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世界人權日」演講大會
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雜誌社舉辦「世界人權紀念日演講大會」。當黨外人士在中正路大圓環演講時，四周鎮暴部隊密不透風地包圍著，還緩緩逼近。緊張氣氛終於爆發，人群衝破封鎖線。回到服務處門口時，人群依舊聚集聽演講。鎮暴部隊最後採取強力驅散的激烈手段，衝突再次擴大。「未暴先鎮，鎮而後暴」是今晚最佳寫照。
大逮捕、家屬援救
「高雄事件」後，當局以「涉嫌叛亂」罪嫌迅速在三天內採取逮捕行動，被捕者接著遭受情治單位長達二個多月的刑求逼供，或疲勞訊問。同時，外界救援行動也正積極展開。艾琳達被驅逐出境後，以當事人身份向國際媒體疾呼「高雄事件」真相，控訴國民黨當局的鎮壓行動。被捕者家屬集合起來，共同為營救自己親人而奔走，同時積極籌組辯護律師團。
軍法、司法大審
1980 年 2 月 20 日，警總將黃信介等八人，依「叛亂罪」起訴。陳水扁等十五位辯護律師積極展開閱卷等準備工作。在隨後的軍、司法審判中，律師與庭上針鋒相對，被告們也藉此公開審判的機會，一一駁斥情治單位所羅織的罪名，並暢談黨外運動的政治理念。雖然法庭最後仍依情治單位的劇本宣判，但隨著媒體大幅報導以及家屬與律師的參選，開啟了另一波民主運動的波瀾。
（一）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保障基本人權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79 年 11 月 14 日，天主教聖馬利諾會與基督教長老教會於台中梧棲教會舉行人權聯合祈禱會，美麗島雜誌社總經理施明德與「黨外總部」秘書張美貞受邀前往參加。由於人權一直是美麗島政團民主運動的主題，因此，當與會神父與牧師建議黨外應該舉辦人權日紀念活動時，施明德欣然答應，隨即展開各項籌備工作，最後決定由美麗島雜誌社高雄市服務處舉辦一場演講大會。
籌辦過程中，主辦單位所提出的申請屢遭駁回。但由國民黨當局認可的「中國人權協會」卻堂而皇之在臺北實踐堂舉辦紀念活動。戒嚴時期黨外人士對於申請活動未獲批准的情況早已司空見慣，而且從幾次的經驗中也知道，只要堅持舉辦，最後都能在與警察機關的討價還價中獲准。因此，為了打破「只准州官放火」的不合理情況，並凸顯世界人權日的意義，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如期舉行紀念活動。
就在世界人權日的前一天，兩名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義工姚國建、邱勝雄，在開著宣傳車宣傳翌日活動時，遭警員無理阻攔，並強押至鼓山分局毒打成傷。後雖經交涉而獲釋回，但已造成群情激憤。這起「鼓山事件」的發生為「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的舉行投下了變數，不少原本未計畫參加的黨外人士也決定前往聲援。
翌日，國民黨一反慣例，提早宣布了以往都在農曆春節前實施的「春元演習」，高雄市區也如臨大敵般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很難不令人聯想與人權日大會有關。前一晚，各地保警與鎮暴憲警早已悄悄進駐高雄市，此時更將美麗島雜誌社計畫舉行演講大會的扶輪公園重重包圍，因此迫使他們將演講地點改在中山一路新興分局前的大圓環。
傍晚，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搭火車抵達高雄時，南警部司令常持琇與之交涉。常持琇最後答應黃信介，可以演講但不要遊行。協議達成後，常送黃到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此時黃信介始知受騙，扶輪公園根本進出不得，而遊行隊伍已經出發，只得跟著人群前進。人群手持象徵人權光輝的火把，身披名條與彩帶，緩緩步向大圓環，而由憲兵與保警組成的鎮暴部隊也開始部署在圓環四周。
演講大會原本平和舉行，但在鎮暴部隊嚴密包圍且節節逼近下，一股不安的氣氛逐漸瀰漫人群中，一觸即發。於是，姚嘉文與大會總指揮施明德前往新興分局交涉，希望開放一出口讓民眾自由進出，減緩現場氣氛。交涉未果。此時，大圓環的群眾目睹中正三路鎮暴車集結的地方冒出白煙，將被圍堵殲滅的恐慌使得人群開始往反方向的中正四路慌亂奔跑，守在此處的憲兵於是受到衝撞而發生第一波衝突。
衝過封鎖線後，有群眾鼓譟著要直衝警察總局，美麗島人士不希望引發更大衝突，便引導群眾經由瑞源路回到美麗島服務處，並宣布活動到此結束。無奈群眾不肯離去，為了避免失控，主辦單位只得繼續演講、帶動歌唱，安撫群眾情緒，希望活動能夠和平收場。然而事與願違，鎮暴部隊開始對群眾進行強力驅散，不僅以催淚瓦斯攻擊，更將鎮暴車駛入人群，衝散群眾。在驚慌與憤怒的壓迫下，衝突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夜深了，人群散去。只剩鎮暴部隊與鎮暴車守在美麗島高雄服務處門前。一場「世界人權紀念日」卻以「高雄事件」收場。
（二）
高雄「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舉行時，國民黨高層正在臺北陽明山上召開第十一屆四中全會。接下來幾天，當局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口號強化憲警受害的印象，把衝突責任完全歸咎於美麗島人士，並嚴厲譴責「陰謀分子的暴行」，同時發動各地方政府、學校與民間團體進行「聲討」，而媒體也推波助瀾，掀起一面倒的撻伐之聲。「國人皆曰可殺」的社會氣氛於焉完成。
面對國民黨「欲加之罪」的戲碼，雖然美麗島雜誌社在 12 月 12 日立即召開記者會說明事件經過，但已然百口莫辯。13 日凌晨，國民黨即展開全臺逮捕行動，並同時查封美麗島雜誌社各地服務處。
在 13 日的第一波逮捕行動中，計有十四名「陰謀分子」被捕。施明德趁隙逃脫，展開為時二十八天的逃亡。14 日，被捕者家屬前往位於新店的警總軍法處看守所，送衣物、食品給被捕者，事後在軍法處外留下了合影。同時，立法院在主席倪文亞主持下舉行秘密會議，鼓掌通過同意警總逮捕黃信介。立法院外，一群《疾風》雜誌成員手持標語，叫囂怒罵：「打倒黃信介、康寧祥！把他們統統槍斃！」立院警衛人員則視若無睹。15 日，施明德之妻艾琳達在被警總約談後驅逐出境，開始其海外奔走與救援。同日，十個海外臺灣人團體在美組成「臺灣建國聯合陣線」，抗議國民黨鎮壓反對運動。在接下來的逮捕行動中，又陸續有數十人被捕，僅有少數在偵訊後飭回。到翌年（1980年）2 月 20 日軍法審判起訴前，總計有四十五人在押。
雖然媒體一面倒地將「高雄事件」報導為美麗島人士的預謀，但坊間對於有關單位利用黑道在「世界人權紀念日」會中製造事端，藉機逮捕黨外人士的傳聞不脛而走；甚至有人目睹一群手持棍棒的打手混入遊行隊伍，並率先對憲警動手。凡此關於事件的種種疑點，是否有希望藉由審判過程來發現事實？
經過軍事檢察官第一次偵訊後，數十名被捕者被分送至調查局或警總保安處「查證」。查證期間，他們所受的精神與肉體傷害不一而足；其中，根本未出席高雄「世界人權紀念日」卻遭逮捕的邱奕彬因受不了刑求而企圖咬舌自盡。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偵訊人員取得了「與匪勾搭」、「暴力原則」、「長短程奪權計畫」等子虛烏有的自白，於是信心滿滿等著軍法大審的戲碼上演。
（三）
就在「偵訊」與「逼供」、「蒐證」與「栽贓」進行時，被捕者家屬與未被逮捕的黨外人士展開了救援工作，一方面透過各種管道將高雄事件真相傳達海外，以引起國際重視；同時也積極尋覓適當的辯護律師。1980 年 1 月 6 日，知名作家陳若曦帶著由二十七名海外作家學者連署的信函返國面見總統蔣經國，除了表達海外臺灣人的關心，更直言鎮暴部隊「先鎮後暴」的疑點。
1980 年 2 月 20 日，警總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的叛亂罪起訴了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八名被告，隨即召開秘密調查庭，並擅自為被告選任徒為門面的公設辯護人。經律師團抗議後，警總才將秘密調查庭改為公開。隨後律師團開始進行閱卷工作，由於軍法處拒不讓律師們影印，律師只得請助理與家屬協助手抄龐大數量的卷宗。2 月 27 日，八名被告首次與家屬會面。
2 月 28 日，發生了林宅血案。林義雄的母親與兩名雙胞胎女兒在光天化日下慘遭殺害，另一名女兒則身受重傷。消息傳至軍法處，正在開調查庭的律師與家屬們無不深受震撼，律師並隨即請求庭上暫停開庭，不料法官竟以「與本案無關」為由拒不受理。稍晚，軍法處接獲上級命令，林義雄獲准交保。
3 月 8 日，軍法處完成八名被告「調查程序」。
3 月 18 日，為期九天的軍法大審於警總軍法處第一法庭展開。國民黨史無前例進行公開審判，媒體也大幅報導被告與律師們在法庭上的辯護，結果不僅使被告們關於「戒嚴」、「黨禁」、「萬年國會」等政治理念得以宣揚，同時透過辯護律師團對起訴書的質疑，也暴露了警總執意構陷美麗島人士的拙劣劇本。公開審判的過程顛覆了先前的黨版宣傳，而國民黨當局也嚐到了媒體「可載舟，可覆舟」的滋味。
判決確定後，雖然泰半黨外菁英身陷囹圄，但民眾對於高雄事件與黨外人士奮鬥的目標已更加瞭解；因此在接下來的幾次選舉中，他們以選票平反了高雄事件，使受難者家屬與辯護律師紛紛當選，也延續了因高雄事件而中斷的反對運動，從而掀起日後改造臺灣政治的序幕。
（附記）12 月 10 日上午，臺中地區黨外人士在陳博文家會合，搭車前往高雄參加「世界人權紀念日」；日後他因此被扣上「邀約暴徒」的罪名。遊行過程中，他一如往常希望將黨外活動的影像記錄下來而四處拍照，不時穿梭在人群中，甚至奔上天橋捕捉畫面。衝突發生時，他也不忘先按下快門再行閃避。
陳博文在事件後被捕，他的記實攝影因此中斷。他所拍攝的高雄事件照片，日後輾轉於黨外雜誌和選舉文宣中，日漸散逸。由於目前尋回的照片數量有限，在高雄事件及後續發展的編輯上，感謝「中國時報資訊中心」、艾琳達女士、李勝雄律師提供了部分珍貴相片。
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是繼「二二八」事件後讓臺灣人民印象最深刻的政治事件，也是臺灣民主運動史的轉捩點。在《反抗的意志：1977-197 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中，我們可以看見民主前輩們的身影，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的影像也是鼓舞臺灣人民竭力撼動一整個大時代的縮影。
（本文由時報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