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西醫是如何取代了中醫？

中醫和西醫的分別，相信不用多說了，無論是書本、課堂上、外行人、行內人都有其自己的見解，而我是嚐試從歷史角度說說兩種醫學在香港的興衰消長。

用歷史去看醫學，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用糾結醫學體系的核心理論，只用經驗來總結一種醫學體系的興衰消長，一種醫學是如何崛起，如何走向沒落，這些都是一個純醫學工作者未必能看到的。

其實香港在二戰前中醫發展非常蓬勃，現在香港社會仍在探討建立中醫院的時候，也許我們並不明白，早在一百多年前，香港就已經擁有或許是世界上最早的中醫院。1870 年 3 月 26 日，《倡建東華醫院總則》就已在定例局（立法局在早期殖民時代的稱呼）通過。而由 1872 年落成起，東華醫院即已無間斷為早期香港市民提供中醫藥服務。

二十世紀的歷史大幕一展開，腐朽的大清帝國即被英、法、美、俄、日、奧、意、德攻佔了古老的帝都，北京。自此中國人開始經歷一段「自我懷疑」的時代。所有舊學，全被批評為封建迷信，應掃到垃圾桶去。其中魯迅、余雲岫（中華民國衛生部長）對此看法最為同意，一度興起全面取締中醫念頭。而當年中國大陸政局對中醫發展態度未明，大批中醫精英一度避走香港，為香港中醫事業作出極大貢獻。

而二十世紀一開始，香港經歷最大挑戰是疫症。兩大疫症分別是霍亂和鼠疫。當時英國醫學已開始發展出流行病學（epidemiology），雖然英國殖民當局大力把新興西醫推行，但始終沒有取代中醫，是為何呢？

原因有二，一是像俗語所言「過江龍不及地頭蟲」，西醫雖然興起流行病學，但總結疾病規律（Summarized the pattern of disease） ，本身就意味著因時因地制宜，不能生硬套入，而在香港及華南植根了數千年的中醫，自然難被取代。二是維多利亞時代醫學，本身尚未成熟，只是近代醫學（Pre-modern medicine）。我將其定義為「近代醫學」而不是現代醫學。因為現代醫學三大法寶——影像診斷、抗生素和流水式藥物生產還未出現。因此面對疫症，新生西醫的療效並不比和疫症博鬥了千年的中醫來得好。

中醫的強項就是總結疫症規律。「六經辨症」早在一千多年前歸納了不同疫症鑒別、發病時期、症狀、用藥等。而明末吳又可溫疫論更提出不同疾病的傳播途徑（明末即十七世紀，同期法國在亨利四世統治下，疫症做成死亡人數超過十萬，而倫敦尚處黑死病的最後威脅之中）。那時歐洲的醫學尚處於後中世紀（post medieval）的時代。因此中醫其實可算是一種原始流行病學（ancient epidemiology）。中醫的長處是對付疫症、流行病（而不單是調理身體），在霍亂流行時被顯示出來。

如果按照歷史發展劇本，香港中醫本身可能在二十世紀六、七〇年代，已成為所謂「中藥港」，成為華南以至東南亞甚至整個亞太地區的醫教研基地，那麼為何歷史沒有按劇本演下去？

轉捩點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是二戰後，東華醫院被港英政府強行轉為西醫院，此後香港醫療系統中，都沒有再讓中醫參與，中醫只能流入民間，提供基層醫療服務。沒有政府支持，也沒能參與疫症治療，在病種單一情況下，中醫水準自然每況越下了。二戰對香港中醫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不是因為戰爭破壞了醫院或有多少名老中醫死於戰火，而是二戰突出了中醫的無力感。

同時，西方醫學急速崛起，處於脫變成現代醫學的關鍵時期，正是二次大戰。在劍橋大學，faculty of history of science 中的 history of medicine 其中有一門很重要的課，正是history of military medicine（軍事醫學史）。現代醫學中的很多發明，都是由二戰時因戰爭需要而奠基和發展，例如抗生素，影像學甚至醫院發展（由戰地醫院進一步發展），西方醫學界一切重大發現都由二十世紀四〇時代演變而來，甚包括醫學倫理和治療方法。

但恰恰這正是中醫的弱項。西方醫學以解剖為本的思維方式，在戰場上大派用場。而且西醫的發展和軍事發展是同步的，因此對火炮、炸彈所傷，西方醫學自有辦法應對。而在二十世紀，中國軍事技術遠落後西方，中醫應對戰場創傷能力自然遠不如西醫。在二戰後，人們發現西醫能解決的問題比中醫多，自然對西醫另眼相看。加上政府支持西醫，西醫成為醫療角色的主宰者也是必然。

但自從非典型肺炎 SARS 一役，形勢開始逆轉。人們開始意識到抗生素不是萬能，對抗性治療也不一定正確。加上現代醫學也開始走向個體化治療，這些都是中醫強項。而且世界衛生組織也大力提倡傳統醫學，最為深層原因是我們今天所處世紀和一百年前不同，國際上以博弈取代對抗，人類面對最大威脅是來自污染和疫症而不再是上世紀的戰爭，因此中醫在傳統醫療上這一塊將更為突出，將來對治療參與度必然更大。

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部分，唯有兩者充分結合，才能對人類健康做出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