的人類學研究構想,針對「歷史」和「現狀」研究原住民和臺灣漢人。1896 年 9 月起,以宜蘭蕃人調查為起點,開始實踐其人類學抱負。接著,1897 年 5 月又受學務部之委託,進行全臺蕃人調查。1898 年 12 月向臺灣總督府提出成果報告《臺灣蕃人事情》。
此期間,伊能嘉矩已經開始運用人類學知識中的「科學」要素提出「人類的理學研究」,並訂定「五條要箴」和「三條要件」,以作為研究臺灣原住民之分析觀點與踏查方針,結果推翻了清代政府以政治歸化為標準所建立的生熟番系統,改以體質之特徵、土俗之異同、思想之現狀、語言之異同、歷史之口碑等科學要素重新將原住民區分成四群八族二十一部,最後不僅為臺灣總督府採用,並影響日後臺灣原住民的知識分類。
而且,由於伊能嘉矩繼承坪井正五郎的人類學理論,因此無論是對於生熟蕃的詮釋,或者空間上的分布,都以比較民族誌之方法加以研究,故其論述不僅呈現出單一的人類進化史觀,且正當化了日本教化臺灣原住民的必然性,而這種詮釋史觀也正反映了明治維新以後,以仿效西方文明追求進步的時代氛圍。
第四章論述伊能嘉矩除了人類學以外,也致力於撰寫臺灣歷史。1899 年他出版了《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空間上從世界、東亞、臺灣,時間上從荷蘭、清代到當代,論述上從文明和種族,建立了臺灣史的基本架構,同時配合人類學調查,努力完成臺灣歷史民族誌,旨在揭示對於缺乏近代國家型態的臺灣,日本之統治帶有促使臺灣走向近代化之使命。
1902 年伊能已有志於撰寫臺灣全史,期間陸續出版了許多作品,1906 年返日後,仍一直醉心於此事業。終在 1928 年,亦即伊能嘉矩去世後三年,在弟子板澤武雄和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努力下,出版了其累積三十年功力的心血之作:《臺灣文化志》。
第五章指出伊能運用當時進化的文化思潮,一方面並時性地比較臺灣歷史文化誌和世界歷史文化誌,一方面貫時性地比較臺灣歷史與現狀,以描繪出臺灣原住民文化發展歷程,以及臺灣漢人從「人的人類」到「國的人類」的進化目標,進而建立了伊能式的臺灣歷史研究法。此外,他不僅於學院內發表文章,同時也透過成立臺灣館、協助規畫展覽、仿製物品等方式以宣傳知識,換言之,其試圖將專業知識轉化成民眾語言以利於推廣,俾使其研究有成為公共歷史(public history)的可能。
第六章係關於伊能嘉矩的再現。戰後,在臺灣研究成為中國地方史研究的風潮下,陸續翻譯或出版了伊能嘉矩的相關著作,以供作修地方志和撰寫鄉土史的材料。1980 年代起,伴隨遠野地方認同之建立,以及日本文化民族主義之影響,伊能嘉矩「復活」成為地方先賢。約莫同時期,伴隨臺灣民主化之浪潮,伊能嘉矩一改先前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樣貌,重新披上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面紗,透過出版、研討會、展覽、史料整理等方式,以嶄新的姿態再現於世人面前,結果,亦由於各種方式的宣傳,伊能嘉矩形成公共歷史的象徵資源,逐漸普及於大眾之中。對此情形,陳偉智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
一百多年前,伊能透過其作品,定義了臺灣,同時在其研究實踐中,定義了 日本的身分。一百多年後,伊能則成為被研究的對象、討論的素材以及紀念碑彰顯的公共記憶。這次則是透過伊能,臺灣與日本的學者們,各自分別再定義了臺灣,也再定義了日本。
一百多年以來,甫從伊能嘉矩踏入臺灣後,乃以僱員的身分,對臺灣進行大調查,期間不斷累積自己的研究成果,並逐漸為學界認識。到了戰後,面臨政局或社會風氣之轉變,「伊能嘉矩」不斷地被挪用、再製和宣傳,最後在臺灣成為顯學的學術風潮中,成為代表臺灣的符號之一,進而從「調查者」搖身一變成為「人類學家」。因此,若我們回過頭來從此角度檢視該書,本書不僅是時代潮流下的一項產物,同時也是對伊能嘉矩的另一種再現。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沒有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的映照。
在日治時期、戰後初期乃至今日,伊能嘉矩當年的足跡,
確實影響了臺灣研究領域的每一個角落。
本書透過對伊能嘉矩作品的分析,呈現他的一生及其所屬時代。更透過伊能嘉矩,追蹤當代臺灣歷史文化建構的殖民印跡。誠如作者所言,「回到伊能嘉矩的時代,是為了重新在當下透過伊能嘉矩看到我們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