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之子鄭成功（二）

（四）

南都傾覆以後，局勢不唯瞬息變化，又且變幻莫測。活在巨變時代的人，感覺一定和生在承平時代的我們很不一樣，那是每天，每小時，局勢都在起變化。在這裡，我們不能不作流水帳，否則很難了解青年鄭森所面臨的試煉與抉擇。

南都傾覆之後， 六月初七日，唐王朱聿鍵於福州監國；閏六月二十七日 ，唐王在福州即帝位，七月改元隆武元年。先監國再即帝位，可以說是從弘光開始的南明繼統模式。唐王之所以能監國，靠鄭彩和鄭鴻逵的擁立，鄭芝龍意存猶豫，但勉強接受。由於唐王須靠鄭氏軍事武力，即位後即大封鄭氏，提高鄭芝龍、鴻逵之爵位，由伯升為侯，封芝龍平虜侯、鴻逵定虜侯，封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八月，從南京返回福建的鄭森晉見唐王，深受唐王賞愛，唐王撫其背說：「惜朕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遂賜姓朱，名成功，命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這是人稱鄭森朱成功和國姓爺的由來；鄭森本人也自稱「國姓」。

大約在鄭森受唐王賜姓之後，鄭芝龍派人把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接回安平。至於確切的日期，文獻無徵。關於田川氏（或翁氏），我們知道的很少，他來中國時，把次子次郎左衛門留在平戶和老父作伴。次郎左衛門小福松五歲，福松離開平戶時，他才二歲大，對這位哥哥恐怕印象很淺。翁氏隻身來到安平，我們很難想像一位日本女子，離鄉背景，不會說泉州話，卻一下子變成人際關係複雜的大家族中的一位姨奶奶，擠身眾妻妾中，該如何適應？若適應不良，恐怕要生病的。

隆武二年（1646）三月唐王幸延平，被鄭芝龍「綁架」於此，無法離開。唐王封成功為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後來鄭成功和荷蘭談判時，使用的頭銜就是「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日本學者林田芳雄認為真正讓涉世未深的青年鄭森感銘五內，影響他一生之思想和行動的是唐王的知遇之恩。從鄭成功凡公文往來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來看，不是沒有道理。根據史書，唐王看來還是個可稱道的君主，不若福王那樣昏庸墮落糜爛淫逸。此時鄭芝龍的意態讓唐王深感危機重重。

有一天，成功入侍，看到唐王面有憂容，悲來填膺，跪奏說：「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扞陛下矣。」知父莫若子，成功也感覺到父親可能會背叛唐王。就在這個節骨眼，安平的翁氏生病了，成功向唐王請假回家探視母親，唐王說：「有事之秋，卿何忍舍朕去！」說得多麼讓人心痛。成功泣曰：「臣七歲別母，忽爾病危，為子者心何安！以報陛下之日長，故敢請也。」唐王不得已，允許成功返鄉。我們無法得知母子相會的情況，不過從後來田川氏慘死，成功反應極為激烈，我們或可推測成功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很深。

在這裡，我們必須回頭說明鄭芝龍叛明降清的經過，才能明瞭此時唐王的憂慮。北都覆亡後，在弘光、隆武二朝，鄭芝龍和他的弟姪輩都受封高爵，原因無他，就是因為小朝廷需要仰靠他們的軍事力量。鄭芝龍、鴻逵由封伯、封侯，旋即分別進為平國公、定國公，可以說封爵已經到頂了。但是，讓我們來看看鄭氏兄弟伯姪的表現。

靖虜伯鄭鴻逵奉命鎮守鎮江，弘光元年（1645） 五月初八 日，清兵渡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舟師遁入海，走福建，清兵遂取鎮江。也就是說，鄭鴻逵、鄭彩不戰而撤走水軍，從海路回到老家福建。這是保持自家實力的做法。唐王即位於福州，當然更要靠鄭氏的軍力了，當時鄭芝龍權位甚高，自認為一人之下眾人之上。

七月，隆武賜宴大臣時，想居首輔位，但黃道周力爭祖制沒有武職在文臣之上的，最後還是由位居相位的黃道周居先。當時廷臣一再促請鄭芝龍率兵出關，但鄭芝龍以餉絀為藉口，逼得黃道周只好親自到江西募兵，以圖恢復。所謂出關，主要指出仙霞關。

仙霞關地處浙閩贛三省交通要衝，有「東南鎖鑰」、「八閩咽喉」之稱。八月，鄭芝龍不但不出關，反而藉明年春天出關，計兵多少，需餉多少，大肆收括。九月，鄭芝龍知道輿論不滿，不出關無法塞眾口，於是請以鄭鴻逵引兵出浙東、鄭彩引兵出江西。結果是，鄭鴻逵和鄭彩出關後，以候餉或餉缺等為藉口，不前進，旋即引還。看不出有出關和浙東、江西之抗清勢力會師，一起戰鬥的意思。換句話說，從弘光封鄭芝龍南安伯到隆武二年三月鄭成功看到唐王鬱鬱不樂，矢志捍衛，已經過了一年又十個月，我們看不到鄭氏軍隊為這兩個朝廷打過仗。真是白給封公封侯了。

唐王無法不憂心忡忡。鄭芝龍掌握隆武朝最高的軍事權力，如果他倒戈，將如何呢？實際上，鄭芝龍一直是在觀望。但他也知道他必須挾持唐王，才有奇貨可居。三月，江、楚一帶抗清勢力相繼來疏，迎請唐王，唐王於是決定離開汀州，前往江西，和湖南互為聲援。鄭芝龍不希望唐王入贛，動員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使得唐王的隊伍無法前進，不得已駐蹕延平，以延平府的府署當作行宮。這是鄭芝龍的高招。他不只意存觀望，實際上在考慮投降滿清的事，所以鄭森看到唐王愁坐，才會脫口而說「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

我們無法在這裡寫一部南明史──那太複雜了，讓我們簡單交代一下鄭家軍的表現。四月，鄭彩「棄廣信，奔入杉關」，被唐王削職，戴罪圖功。五月，《小腆紀年》以春秋筆法寫道：「明鄭芝龍通於我大清」。當時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和御史黃熙允向貝勒博洛建議：「賄芝龍以王爵，福建可不勞一矢，浙中亦聞風潰矣。」雙方展開接觸，鄭芝龍回信，說「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師撤水師，傾心貴朝，非一日也」，於是貝勒決定渡江。這是北兵不斷往南逼進，復明勢力不斷喪失地盤的時候，如果當時有我們的新聞報導，某地陷，某某「敗死」、某某「不屈，死之」、某某「蹈海」就是每天的頭條。

六月，清兵渡過美麗的錢塘江，監國魯王逃亡海上，妃張氏死之。六月底，鄭鴻逵聽說浙東軍潰，光著腳就棄仙霞關逃跑。消息傳來，唐王大為震驚，削鄭鴻逵封爵。據說當時有民謠，唱道：「峻峭仙霞路，逍遙車馬過，將軍愛百姓，拱手奉山河。」可見民間還是有輿論的。清兵都還沒打到仙霞關，鄭鴻逵即棄關不守！

此時，鄭芝龍又有何舉動呢？那就是把他的兵力從唐王駐蹕所在的延平撤走，返回故鄉安平鎮，唐王下詔留之不得，於是仙霞關守兵全部崩解。據說，鄭芝龍以取餉於海為名，向唐王拜表即行。唐王下手敕挽留，說：「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語氣好不可憐。但使者奉敕書到河邊，鄭芝龍已「飛帆過延平矣」。

八月二十一日，唐王聽說仙霞關不守，從延平出奔。宮眷都騎馬，還載書十餘簏以從，追隨的臣子只有幾人而已。次日，清兵入仙霞關，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死之。二十七日唐王逃抵汀州，二十八日清晨，清兵入汀州，唐王和王后曾氏遇難。結束了隆武一年又二個月的短暫王朝。

（五）

我們前面說過，唐王與福王不可同日而語。福王處於尚有可為之時，卻把局勢弄得一敗塗地；唐王處於實無可為之際，仍強自振作，可批評的不多。福王有一切亡 國之 君的徵候：他寵信奸佞，恢復東廠，在南京大興土木，建造宮殿，選淑女入宮，除夕夜還因為「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都無新聲」而不高興。

唐王則大為不同。即帝位於福州，「布衣蔬食，不御酒食」，命令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瓷錫，帷幄被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深諳為臣之道的鄭芝龍，進美女十二人，唐王「留之而絕不御」，大概怕傷鄭芝龍的顏面。

唐王即帝位是閏六月，第二年元旦，不受朝賀，還以三大罪自責，命令百官載罪從行。四月，生日不受賀。七月下旬局勢明顯不可為，不少官員想投降，巡閩使者截獲二百餘封的出關迎降書，唐王召集群臣，說他本不想當皇帝，但大家擁戴他，他「不得已勉徇群策，浣衣糲食，有何人君之樂！」他「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他說他不想知道這些寫迎降書的人的姓名，當著群臣的面燒掉，希望他們能洗心滌慮，始終如一。「有 何人 君之樂！」說得多麼痛切。如果福王能像他這樣，真不知道明末的歷史是否能改寫？

唐王當眾焚燒迎降書時，其實大勢已去──兩個月前鄭芝龍已經「通於我大清」──清朝史書這樣寫著。焚迎降書後不到一個月，仙霞關不守，唐王從延平出奔，逃難時還不忘帶著十餘箱書！他和曾后於汀州遇難時，還有忠臣義士挺身護衛，情景感人。

歷史是殘酷的，南明是一部失敗史；對失敗的人，人們很少留情的。唐王能夠從錯綜複雜，如流水席般的歷史舞臺中浮現出一個清明的意象，不能不說有那麼一點真實的核心在那裡。我們今天治史者多半是多疑的、世故的，不輕易相信歷史。唐王當然有他的缺點。由於過去的患難之情，他很聽曾后的話，曾后不止參與決策，唐王臨朝時，還「垂簾共聽斷」。

當時鄭森很年輕，他和唐王很親近。唐王即帝位時，四十四歲，鄭森二十二歲，是父子的年齡。唐王賞識成功，成功顯然也相當忠於唐王。也許年輕人還是比較有理想，鄭家軍對唐王的陰奉陽違，成功應該看在眼裡，最後的背叛，終不可原諒。一九七〇年代後期西方學者 Ralph C. Croizier 寫了一本書，提議或可用戀母情結式的詮釋（Oedipus interpretation）來理解鄭成功「殺父報國」的行為。現在這樣的說法大概不太受重視，不過，作者指出鄭成功反抗血緣父親，而認同唐王為父親∕主君，倒不無道理。

從文獻來看，鄭森對父親鄭芝龍相當決絕，他不滿父親降清，也不願因父親受挾持而自己也受挾持，最後導致父親和全家十餘口因他而被處死──也就是間接「弒父」。如果容許我們有點文學的想像，或許「長身豐碩、聲如洪鐘」，恭儉自愛，對成功垂愛有加的唐王是他所追尋的「精神的父親」。喬哀思《尤里西斯》的主人翁逛了一天都柏林，結果是一場尋找精神之父的生命之旅。我們不能離題太遠，總之，鄭森對唐王念念不忘，這也導致唐王遇難後，成功不願臣事魯王（因為唐魯之間有過嫌隙），起兵後，遙奉於該年（1646） 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於廣東肇慶的桂王朱由榔。

清軍進入福建之後，鄭芝龍為了和貝勒王博洛相會，欲前往福州時，成功牽衣跪哭，鄭芝龍嫌他囉嗦，拂袖而起。鄭成功離開後，告訴叔叔鴻逵此事，叔叔「壯之」。鄭鴻逵接著去見鄭芝龍，鄭芝龍跟他數落成功「少年，狂妄輕躁，不識時務」。鴻逵則趁機勸他不要投降，但芝龍降意已決。

由於父親要他一起投降，成功在叔叔鴻逵的安排下，率兵一旅逃往金門。鄭芝龍要去面見博洛時，招他同行，他不止不聽從，還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也就是忠高於孝，父親若不幸死亡，只好為他服喪就是了。鄭成功的這個態度在往後的十五、六年中，沒有改變過。 十一月十五日 ，芝龍帶領五百人前往福州，與博洛會面，正式降清，歡宴三天，半夜即被博洛設計挾持北上，從此再也無法回來福建。就在這個月，清軍攻入安平，成功的母親受辱自殺。十二月，成功糾合有志者數十人，揭舉抗清之旗，自稱「招討大將軍忠孝伯罪臣」。這年成功二十三歲。

根據黃宗羲《賜姓始末》，一六四四年滿人入關，長驅直入中國，打到福州時，鄭芝龍決定投降。鄭芝龍以為已經投降，有了護身符，家中未加武備，沒想到北兵打到安海，大事淫掠，田川氏亦被淫，自縊死。這件事顯然對鄭森打擊很大。在黃宗羲的筆下，鄭森反應很激烈，他寫道：「成功大恨，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彝法」即「夷法」，指日本的做法。

不管此事是否屬實，人們想像：人子無告的忿怒，以及人子如何慘烈地「潔淨」受辱的母親的遺體。關於田川氏的記載不多，他很晚才被接到福建，是在唐王接見鄭森之後，即隆武元年（1645）閏六月之後的事。二兒子次郎左衛門不得隨行，留在故鄉陪伴祖父。田川氏在中國的時間很短，頂多一年半，最後橫遭慘禍，不能不說很不幸。

甲申、乙酉之變只是一年之間的事，緊接著唐王政權也只撐了一年二個月就又覆亡，而父親不顧他的忠告，棄明降清，母親受辱慘死，一介儒子決定舉兵抗清。史書上記載：「成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與兵枋。意氣狀貌猶儒書也。既力諫不從，又痛母死非命，迺悲歌慷慨，謀起師。攜所著儒巾襴杉，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鑑之！』高揖而去。禡旗糺族，聲淚俱并。」

這是有名的鄭成功焚儒服事件。 楊雲萍教授認為這太過戲劇化（theatrical），而懷疑其真實性。然而，根據陳國棟的研究，哭廟、焚儒服，在明末清初是一種社會性行為，並非不常見。焚儒服主要在作不仕的宣告；哭廟目的在表達抗議。這都是一種要引起群眾注意的作態。鄭成功的哭廟、焚儒服，可以理解成向天下周告棄文投武的決心，並宣洩國破家亡的悲情、控訴天地之不仁。

鄭成功牽衣勸止父親降清應該是在安平（即安海，屬晉江縣）。我們推測，當鄭芝龍將自己的軍力撤離延平，棄唐王於不顧，「飛帆過延平」時，成功應該也在飛帆中。鄭芝龍從打算降清開始，這個「投降包裹」裡一直包括長子成功──或許鄭芝龍隱隱約約感覺到不包括成功的降清是存在著危機的。

這是鄭成功必須「遁金門」的原因。史料顯示，金門是鄭鴻逵的地盤；最後也是他退隱和安葬之地。金門離鄭芝龍老家南安石井很近，約 六海浬 ，簡直可以說一葦可渡。不過，鄭芝龍一家居住在離石井不遠的安平，因此安平是鄭成功成長之地。安平和石井屬於同個海灣線，距離很近，到金門同樣一葦可渡。（未完待續）

（六）

鄭芝龍只帶五百人到福州見貝勒博洛，把自己的軍力都留在原地。當他被挾持北上時，應該很後悔吧，他語帶威脅向博洛說：「吾子弟素非馴良，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博洛回說：「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也就是博洛不甩鄭芝龍的威脅。鄭芝龍的子弟兵的確就成為鄭成功糾集號召的對象。

鄭成功在金門得知隆武帝后罹難的消息，旋即得知父親被挾北上。他於是從金門回到安平，決心起兵。成功一開始局促於安平一地，雖然有父親的舊部來投靠，終究力量不大，擠身既有勢力中，輾轉於鼓浪嶼等小島，後來逐漸擴展勢力範圍，最重要的突破應該是取得廈門主導權。

廈門原是鄭成功族兄鄭彩、鄭聯兄弟的地盤；軍力是鄭成功的十倍。鄭成功由於年輕，當時不乏看輕他的人，如鄭聯就說：「少年乳臭，虛名而已。何足介意？」哥哥鄭彩則較有警覺，回說：「弟言謬矣，切不可以少年輕之！細觀調兵，甚有經濟。」也就是頗能部署的意思。可見從安平起兵後，不到四年間，鄭成功慢慢展示軍事才能。

永曆四年（1650）八月十五日 ，鄭成功趁鄭彩帶兵遠出，計殺鄭聯，取得廈門。不過，第二年（1651），清福建巡撫張學聖派總兵馬得功趁鄭成功南下勤王，襲擊廈門，鄭氏之家資積蓄損失殆盡，受創慘重，鄭成功倉促回師。當廈門受襲時，鄭芝莞不戰而逃，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四月十日議處廈門功罪，將沒負起守廈門責任的鄭芝莞斬首示眾。

芝莞是成功的叔叔，成功下諭曰：「本藩鐵面無情，爾諸勛臣鎮將，各宜努力。苟不前進怯敵，本藩自有國法在，雖期服之親，亦難宥之。」鄭成功治軍之嚴──或更正確地說，治軍過嚴，於此可見一斑。不過，他放過了一人，也就是叔叔鄭鴻逵。

廈門是海島，馬得功襲擊時，由於後援撤退，馬得功無舟渡海返回大陸，託人向鄭鴻逵說項。當時鄭芝龍被挾持在北京，鄭芝龍母親黃氏在安平，被迫寫信要鴻逵協助，鴻逵於是放馬得功過海。鄭成功為此「不勝髪指」，傳令不許芝莞、鴻逵和諸親相見。按照鄭成功的脾氣和行事風格，鄭鴻逵是一定要被重重處罰的，甚至處斬，但是鄭成功氣憤歸氣憤，並沒處罰他，只是決絕地表明：「不殺虜，無相見期也」，頗像鄭伯之誓。

鄭鴻逵自知理虧，交出軍隊，躲到離石井十里的白沙，退隱不再管事。鴻逵患足疾，相當嚴重，走路需二人扶持，數年後，白沙寨受清軍圍攻，鄭成功和芝豹往救，事平之後鴻逵移居金門。鄭成功一向絕不饒恕敗事者，但對待鄭鴻逵顯然不同。或許顧念過去的一段叔姪感情吧？「這是我們家的千里駒呢。」叔叔摸著小福松的頭，賞愛地說著。看來小福松的記憶，還活在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的心中。

鄭成功回師廈門之後，改廈門為思明州。從此鄭成功完全接收控制鄭氏家族勢力，擁有兵將六萬多人，成為東南地區一股強大的抗清力量。這是永曆五年四月的事，九月，舟山城陷，張名振奉魯王來依鄭成功，鄭成功趁此機會吸收浙海水師名將張名震、周鶴芝、阮駿等部隊，兵力迅速擴展，成為東南地區最大的抗清領導中心。而鄭成功的力量又以金門和廈門為根據地。我們不得不注意：金門、廈門都是海島！

在傳統戰爭中，海島易守難攻，要攻下海島至少需要好幾倍的軍力。即使到了第二次大戰，武器已經非常進步精良，美軍攻打硫磺島，光是上陸就犧牲了數千人，而當時美軍擁有完全的制空權。如果我們檢視鄭成功在中國東南的勢力範圍，其實範圍不大，大抵只是閩南到粵東沿海一帶，未深入內陸地區。以海岸線而言，只是福建整個海岸線約一半以南，加上廣東靠近福建部分的海岸線，及海岸附近狹長的地區；以府而言，不出福建興化、泉州、漳州三府，以及廣東潮州、惠州二府，且不包括這五府靠內陸的縣邑。真可說名副其實佔據「東南一隅」。

以這麼狹而小的地區和已然佔有大明一半江山的清朝力量相抗衡，誠是以小抗大，但是清廷無法小看鄭成功。何以如此？海戰是個因素。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襲擊並佔領沿海地帶。清軍在陸上驍勇善戰，但不諳海戰，雖設有水師，戰鬥力甚弱；鄭成功的軍隊水陸兼備，軍力最強時，有七十餘鎮，水師約占十鎮，兵力雄厚。海洋顯然站在鄭成功這邊，或者說，鄭成功充分利用了海洋的優勢。

鄭成功的軍隊是「赤腳大軍」。荷蘭文獻這麼記載，[1]中文文獻如出一轍，寫道：「成功特重操練，舳艫陳列，進退有法，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躑上下，矯捷如飛。將帥謁見，甲冑僅蔽身首，下體多赤腳不褌；有以鞋履見者，必遭罵斥，併抑其賞。凡海岸多淤泥陷沙，惟赤腳得免黏滯，往來便捷，故與王師鏖戰屢勝；其於勝勢，固已占卻一籌矣；官兵以靴履行泥淖中，不陷即滑，奚免敗績？」也就是說，兵士不穿長褲、赤腳，利於海灘之戰，光這點就已經勝過清朝軍隊；清兵穿著靴子，不是陷入泥沼，就是滑倒。

我們不知道「赤腳大軍」是否為鄭成功所創，不過，明清之際日本人和唐人明顯的不同在於髮型和穿不穿鞋。我們從日本的《倭寇圖卷》、《唐館圖卷》，以及《長崎唐館交易圖卷》等繪卷可以得知，所謂「真倭」是剃頭、赤腳的；那些在海港工作的日本勞工大都赤腳、不穿長褲，半截短外衣（作業服或「法被」）遮不到膝蓋，而華人的勞工則穿長褲和鞋子。我忍不住想起平戶的田川氏。她在川內浦千里濱採貝時，不會穿著鞋子，白沙上留著迆邐的腳印。在海邊遊玩的福松，不會穿著鞋子，白沙的炙熱直透腳心。鄭成功的軍隊打赤腳，是否是平戶記憶的影響？值得我們思考。

鄭成功到底有多少軍力？鄭成功自己總是說「數十萬之眾」、「我兵數十萬」、「數十萬兵眾」。所謂「數十萬」，很難知道確指，不過就中文而言，總要超過二十萬才能這麼說，不然只能說十餘萬。所以低估來說，至少有二十萬以上。不過，此數十萬，到底是「眾」，「兵」，還是「兵眾」？有疑義，如果是「眾」的話，應該包括文武官員及其眷屬。就兵額而言，據估計，在永曆七年（1653）八月以前，鄭成功軍隊大約六萬人，但兩年之後，兵額增加至少一倍，達十五至十八萬人。如果加上文武官員和眷屬，聲稱擁有數十萬之眾並不誇張。兵力的增加，除了鄭成功善於作戰之外，他和清朝進行和議，也是關鍵所在。鄭成功透過和談，爭取時間擴展勢力，甚至藉和談來養他的數十萬之眾。

[1] ”Every one was protected over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dy with a coat of iron scales, fitting below one another like the slates of a roof, the arms and legs being left bare. This afforded complete protection from rifle bullets and yet left ample freedom to move, as those coats only reached down to the knees, and were very flexible at all the joints.” See Campbell , p. 420.

（本文作者為臺大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