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 v.s. 商業：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平價時尚

在十五與十六世紀的義大利中部，那個托斯卡納豔陽長期眷顧的地區，可說是現代歐洲人對美學觀感的發源地。其中又以佛羅倫斯、羅馬等地培育出來的藝術家們為首，過往的藝術史學界，都對這些開起藝術高峰的先驅領導者們讚嘆不已。

這個時期的托斯卡納孕育了大量的天才藝術家，從十五世紀初起，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Brunelleschi)在佛羅倫斯聖母百花聖殿樹立起了他著名的穹頂之後，佛羅倫斯就建立起了在當代藝術界的指標性建築物，分散在歐洲大陸的藝術聖徒們，紛紛將眼光拋向布魯內萊斯基的偉大建築物，那個僅以磚石與砂岩打造的雙殼摟空穹頂設計，不僅開創了建築史上的先鋒，也造就了佛羅倫斯成為首席藝術城市的指標。

就在各方志士湧進佛羅倫斯共和國後，該地區在藝術方面的角逐也越演越烈，許多想要以自身藝術方面的天賦所出名的人們，爭先恐後的搶奪共和國高層的注視，其中包括達文西的師傅委羅基奧、第一位將3Ｄ視覺效果帶入繪畫所出名的保羅・烏切落(Paolo Uccello)、專攻聖畫的菲利皮・利皮(Filippo Lippi)、擅長古典神話故事和愛情繪畫的波提切利(Botticelli)，以及數不勝數的藝術天才們。

就是因為他們各方那種競賽與相爭的精神，佛羅倫斯的藝術發展才能如此成熟。

但是以上所提的藝術先鋒們，並不是佛羅倫斯共和國內最富裕的藝術家。在百家爭鳴時期，要達到財富方面的收獲是如此艱辛，因為藝術家們面臨的是同儕間的競爭，他們必須不斷的發明新的畫風，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繪畫技巧，帶入作品中，還需要受到教廷的喜愛，這是藝術當時唯一的價值：將聖經中的訊息帶給不識字的文盲。

可是，如果以佛羅倫斯在公元1480年的納稅記錄來看，真正達到財富自由的藝術家，卻是一位毫不被藝術史學界重視的「複製者」：納理．迪．畢馳 (Neri di Bicci)。

這位佛羅倫斯最富裕的藝術家，可以說是現今「速食文化」的鼻祖，他運用了現代人那種要求「立即」、「便宜」、「時尚」的心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建立起了可以說是第一間「藝術工廠」。

相較於我們所熟悉達文西私生子的地位，納理的出身可以說是大相徑庭。

納理出生於佛羅倫斯的望族家庭，他的父輩當時已經營運大規模的藝術工作坊，長達了幾十年之久。納理的父親在他接受的壁畫案件上，運用了傳統的畫風，讓他非常受到貴族們的喜愛。納理從小就身處父親的工作坊裡，對父親那膾炙人口的風格耳濡目染。父親去世後不久，納理接管了他從小就埋身的工作坊。

但相較於父親，納理掌管工作坊後的第一件事，卻是減少壁畫的案件，儘管他的家族是因為在壁畫上的成就而聞名的。納理認為，製作壁畫所需的時間跟精力都不成回報，壁畫所用的顏料特別的複雜，必須細心的配置以達成耐久性，不然繪製的成品，不久後就會有掉色的現象。納理決定要將父親留給他的工作坊變成一間「藝術工廠」，他將目標轉向那些盲目追求「名人風格」的普羅大眾。

時間回到納理接管工作坊的前二十年，公元1434年，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那位造就了建築史革命性的天才，在佛羅倫斯的聖老楞佐大殿內，把所有在天主教堂的聖畫風格都結合了起來。

布魯內萊斯基強調所有的祭壇畫，都必須要有一長方形的鑲邊圍繞，祭壇畫必須結合建築物體與平面繪畫，除了要讓那些不識字的教友在畫中體驗聖經的訊息外，鑲邊亦可以增加神聖的視覺衝擊。布魯內萊斯基稱這種新式風格「tavola quadrata」(直譯為方桌)。

公元1439年，當時的聖畫大師菲利皮・利皮就在布魯內萊斯基當初立下標準的聖老楞佐大殿內，完成了典型的「方桌」祭壇畫──「聖母領報』。

在菲利皮的筆下，建築物第一次與畫作結合，聖母看似從右邊的木門中走出，天使加佰列跪地迎接偉大的聖母，向她傳達她已懷有聖子的訊息。畫的左方另有兩名天使歡慶地奏樂，慶祝這喜悅的時刻。全畫又被菲利皮所繪畫的平面柱腳分成兩大部分，視覺性的結合了畫邊兩旁的立體鑲邊，形成了堅不可摧的古典拱門形式。平面接軌立體，繪畫接軌建築，菲利皮完成了布魯內萊斯基所設定下來的標準，佛羅倫斯內的藝術風格又再次達到高峰。

納理很快的就掌握了當時新穎的藝術潮流，他知道「方桌」風格所受的歡迎無與倫比，很多沒辦法僱用像菲利皮這樣傑出藝術家的平民，也夢想著能擁有大師所繪製的聖畫，他們渴望可以得到「真實的」凝視聖母的機會。

納理決定順著潮流的方向前進，開始向佛羅倫斯的居民們提供方桌祭壇畫的客製服務。在現存的買賣契約當中，我們清楚讀到納理所提供的客製品是因人而異，不同階層的顧客可以得到不同等級的畫作。如果客人無法付出高額的佣金，那麼他的繪畫所使用的顏料就會劣人一等。

當然，那些可以付得起高額佣金的客人通常不會僱用納理，對於金字塔頂端的人來說，納理的繪畫是非常沒有吸引力的，充其量不過是個高端的複製品，但是對那些只想追求潮流的大眾來說，納理提供的客製服務是唯一一個讓他們擁有大師風格畫作的機會。

納理模仿的不止是「方桌」風格的祭壇畫。當時的佛羅倫斯除了流行將建築物與繪畫結合外，藝術家們也流行一種稱為“sacra conversazione”（直譯為神聖的對話）的主題。這類的主題通常會將懷抱聖子的聖母繪製畫的中央，左右兩旁簇擁著大批的聖人。聖人代表了收藏家在畫中的分身，就像下方弗拉·安傑利科（Fra Angelico）為佛羅倫斯望族美第奇家族所繪製的「聖母與聖人圖」中，跪在聖母前方，望向畫外的聖葛思默，以及面向聖母，朗誦經文的聖達彌盎，兩位聖人同是聖經中的醫生，也是美第奇家族中兩位兄弟的職業。透過相同職業的連帶關係，美第奇家族希望可以在畫作中強調他們與羅馬教廷不可切割的重要地位，他們就是畫中的聖人，聖人亦是美第奇。

納理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如此客製化的風格，「神聖的對話」必然成為潮流追隨者眼中炙手可熱的畫風。這些追求者渴望也能像美第奇家族的成員一樣，能在畫中找到一個聖人分身，將分身安排至聖母身旁，以表達自己對教廷五體投地的服從。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檢查這幅由納理的「工廠」在公元1456年所出品的「聖母與聖人圖」，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在真實度或立體度上，納理的完成品都不如弗拉·安傑利科的畫作來的完美。納理的畫作有著尷尬的佈局，人物們都擠成一團，沒有達到弗拉·安傑利科精緻的水平。

同樣的二流畫風，在二十年後繼續被使用，畫中的人物還是一樣呆板與枯燥。很顯然的，納理在「神聖的對話」這個項目已經有了一套制式化的風格，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並不是創新的畫風，而是搭上潮流的順風車，完全提供客人他們要求的「平價時尚」。

可是，就是納理這種願意服務普羅大眾的精神，讓他在財務方面遠遠超越了十五世紀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藝術天才們：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菲爾等人。

這些我們所熟知的藝術天才，並沒有納理那種願意向大眾妥協的精神，他們一生都在追求藝術上更高的一層境界，但是其中一位老死在自己的後悔中，另一位病死在風花雪夜的春宵後，至於米開朗基羅，他永遠都在提防別人對他的抄襲，讓他一生的活在驚心膽戰下。

相反的，納理卻在親民跟平易近人的情況下，安安穩穩的度過了他富裕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