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正如您在《啟蒙運動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一書中所說的，這個故事顯示《百科全書》剛開始被政府視為非常危險的禁書，但後來在法國卻被准許流通。您生動而令人信服地，論證這本曾被視為將損害教會和國家權威的書，後來雖然仍受到官方譴責，但卻成了暢銷書，而且為政府所容忍。這究竟是特例，還是在一個充滿曖昧和矛盾時代的典型故事呢？
答：我當然同意你所說的曖昧和矛盾，但我不會過度強調《百科全書》的合法性質，因為這事實上是本半合法的非法書籍。
這對我們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因為我們認為一件事要嘛就是合法，不然就是非法，但在舊政體時期的法國可不是這樣，當時各種範疇的界線都是模糊的。我可以給你一長串學術用詞的列表—默許（permission tacites）、容忍（simple tolérances）等等—這些術語代表半合法灰色地帶的不同色階。
在 1750 年代一次官方查禁行動之後，《百科全書》悄悄地移入了這個灰色地帶。而許多國際性的出版公司也乘勢推出新的版本，剛開始是對開本，然後是四開本，最後是八開本。隨著書本版面的縮小，價格也跟著降低，訂單也就如雪片般飛向出版商，所以最後《百科全書》也成了一般百姓可以買得起的讀物。
由於各方競相分食這塊利潤大餅，結果激起了各式各樣的盜版和競爭。這些衝突顯示了許多出版業的經濟和政治面向，但我研究的基本關懷，是出版業中的各色專業人員，試圖滿足市場對這本書需求的企圖。這種需求似乎是無窮盡的，而這本書也成了所謂啟蒙運動的聖經。
問：您認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的書籍上嗎？
答：是的，但僅僅是少數的書。在完成對《百科全書》的研究之後，我寫了《大革命前法國的暢銷禁書》（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及其姊妹作《法國地下文學大全：1769-1789》（The Corpus of Clandestine Literature in France, 1769-1789）。
在這兩本書中，我企圖估計當時對非法書籍的需求，並試圖列出一份大革命之前二十年，最廣為流傳的暢銷書清單。這牽涉到各式各樣複雜的變數和積年累月的相關研究，最後我發現探究沒有灰色地帶，絕對非法領域的書籍貿易是可行的。這便是那些攻擊正統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書。
而有些暢銷禁書，例如《路易十五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ⅩⅤ）和《巴瑞女伯爵夫人秘聞》（Anecdotes secretes sur Mme la comtesse du Barry），則是在各方面一次冒犯了所有傳統的權威。同時這些文本也提供了對當時歷史的生動描述。我認為這類的書籍，對當時人們理解事件的方式有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像 1770-1774 和 1787-1789 這樣的關鍵年代。
但我承認我很難為我這個論點辯護，畢竟要從一本書的銷售情況，推論到這本書的閱讀情形以及對輿論的形成，甚至是對行動的影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目前這個階段我想只有可能描述當時讀者群基本文學嗜好的特徵，但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瑣事，它可以對傳統的文學史提出一些挑戰。
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當然欣賞伏爾泰和盧梭，不過他們也對誹謗國王及其情婦與大臣的描述如飢似渴。《路易十五的私生活》這本書已經為世人遺忘，但假若要如實地重建當時的文學文化，那這些書是不可不讀的。相信我，這些書絕不會令人感到無趣。
問：商業以及地下出版和啟蒙運動的關聯可以視為啟蒙時代（Lumières）的黑暗面嗎？有所謂啟蒙運動的神話嗎？
答：啟蒙運動確實有神話的成分，啟蒙哲士在建構神話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將自己描述成為了人類福祉，奮不顧身對抗黑暗勢力的勇士。不過神話並不必然就是虛構的，例如在伏爾泰的例子中，我發現大部分是真的。
伏爾泰確實致力參與對抗所謂的污穢下流之物（l’ infâme），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不寬容和不公正，特別指的是天主教會。他在人生的最後幾個階段中並不想靠著作賺錢，相反地，他試著利用其他管道獲利，甚至和躲在出版商背後賺錢的盜版商合作，以便散播更多啟蒙思想的種子。所以，他確實是將自己奉獻給啟蒙運動的核心主張。
問：您會如何定位盧梭呢？
答：我認為盧梭和狄德羅也是致力於將人類從偏見、教會的暴政，甚至從國家權威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渴望。我並不是要淡化他們在啟蒙運動中的理想色彩，他們也和伏爾泰一起參與創造社會上的新社群，也就是知識份子。這種知識份子和傳統的學究及教士相對。然而，即便知識份子也要吃飯，有時也會有老婆，她們又該怎麼辦呢？，雖然他們常以婚姻為誡，但有些啟蒙哲士仍然必須養家活口。
問：他們應該要像傳教士，或應該說是人性的傳教士嗎？
答：是的，但他們要如何餬口？如果是環境富裕或出生富貴人家那當然沒問題，但像盧梭不過是製錶匠家庭出身，而狄德羅也只是刀具匠的兒子。所以他們必須要賺錢，為了賺錢，他們有時也受雇寫些低俗的文章。
鬻文為生是個令我很感興趣的主題，這些作家企圖透過寫作擺脫貧窮，但卻和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面臨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經濟和社會現實。我們傾向忽視貧窮在過去人類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事實，但當時除了書籍出版業中少數的翹楚，如潘庫克（Panckoucke）、貝希斯‧督律（Périsse Duluc）和凱梅爾（Cramer）能享受相對富足的生活之外，大多數的出版商和書商都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地經營，以免淪落貧困。我並不是說他們缺乏一種職業的敏感度或對信念的承諾，包括在潘庫克和凱梅爾的例子中的啟蒙信念，但他們必須要賺取利潤。
在十八世紀並沒有所謂的負債限額，因此一旦破產的話就會一無所有，我曾經在許多文件中看到類似的例子：一名書商因為生意過度擴張，而不得不用盡一切方法延長借款的期限，但因無法如期兌現匯票而生意失敗。最後，某個債主或某個鄰居寫道說他消失了 — 將鑰匙留在大門前，從軍去了。到美國參與獨立戰爭，到俄國或加勒比海作戰，將他們的妻兒留在教堂的門口行乞。
許多人批評我冷酷地只用經濟的觀點去看書籍出版業，但我對這些書商本身的證詞印象深刻，他們提到像：「在書商眼中，最好的書就是能夠大賣的書。」這樣的談話，或說到錢是：「推動一切事物的動力。」等等。
問：在出版業的激烈競爭中難道沒有轉圜的餘地嗎？
答：當然有，不過競爭激烈到可說是適者生存。就像我曾說過的，雖然《百科全書》本身是啟蒙運動的化身，但其出版史，主要就是一頁商業競爭和盜版的歷史。在其序論中概述了此書所有的基本理念，而你會驚訝地發現，大膽的言論在整份文本中隨處可見，即使在參照中也看得到。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是在第一冊中字母 A 底下的「食人肉」（anthropophagie）。讀者會先看到針對食人肉的直接說明，然後在最後，一個單純的參照寫道：「見聖餐禮」。而在字母 E 底下的「聖餐禮」（Eucharist）中，讀者會看到一段正統的「聖餐禮」解釋，後面則有一個參照寫道：「見食人肉」。
《百科全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激進的作品，但激進的觀念隱藏在字裡行間，在不起眼的辭條和參照中。這部書的大部分，仍然是針對從 A 到 Z 各式各樣知識的概略介紹。
我發現去觀察現代、理性的世界觀，是如何依附在這個和資本主義競相爭奪市場的脈絡相互一致的文本中，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正是依賴這個固有的市場機制，讀者才得以獲取文本。我並不是說前者〔文本〕可以被簡化為後者〔市場〕，而是說書籍史研究應該要不斷地將文本與時代背景聯繫起來。
這同樣也適用於理解作家的生平，和知識份子在十八世紀的出現。沒有人會否認狄德羅的天才，事實上，天才這個概念的形成大多要歸功於他。不過我認為，我們應該要了解他的思想是如何根植於他的經歷。當他和盧梭於 1740 年代在閣樓和咖啡館中討論人類的處境時，他們是鬻文為生的作家。
事實上，我同意將盧梭視為拉摩（Rameau）那位傑出的波西米亞知識份子姪子的模範。儘管那位真正姪子的身份，最近已被確認和研究。在從《拉摩的姪子》（Le Neveu de Rameau）到《致達朗貝論戲劇書》（Lettre à d’ Alembert sur les spectacles）中，盧梭的思想一路穿越陰鬱苦難的困境，其中包括一段落魄潦倒的日子。這種經驗，導致他對文化權力形塑個人的內在生命和社會上政治生活的深刻質疑。
問：您在一次對史家的技藝最生動愉快的描述中，談到理解異文化最好的方式，是從看似最難理解的文件記錄著手。一則笑話、一句諺語、一場儀式，或任何發生在過去，讓我們感到難以體會的事件，正可能是讓我們得以進入另一個心靈空間的入口。
在《貓的大屠殺》一書中，您試著了解究竟為何殺貓這樣一個似乎令現代人反感的事件，對十八世紀的一群印刷工人來說卻是那麼樣的歡樂有趣。考慮到您最近那本談論禁書的作品，特別是其中提到在十八世紀哲學和色情書籍是被放在同一個分類範疇之中，您認為，這會是在解讀之後能使我們深入過去時代的心態，另一個令人無法體會的笑話嗎？
答：是的，雖然在這裡這個笑話似乎要放在過去才令人覺得有趣，也就是說，我們認為十八世紀的人把哲學和色情混在一起令人發噱，但當時的人認為把這兩種書籍放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一點也不好笑。
我發現「哲學書籍」（philosophical books）這個用詞隨處可見，不只是在出版商和書商之間，作家和警察也使用這個名稱。這是一種密語，但它指的究竟是什麼？事實是，這個名詞用以指稱的分類範疇在十八世紀和現在並不相同。我們將色情和形上學分開，但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將它們歸在同一類。這並不是說，他們不能辨認作為性愛的性，而是假如你閱讀一本18世紀的色情書刊…。
問：您是說色情書籍在當時就像哲學一般的危險嗎？
答：沒錯。在十八世紀，人們發現一些色情刊物也和哲學一樣具有煽動力。我試著借用李維史陀（Claude-Lévi Strauss）在《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vage）中的一段話來說明。
在其中，他強調大多數的人在思考時並不運用抽象的概念，而是藉由具體的，適合用來思考的（bonnes à pensée）事物來思考。當人們運用手中掌握的事物時，他們就是在心中將具體的材料拼湊在一起。他們在思考中將一件又一件的事物連結在一起，建立相似性和關係體系。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思考就是一種智識上的拼湊，屬於一種「具像的科學」（science du concret）。
我相信在十八世紀，人們就是以同樣的方式用「性」來思考。他們發現「性」很「適合用來思考」。他們認為小說中的色情插曲，是一種思索愉悅、權力以及各式各樣，當然也包括男女關係在內的方式。當我在編輯禁書的種類時，其中一本銷售排行榜頂端的暢銷禁書，就是《泰瑞絲女哲士》（Thérèse Philosophe）。
這本書包含了大量的純色情，如果你允許這種措辭的話，但在露骨的性愛場面背後，悄悄地隱藏了哲學的身影。在體力恢復，準備再一次翻雲覆雨的當頭，書中的這對愛侶談論到倫理義務的本質，以及上帝存在的問題等，任何當時能在正式的哲學論文中找到的主題。
事實上，我確定這本書中有一部分，是從這些論文的其中一篇一字不漏地抄襲過來的。這是書籍史能夠刺激我們感受不同時代他者的一個例子。對十八世紀法國的讀者來說，色情、哲學和政治的互相滲透是理所當然的，正如同殺貓令工人們愉悅一樣的自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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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