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保羅．瓦勒希（Paul Valery）那恰當的敘述，我們今日所理解，嚴格地理定義下的歐洲，在整個中世紀裡只不過是「亞洲的半島」，且人煙極其稀少。它僅占有不超過全球百分之七的陸地面積，而且還得看它的東方邊界有多遠而定。直到十世紀時，「歐洲」的範圍仍小於今日的三分之一，因為北方的區域尚未含括進來。
與中國相比，歐洲在科技上是落後的。從七世紀至十三世紀晚期，中國處於比西方更高度發展的唐宋時期。這階段由於歐洲人口遷移所導致的分裂以及羅馬帝國的衰落，顯得頹靡不振。中世紀的歐洲，約莫由五百個政治實體所組成，其中包括公爵領地、主教轄區、公國與城邦等。與東方相較，西歐無疑是衰落的。
十四世紀初期的「小冰河時期」與西元一三四七—五〇年緊接而來的黑死病，沈重地打擊了西歐，使之幾乎喪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相對而言，拜占庭東方所受到的損害小得多了，並且十世紀時實際上正處於成長階段。再者，歐洲在捍衛自己、抵抗穆斯林擴張的軍備部份是相當不足的。
唯有在中世紀中期時（西元九○〇年—西元一二五〇年），西方開始趕上中國，因為後者正處於蒙古侵略所帶來的停滯階段。
據霍奇森的研究，直到中世紀時西歐都扮演著邊緣與落後的角色。儘管中國的衰退由接下來興起的明朝（一三六八— 一六四四）予以彌補，但資本主義發展與民族國家體系最終仍在西方率先萌芽。
所以西方的相對低度發展就長期來說是個優點。歐洲，作為黑暗時代中解離過程的結果，事實上是成功地拋下了古代的負擔與古老帝國的形式，因而得以超前那些發展受到前封建生產模式之枷鎖所拖累的東方帝國及其文明。
舉例來說，讓大批賸餘人口消失的黑死病，或許提供了讓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萌芽的重要條件。相對進步的東方最終也只是古代遺緒的展現。東方超越了自身的限制，在第二個千禧年裡持續苟延殘喘；西方的相對落後則是轉型為封建生產模式的信號。
然而，直到十七世紀時西方仍未勝過東方，縱使進步的種子早早就已埋下。
在四世紀至九世紀期間的黑暗時代，「歐洲」──我們指的當然是基督教世界──並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伊斯蘭的侵擾。
自五世紀到九世紀的第一波封建主義浪潮，製造出靜態的農業世界。一直到約莫西元九〇〇年至西元一二五〇年的中世紀中期，受到封建生產模式前進驅力—這導致了人口爆炸，歐洲人口翻了一倍並促使貿易復興—所強迫的基督教世界，才試圖發動反攻東方。
最終是失敗了，雖然邊界相對擴張，基督教世界仍必須接受，自己成為世界主宰野望的落空之事實。但這並不是毫無所獲的失敗。
自九世紀起，加洛林帝國的崩潰導致許多獨立基督教王國的出現。藉由封建主義的鞏固，這些王國在接下來數百年間，取得相當可觀的領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西元一〇六六年征服英格蘭的諾曼政權，從阿拉伯人手中奪下巴勒摩（Palermo，譯注：義大利南部的港口）與西元一〇九一年吞併西西里島後，其聲勢達到了頂峰。
十三世紀時的西班牙再征服鞏固了這些進展，而十二世紀初期，地中海在經過大約五百年後又再次被基督教商人重新取回。這些拓展意味著，以法蘭克文明擴張為形式的歐洲邊界整體擴展。
諾曼政權於西元一〇六六年後滲透進英倫群島，以及於西元一〇七二年後進入西西里島，都屬於同一種驅力。在大約西元一〇〇〇年到西元一二五〇年之間，以封建主義為基底的全新文明典範向四周擴展，西抵愛爾蘭，東達耶路撒冷，並帶來均一社會。
這個新的框架即是我們所謂的歐洲：作為法蘭克—拉丁基督教世界擴張的座右銘。
十字軍意識形態的興起
對歐洲認同而言，領土擴張所佔據的地位，並沒有內部同質性的成長來得重要。
基督教社群的理念不僅為中世紀王權提供正當性神話，也作為文化的媒介，凝聚因語言和倫理傳統而區隔的各個群體。透過官方禮拜儀式、中央集權與激進的主教制度予以強化，歐洲發展出對伊斯蘭東方的新反攻。
接踵而來的十字軍意識形態顯露為歐洲認同中必要的成份。十字軍的重要性在於，塑造族群—文化霸權認同的結構，這點在日後成為歐洲認同的核心要素。
十字軍是基督教世界的集體動員，並賦予中世紀歐洲強烈的疆域認同。西歐各封建王國的政治能量，轉化為有殖民傾向的往東運動。這也是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的反攻，對抗異教徒的聖戰理念因此而生。
十字軍能在十世紀時從處於危機中的阿拉伯世界占到便宜，原因是那時阿拔斯王朝正被白益王朝所推翻。這個裂變的階段及復興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當時以塞爾柱人為主的新生權力中央出現，這個擁護遜尼派，崛起中的土耳其王朝在西元一〇五五年定都於巴格達，並擴張至安那托利亞與小亞細亞。伊斯蘭的政治整體分裂為許多個體，各自集中在哥多華、開羅與巴格達。
西元一〇七一年，塞爾柱王朝在曼齊克特戰役（Manzikert）中擊潰拜占庭帝國，贏得安那托利亞的大部分，加速橫跨四百餘年的十字軍東征之誕生。
原本固若金湯的拜占庭帝國，如今失去了大部份的小亞細亞，因此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求助，而繼任者烏爾班二世則於西元一〇九五年的克萊蒙會議演說時，以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作為回應（一〇九六—九九），儘管沒有任何關於這場著名演說的紀錄，一位英國編年史家仍將其視為是伊斯蘭威脅的脈絡下，基督教堅定地認同歐洲最早的紀錄之一。
對拉丁西方來說，這也是再征服的階段。
西元一〇八四年，卡斯提爾與萊昂之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從穆斯林手中奪下托雷多。這是極具時代象徵的事件，因為它標示著新的與更大的歐洲之降臨，也是基督教世界的一次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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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西元一六九九年收復匈牙利為止，西班牙是第一個曾屬於基督教世界而再次征服的疆域。然而，作為阿拉伯政權復興的結果，直到十三世紀，基督教世界在伊比利半島更進一步的進展都以失敗告終。拉丁西方因此專注在與東方對抗的東部邊界。
「冷戰」一詞的應用，首先是作為十三世紀穆斯林與基督教之間緊張關係的結果，它所假定的自我與他者二分法，則作為歐洲認同裡決定性的力量，持續了數百年。
十字軍沒有辦法克服內部的差異。基督教世界之整體，只有在面對共同敵人時才能是個整體。他們也因為穆斯林軍事能力在十二世紀的復甦而居於劣勢。
西元一一八七年，穆斯林奪回耶路撒冷。後續的十字軍都無法逆轉此項結果。十字軍所建立的封建諸國沒能挺住時間的考驗，十三世紀晚期這些領土又再次由穆斯林收復，包括最後一個位於聖地中的基督教國家，阿科（Acre，譯注：巴勒斯坦一帶）。
歐洲理念並不是十字軍的核心；實際上更可能是對於它的否定。基督教才是十字軍的主要認同。
十字軍的象徵是跨國的十字符號，而非國徽，他們是以「神之軍隊」或「上帝軍」而聞名。十字軍保留著對各自王國的政治認同，但集體身分則是帶著十字架與劍的基督教朝聖者。然而「法蘭克人」一詞要比「歐洲人」的概念更為常用。當歐洲處於轉變成定義明確之整體的過程時，「歐洲人」依舊是幾乎不存在的。
拜占庭人，就像穆斯林一樣，明顯地被貼上西方「法蘭克人」的標籤而無視其起源。對中國人而言，當他們與歐洲人於十五世紀相遇時，法蘭克人作為對歐洲人的輕蔑用語，找到了在中文裡的應用之道。
基督徒與異教徒的二分法，要比稍後歐洲人與野蠻人的對立更重要。但是指涉這些用於建構敵對體系之對立認同的相關辭彙，已經從一種不朽的差異與他者之概念中創造出來了。
在西元一〇九九年到西元一一八七年間，對基督教世界的強調勝過歐洲並不令人意外，當時耶路撒冷處於十字軍的控制下，基督教的擴張越過其歐洲邊界。
西方的主宰政權不再是拜占庭帝國。它的年代早已遠去，並且在西元一〇七一年時遭到雙重挫敗，其一是來自於曼齊克特戰役輸給土耳其人；其二則是敗給崛起中的西方強權諾曼人，後者取得了拜占庭在義大利的主要城市之一，巴里。
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以洗劫君士坦丁堡告終後，拜占庭帝國自此再也無法重返昔日光榮。十字軍加深了東方帝國對基督教世界的敵意。拜占庭人並不將十字軍視為是對穆斯林的反擊，而是威脅到他們生存，不可忽視的力量。
就是這個分界線，使得十字軍得以持續有效地分裂歐洲的內部，一如外部。
而且是帶著敵意與血腥的發明！
本書是關於在每個年代中，
歐洲這項理念是如何在自我認同的鏡像中再次創造。
如同繁複文明的核心與系統化隱喻，
歐洲理念所呈現的，
是我們那帶有矛盾與衝突的文化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