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人眼中的金門歷史

就和其他地方的人們一樣，金門居民說明自己歷史的方式，和當地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相呼應。在這個版本的歷史中，人民解放軍在古寧頭戰役中敗北的原因不是因為後勤或援軍不足，而是神明的介入，把人民解放軍的船隻吹離預定的登陸點，讓退潮困住他們，任由中華民國士兵焚燒。在這個版本中，瘟疫會在 1950 年代早期爆發並不是因為官方說的個人衛生落後，而是因為軍隊吃了原本可以控制老鼠數量的蛇。

這類的民間記憶並不一定和官方紀錄不同。舉例來說，較年長的居民通常表示，有許多當地男性在 1960 和 1970 年代加入常備軍，是因為當地孩童與寄宿家中的軍人發展出緊密的關係。這些記憶呼應了當代的政治宣傳，讚揚軍人與百姓之間的友好關係，形成「軍民一家」的景況。

這種說法不但削弱了這個時期軍民關係中的緊張和敵意，更忽略了戒嚴時期軍事化政權之下一個預料之外的後果，那便是實際上排除大部分取得高等學歷及升遷的管道。對窮人家的金門青年而言，從軍是最好的出路。

但在其他方面，民間記憶和官方說法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因保衛島嶼而殉職的中華民國軍人被官方譽為值得仿效與紀念的烈士。他們的遺體埋葬在太武山山腳的軍人公墓。該公墓由胡璉將軍在 1952 年底建造，他同時在公墓前方建造了「忠烈祠」，並樹立了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建造這些建築，很明顯是為了將金門構築成一座「精神堡壘」，鞏固中華民國人民的向心力。

它們是進行政治教育和國家儀式的地方。軍人、居民、訪客常到祠堂敬禮和上香，弔祭那些英雄的亡靈。雖然軍人公墓和忠烈祠將這些亡者的靈魂封為值得崇敬和作為榜樣的英雄，但民間文化卻將他們視為具侵略性而十分危險的餓鬼。

這樣的形象出現在島上廣為流傳的鬼故事中，這些士兵的亡靈糾纏人們，調皮、偶爾作惡多端，給當地人們的生活添加麻煩和困擾。許多小的「將軍廟」也以更為實質的方式呈現這點。我們看到這些將軍廟是由傳統社會中為了應付未知超自然的威脅力量衍生而來。這種亡靈形象的再現，反映出民間對於烈士公墓格局的理解。

在他們眼中，胡璉將軍多才多藝之外，還是一位出色的風水大師。有人說公墓前的孫中山銅像就是由他所放置，如此一來，國父就可以看管著這些軍人的亡靈，防止他們出來對陽世人間造成困擾。

諷刺、幽默和性暗示在這種記憶模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老人家聚在一起談論戒嚴時期的生活時，有個共同的主題：早期軍民之間如何溝通，因為那時候當地居民很少會說國語。

我們常會聽到這個故事，通常是記述最高指揮官對當地人民善行的一部分──胡璉將軍命令軍用車輛供居民乘坐。「你只需要揮手，他們就會停下來。老婦人國語說不好，所以他們會問『部隊將軍，我可以做你的妻子嗎？』而不是『我可以坐你的車子嗎？』」

軍人以相同模式捉弄和嘲笑村民，但適得其反，如同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一位老太太要軍人教她怎麼用國語說「謝謝」，軍人告訴她要說「王八蛋」。後來她終於有機會在一個正式場合對胡璉將軍大聲道謝。

當地人的機巧也讓他們在與中華民國政府及指揮官的斡旋中以智取勝。舉例來說，1949年禁漁後，大部分的漁船被銷毀，表面上為了提煉防禦工事的材料（如第二章提到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要讓中華民國士兵不易叛逃大陸。最後這道禁令終於解除。

年長的漁民解釋這是怎麼發生的：關閉海岸線「對我們漁夫來說很辛苦。有一次，有些漁夫偷偷出海，然後把漁獲送給指揮官。指揮官來自中國內地，從來沒吃過鮮魚這種東西。他覺得很好吃，所以他必須讓漁夫重新出海捕魚。」

為了規避宗教活動花費限制的命令，村民學會在申請戲劇演出時，不用宗教儀式的名義，而是以勞軍，娛樂附近駐軍的名義申請。 村民也回想他們如何越來越擅長運用動員和愛國命令，以對抗戒嚴的控制和規範。

有人超過宵禁被擋在回家的路上，他告訴守門人員他晚歸是因為他在看孫中山的傳記影片。理所當然，他不可能影片看一半就離開，守門人員因此讓他通過。這些小聰明說到底要表達的是：村民比那些士兵聰明許多，很容易就把他們哄騙過去。「如果軍隊要建碉堡，也會要求百姓捐磚頭，有時實在找不到這麼多的磚，就趁著中午阿兵哥忙碌的時候偷回再交出去。」

其他記憶，比如民防小隊在八二三砲戰中從船艙卸貨時，私下偷走了原本要給美軍顧問團的啤酒，人民的冷靜沉著可見一般。這種幽默的事件常在《金門日報》的副刊文章中出現。這類故事在中國媒體中，早就以短篇幽默軼事的方式呈現，但同樣類似的故事也出現在口述歷史中，說明這並不只是一種文類的產物而已。

大眾的記憶有種廣泛且普世皆然的現象，那就是用大眾都能理解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來解釋每次事件。金門記憶模式獨特之處，在於它對當地人民行為舉止，不但有行政機構上，也有地緣政治上的意涵。換句話說，在這種模式的記憶中，不只是地緣政治影響人民生活，他們的生活也影響著地緣政治。

他們面對共產侵略的勇氣，是在未完的國共內戰、兩岸關係，以及全球冷戰歷史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古寧頭戰役，以及九三和八二三砲戰被金門人民認為是重大的勝利。這是一位曾在大陸服役，後來定居金門，娶當地寡婦為妻的軍人，回憶八二三砲戰的方式：

毛澤東說，如果他們可以掌控金門，我們就不可能守住臺灣⋯⋯8 月 23 日他們開始砲擊。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砲彈都已經裝好，但我們沒有開槍。我們等待指令。他們的槍很爛，子彈都掉進海裡。我們並不害怕⋯⋯我們把他們的飛機逼退。

他們的損傷比我們多很多。他們有更多傷亡。我們只損失一架登陸艇；而他們損失很多架。二十天後，他們仍然沒有獲勝。所以毛澤東被迫下臺，換劉少奇上任。最後是劉決定改為隔日砲擊⋯⋯我們真的打得很累。

如果你打了兩、三個，或五個小時的仗，就已經快累死了。你是美國人，你就會需要去看看心理醫生。但我們打了二十天，真的很累，但我們打敗他們了。

毛澤東在 1960 年代早期的確離開原先的絕對領導地位。但大部分的史學家將這個決定歸咎於後果慘烈的大躍進，而非金門人的英勇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用隔日砲擊的方式回應中華民國 1958 年的勝利」，這想法在島上很常見，因為這次勝利的功臣，不只是軍隊，也是所有人民。「共產黨開始隔日砲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贏不了我們」，保住金門這件事持續讓敵方覺得棘手，「視金門如眼中釘」。 

在這種記憶模式中，保住金門對於臺灣的國防安全至關重要。回想1950年代，共產宣傳不是還在擴音器中說著要「血洗臺灣」？但金門人阻止了他們，終止他們邪惡的動機，讓臺灣平安地享有幾十年的經濟發展。

「先有金門的軍事奇蹟，才有臺灣的經濟奇蹟。」當地的史學家董群廉這麼認為：「八二三砲戰由於民防隊配合國軍作戰，才贏得八二三最後的勝利，八二三的勝利才使得臺澎地區利用這幾十年來的安定，促進了它的經濟繁榮、社會的民主自由，臺澎地區的這些成果與八二三砲戰的勝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前政府官員更進一步闡釋，將美國及其同盟國的冷戰行為歸功於金門。「這真是個策略的議題。是美國整體策略的一個小環節。美國需要臺灣來捍衛太平洋，不讓共產分子進到太平洋地區，因此必須保衛金門。」

這個行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保衛金門被記憶成是自願的行為。如同陳水在說的：

金門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還效忠國家，因為他們總是受到大陸的威脅。他們在前幾十年中損失慘重，因而逐漸產生報復心理，是一種生死哲學。如果你不提槍，那你就得死。你沒有選擇，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宣傳或是政治教育；也沒有思想控制。每個人都知道必須手握武器才能生存。

或許定義一個地方的獨特性是藉由當地意識中一種普及元素。

然而，金門人憶起金門時，並不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特別的地方，還是個重要的地方。雖然在苦難論述中，人們把戒嚴時期視為一段艱苦、受到不公平對待、任意榨取和懲罰的時期，在英雄論述中，這個時期則被當作一段充滿英勇事蹟、因愛國而貢獻的年代。今天這兩種論述在金門人的心中共存。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