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爭取民主的過程，走錯了方向嗎？

香港人自1987年爭取「八八直選」﹝註︰民主派——泛民前身——爭取在1988年的香港立法局——香港的立法機關，即今立法會——選舉中引入直接選舉議席﹞始，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至今已有28年。然而，香港的民主發展非但未有寸進，甚至有倒退跡像。

有論者謂，蓋因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本無意賦予香港人民主；加上97年後，奉行一黨專政之中共操控香港，視民主政治為「洪水猛獸」；無疑窒礙香港民主政治之發展。此固屬公允之論，然而，不少人——包括筆者——都忽略了，其實在香港人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根本走錯了方向。

事實上，當香港仍為英國殖民地時，並沒有仿傚加拿大、直布羅陀等地﹝或英國其他殖民地﹞之例子，爭取建立責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也許，這是香港民主發展進程最失敗之處之一。

所謂「責任政府」者，即政府內閣向議會——而非君主﹝或國家元首﹞——負責。而在殖民地﹝或一些自治地區﹞，則指政府對當地議會負責，而非對宗主國負責。

「責任政府」之概念，源出於加拿大。英國於1763年從法國取得加拿大之控制權，當時的加拿大尚未統一，各省仍為單獨的殖民地，英國政府在各省置一總督以管治。與一般殖民地不同，加拿大乃歐洲人的「居留殖民地」﹝Colony of Settlement﹞——即白人定居地；英、法移民大量移居當地，並取代原住民成為當地的主流人口。

1837年，上、下加拿大——即今安大略及魁北克二省——發生叛亂；事後，有鑑於美國革命﹝1776-1783﹞的教訓，英國政府不敢掉以輕心，於1838年任命杜蘭勛爵﹝John George Lambton, Earl of Durham﹞為欽差大臣﹝Lord High Commissioner﹞，到加拿大安撫。杜蘭勛爵於1839年辭職，回英後發表「英屬北美事務報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除建議把上、下加拿大聯起來外，還倡議於當地建立「責任政府」。依照杜蘭勛爵的建議，英國國會於1840年通過「聯合條例」﹝Act of Union﹞，於1841年合上、下加拿大為一省。

1847年，額爾金勛爵﹝James Bruce, Earl of Elgin﹞——杜蘭勛爵之婿——出任加拿大總督﹝註︰額爾金勛爵於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期間，為英國談判代表，北京失守後，他下令焚燒圓明園。香港有一「伊利近街」﹙Elgin Street﹚以他的封號命名﹞，邀請議會多數黨領袖籌組政府，「責任政府」得以確立。

﹝註︰後英國國會於1867年通過「英屬北美條例」﹙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聯合北美各省成立加拿大自治領﹙Dominion of Canada﹚——是為加拿大建國之始，而英王仍為加拿大之國家元首，其職權由總督代行﹞

加拿大例之成功，促成英國政府將「責任政府」之概念擴至治下其他「居留殖民地」，如︰澳洲﹝1901﹞、紐西蘭﹝1907﹞及南非等﹝註︰南非白人——即波耳人﹙the Boers﹚——為荷蘭人之後裔。英國於1902年取得波耳人之聚居地特蘭斯瓦爾﹙Transvaal﹚及奧倫奇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後，為安撫波耳人，乃於1910年合二地並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成立南非聯邦，賦予自治權﹞。

即使是英治時代的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總督雖向倫敦負責，但仍享有極大自治權﹝如︰一次大戰後，英屬印度以獨立會員國身份加入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二次大戰期間，印度自行對軸心國宣戰，而非順理成章地追隨英國投入戰爭。此外，印度可自行派遣代表出席國際會議﹞

至二次大戰後，若干前英屬殖民地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皆以建立「責任政府」為起點，逐漸過渡至獨立！星加坡便是一例，該國於1963年脫離英國前，已於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模式一如加拿大等國﹝註︰星加坡於1965年成為獨立國家﹞。

即使現在，英國僅存的殖民地﹝或海外屬土﹞中，不少已享有高度的自治權︰行政機關向當地立法機關負責，總督不過是英王代表而已！以直布羅陀及百慕達二地為例，二地雖仍為英國海屬地，總督代表英王行國家元首之職，惟二地之政府首長皆由民選產生，向議會負責，英國政府無從干涉。而直布羅陀人民雖以英國公自居，但卻有自己的國慶日及國歌。

然而，香港人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卻從未有此爭取。過去咸認為作為殖民地宗主國的英國政府因各種原因，自私地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步伐，這固是公允之論。然而，不少人似忽略了以華人人口為主的香港，在苟安心態及華人傳統奴性思想的影響下，根本幾乎未嘗有人提出此議。究其原因︰

過去，由於不少的香港人為逃難而避居香港，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根本少人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深思熟慮；

1970及1980年代，土生土長的新一代雖冒起，但社會在經歷1976年的「六七暴動」的創傷後，急需穩定，故提倡功利主義，在「賺錢至上」心態下，自無心思思及香港政治的長遠發展；

一向標榜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民主派﹝及今日的泛民﹞多年來只滿足於立法局﹝及今日的立法會﹞有多少直選議席！久之漸不思進取，從未深思香港民主發展的路向！雖然民主派提倡仿傚美國的「三權分立」精神，問題是在殖民地架構「行政主導」的原則下，立法機關監察政府的權力始終有侷限；更何況，1997年後，港共政權——港人對97年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之蔑稱——在中共主導下，不單延續殖民地的行政架構，且進一步收緊立法機關之權限，自難監察政府﹝筆者感慨香港枉為英國殖民地150多年，卻幾乎沒有受到英國政治制度精神影響﹞；

民主派╱泛民雖號稱為香港爭取民主，但一味渴望與中共溝通、妥協——美其名透過協商達到「民主共識」。以2010年為例︰民主黨——泛民最大政黨——與中共達成秘密協議，民主黨承諾投票支持港共政權提出的「2012政改方案」，以換取中共承諾「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放寬提名門檻、2016年立法會選舉只增加直選議席並取消分組點票及2020年實行全面普選立法會及全面取消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選舉」。表面上，「2012政改方案」令立法會新增5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令全港選民一人有兩票﹞及負責選舉香港特首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由800人增加至1200人；但「功能組別」議席選舉仍有不公處，且無助立法會增加監察政府之功能，而特首選舉仍非普選產生——不過是「小圈子」選舉而已。此外，中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於2014年通過「八三一決議」——2017年特首選舉，透過提名委員會篩選「合資格」候選人，才讓香港人投票選舉。此舉清楚顯示中共從未認真看待港人之民主訴求，亦未信守任何承諾，更重要的，中共根本無意讓香港人享有真正民主選舉！但泛民表面上堅守立場，但暗裏仍只顧幻想與中共達成諒解！然而，在一個民主社會，那有反對派只思與當權者溝通而不務正業。﹝按︰由於港人反對「八三一決議」，加上港共默許警察使用武力對付爭取民主的大學生，令香港曾一度爆發「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又稱「雨傘革命」﹚，惜草草收場；而泛民在此事件的表現，予人有騎劫、扯後腿之嫌﹞；

1980年代期間，民主派及香港社會——包括年輕時的筆者——在反殖民主義思想及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對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曾心存幻想，一意相信「港人治港」的承諾，甚至天真地以為中共會像英國一樣不干預香港事務，結果一直不思爭取建立「責任政府」或「自治政府」。即使在90年代期間，香港社會因「六四事件」對中共幻想幻滅，不少人——包括年輕時的筆者——仍天真地以為中共需要香港作櫥窗，不會破壞香港「港人治港」；

在華人社會所謂「大一統」思想下，若干香港人——包括民主派——始終惑於主權在宗主國而非在民的觀念，結果幾乎從未有人想過97後的香港特首——即行政長官——乃由中共任命﹝雖經「選舉」產生﹞，實中共暗地簡接損害香港的自治﹝蓋因特首只會想到他的老闆是中共而非香港市民﹞。

結果，香港人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完全走錯了方向，白白浪費了約28年時間﹝自1987年爭取「八八直選」算起﹞。亦因此，在所謂「過渡期」——即香港由英國殖民地過渡至中共屬地——期間﹝1984-1997﹞，非但錯過了爭取高度自治的機會，亦白白浪費了仿傚直布羅陀、百慕達等地藉建立自治政府培育政治人才的機會……

有論者謂，香港之情況不同，蓋因「香港本屬中國，終歸要回歸中國」，故此像直布羅陀、百慕達等地那樣建立自治政府實屬幻想——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已享有「高度自治」。況且「中共畢竟享有宗主權」，「參與」香港之事務乃無可厚非云云。

這些理據似言之成理，問題是香港人本有權選擇自決自己之前途，但香港人因各種﹝自我設限的﹞理由而不為之。固然，以中共一向橫暴無理之作風，即使香港在97前已建立自治政府，亦難逃中共粗暴干涉、扭曲之厄運。然而，一旦自治之原則確立，至少可作為香港人之捍衞底線，而不用惑於宗主權之觀念，自我矮化。

總而言之，香港社會在長久的苟安心態、功利主義下，加上標榜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民主派不思進取，不單令香港民主發展的步伐走錯了方向，還令香港白白錯過了真正高度自治的機會，更遑論自決自身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