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時尚風華：二次大戰前的歐洲女人這樣穿衣服

二十世紀初，巴黎高級時裝屋稱霸時裝業，其中最著名的，就屬英國人查爾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1825-1895〉於十九世紀中期所創立的時裝屋，客源來自上流社會，包括皇室、貴族、富家女、「社交名媛」和當時時尚界的名流。

負擔不起沃斯時裝屋高昂費用的人，只好投向其他的高級時裝屋，譬如杜塞〈Doucet〉、道維萊特〈Doeuillet〉、拉斐里荷〈Laferriere〉、珍妮．帕昆〈Jeanne Paquin〉或卡洛姐妹〈the Callot Soeurs〉。在聖彼得堡和倫敦有特約的裁縫師來縫製宮廷禮服和傳統禮服，而倫敦的服飾公司譬如「雷德芬」〈Redfern〉和「克利德」〈Creed〉，兩家在巴黎都有分號，它們不僅以做工精細的裁製服聞名，在女性禮服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當時美國社會裡的顯貴，那些名列亞斯特夫人「四百會員」〈這數目字是她在紐約的宴會廳能夠容納的賓客人數〉的上流社會人士，頻繁地穿越大西洋到歐陸購買服飾，這些人包括：亞斯特家族〈Astors〉、古柏．惠特家族〈Cooper Hewitts〉、摩根家族〈Morgans〉、波特．帕爾默家族〈Potter Palmers〉和范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s〉，其中被稱為「美金公主」的富家女，不但是高級訂製時裝屋背後的大金主，她們也帶著雄厚資金下嫁家道中落的歐洲貴族，以便換取頭銜與地位。

嫁妝一概是為年輕新娘張羅的，其中令人驚人咋舌的一大筆金額花在訂製禮服，有時都是成打成打地訂製，以便應付繁忙的社交生活需要：一天當中不同的時間，正式程度的不同，都需要相應的禮服。從早到晚—晨起、騎馬、午後休憩、出訪、家庭聚會、晚餐、夜間、舞會、節慶盛會、聆聽歌劇，觀賞戲劇以及拜會宮廷—，所有的場合都需要得體的裝束，最起碼也要有三、四套來更換。服喪則需要一系列黑色服裝。這些華麗的服飾綴有大量刺繡、珠串、稀罕蕾絲和薄紗，配飾著皮草，極盡豪奢之能事。

S 形的束身馬甲將胸部往上托得高聳，也將臀部往後提得圓翹；衣領會內嵌金屬絲使之高挺，胸口會覆著如浮沫浪花的蕾絲和雪紡綢，歷久不衰的闊邊帽綴有花朵和羽飾，有時甚至是一整隻鳥，這些在在是為了打造出一種莊重外觀，最好宛若一尊雕像那般典雅。

上流社會的生活是按時令更迭推移的。初夏時節，繁忙的一輪社交活動登場了：從名媛千金的成年禮、進宮晉見皇族權貴—這些金碧輝煌的場合需要穿上最正式的禮服，配戴閃閃發亮的全副首飾—到阿斯科特〈Ascot〉、香堤伊〈Chantilly〉和考斯〈Cowes〉的賽馬會。一場場賽馬活動之間穿插著無數的接待會、晚宴和舞會。

賽季結束後，他們轉往位於諸如比亞里茨〈Biarritz〉或杜維爾〈Deauville〉之類的時髦度假勝地的別墅避暑，或者坐上豪華遊艇出海，在蘇格蘭的莊園打獵，或在長島的私邸夜夜笙歌，之後再回到「城裡」參加秋天上場的另一輪社交活動。

晚禮服多是以天鵝絨、緞子或絲綢為面料，裸露肩膀與胳膊，胳膊則要再裹上小山羊皮長手套，如此露出頸肩的設計，是為了充分展現華貴璀璨的首飾。日禮服多是訂製的套裝或精美的長袍，配戴著過多的配飾，其中也包括闊邊帽和陽傘。樣式較簡單的夏日連身裙或短衫和裙子，多用棉、細麻和亞麻布料製成，也都裝點著蘇格蘭刺繡或蕾絲。

這些數量龐大的衣服包括了來自多家巴黎時裝屋的穿搭精選，其中幾家在紐約和倫敦有分店，而訂製服的版型也會授權給製造商和裁縫師使用。配件和貼身內衣則是從專賣店或是更高檔的百貨公司購買。

有一些女人選擇特立獨行，喜歡「藝術性」的穿著打扮，跳脫主流時尚。這些「波希米亞族」打入了前衛的圈子，她們在倫敦的利寶百貨〈Liberty〉或歐米茄工坊〈the Omega〉，威尼斯的佛坦尼商行〈Fortuny〉，或維也納工坊〈Wiener Werkstatte〉購衣，其中維也納工坊是維也納的藝術家和設計師聯手經營的工作室，力圖服飾的革新，其規模雖小，但影響力不容小覷。

有些女性藝術家志在把藝術和時尚結合起來，譬如畫家索妮雅．德洛內〈Sonia Delaunay〉，有些則把新的意識形態表現在時裝設計，譬如俄國建構主義者麗尤波芙．波波娃 〈Liubov Popova〉 和瓦瓦拉．史蒂潘諾娃〈Vavara Stepanova〉。這些女性是二十世紀初的二十年間藝術實驗熱潮的標竿人物，當時「新主義」風潮席捲歐洲：巴黎有野獸派和立體派，奧地利有分離派，德國有表現主義，義大利有未來主義以及在俄國的建構主義；隨之而來有超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

畫家、詩人、音樂家、作家和建築師居住在被稱為「波西米亞」的神祕基地〈不管在現實裡是以英國的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法國蒙馬特﹝Montmarte﹞還是德國施瓦賓格﹝Schwabing﹞為據點〉，在那些地方，穿著被視為一種符碼，象徵著掙脫布爾喬亞束縛、掙脫肉體束縛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它也象徵著把藝術和設計的所有側面—包括服飾在內—整合在一起並帶入日常生活中的一種企圖：即所謂「總體劇場」〈Gesamkunstwerk〉的概念，意指集各種藝術之大成。

1909 年迪亞吉列夫〈Diaghilev〉帶領俄羅斯芭蕾舞團在巴黎的首演造成轟動之後，他們具革命性的音樂、舞台設計和舞者戲服，更進一步對當代文化注入一股劇烈的影響，當然也在時尚界掀起一陣狂瀾。

在巴黎，1903 年已開設時裝沙龍的保羅．波烈〈Paul Poiret，1879-1944〉，率先在他的作品裡迎戰這股東方熱，他簡化了服飾的輪廓，不再著重繁複的結構堆砌，改用鮮明的配色，並在衣料表面飾以精美刺繡。他早期的設計帶有法國大革命後督政時期服裝的痕跡，邁入 1910 年代後，其設計轉向了東方民族服飾的剪裁及裝飾風格，例如從日本和服發想，綴有波斯飾紋，帶有中國風情的大袍式寬鬆女外套，或者，下擺鑲有金屬絲的束腰薄紗罩衫，綴有皮草滾邊或金流蘇，下身配的是土耳其燈籠褲。

英國出生的露西爾〈Lucile〉〈也就是達芙．高登夫人﹝Lady Duff Gordon﹞，1863-1935〉也是一位成功的設計師，她設計的那些精美雅緻的「情感之袍」，每一件都貼切地取了個煽情的名稱，例如「不滿之唇的嘆息」，展現雕像般的高雅優美，雖不如波烈設計的服裝那麼大膽，但也深受藝術思潮的影響。

從十九世紀七〇年代中以來，女性已經可以進入某些大學就讀，也在積極爭取投票權，雖然要到一次大戰後，英國婦女才爭取到普選權。自行車和公共運輸工具的出現，使得大眾可以獨自旅行；更大量而多元的工作機會湧現，也有更多的女性進入職場，雖然對大多數女性來說，家庭僕傭和工廠勞役是僅有的選擇。

女性的生活型態快速改變，一次大戰的爆發加速了這個進程。有些女人奔赴前線擔任戰地醫師、護士、司機或充當後勤部隊；留在家鄉的婦女替補了工廠、運輸工具和農地裡男性的空缺。這些工作當中，不少的勞動需要女人穿上傳統上只有男人才穿的裝束：實用的馬褲、寬鬆長褲或連身工作褲。

1914 至 1918 年的戰爭幾乎沒讓高級時裝業慢下腳步：很多巴黎設計師依舊繼續推出新系列，儘管橫越大西洋的危險阻礙了國外買家前來，也限縮了報紙的時尚版面和出口至北美的貨品，然而北美的百貨公司嗅到商機趁虛而入，開始大力推捧本土設計師。然而法國時裝的魅力無法擋，縱使沉寂好一段時間仍舊難掩光彩，戰爭結束後，巴黎輕鬆奪回了時尚之都的龍頭地位。

戰爭期間在服裝上採行的一些必要變更，也回復到戰前的原樣—在很多年裡女人還是很難接受褲裝，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有少數大膽先進的女人穿褲裝。真正有所改變的是社會本身，舊社會的階層體系因為戰亂革命、政治動盪和經濟蕭條開始崩解，豪門富賈雇用大量家傭扈從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

戰前的新女性喜愛打扮成「裝飾藝術年代」風格的亞馬遜女戰士，或獨立自主的摩登女郎〈flapper〉，她們剪鮑伯短髮，喝雞尾酒，很可能有嗑藥，肯定會在公共場所抽菸，常常上時髦舞廳、夜總會或波西米亞風格小酒館徹夜跳舞狂歡。當然，絕大多數的女性過的不是這種生活；摩登女郎的存在，其實比較是大眾所迷戀的一種懷舊的臆想，雖然媒體也總愛特別關注「年輕亮麗的小妮子」的醜聞，讓人確信有這樣的女子存在。

1920 年代興起雌雄莫辨的野女孩風格，不再突顯胸腺和腰線，並露出了雙腿，衣裙輪廓簡化為短直筒造型，時興戴上包頭式的鐘形帽。束胸馬甲並沒有完全被摒棄，而是把女體塑成男孩子般的平板身形；鬆緊帶和拉鍊〈在 1924 年取得專利〉等新布材的研發，使得束身胸衣不再那麼笨重，而合成纖維譬如嫘縈，也讓褲襪和貼身內衣褲沒那麼昂貴，而且樣式更誘人。到了 1920 年代末，裙下襬的設計忽長忽短；手帕裙或高低不一的裙擺的流行，顯示時尚從摩登女郎風格，轉向 1930 年代崇尚的嫵媚婀娜，女裝的輪廓又比較有女人味，力求展露身材曲線。

在兩次大戰之間，電影是時尚的一大推手。百貨公司增設櫃位來推銷仿製的電影戲服，好萊塢宣稱，在女性的流行服裝上，他們的影響力超越巴黎時裝屋，而後者卻反而驚覺，自身對好萊塢的影響力微乎其微。香奈兒和夏帕瑞麗也都曾受委託為電影設計服裝，但她們卻沒有理解到戲服必須不受時間影響，等到電影上映，演員的服裝看起來已經過時。

好萊塢的服裝設計師確實左右時尚，阿德里安為電影「林頓姑娘」〈Letty Lynton〉設計的裙裝〈見頁 144〉紅極一時就是一例，然而好萊塢最持久的影響力，其實是在彩妝方面。每個女人只要模仿明星偶像的妝容和髮型，都可以只花相對少的錢，就讓自己和心目中偶像的外表有幾分神似。因為人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演繹明星風采，就這一點來說，電影把時尚帝國民主化了。

1939 年，全世界再度陷入戰爭，很多婦女的穿著打扮又開始趨於一致；在大後方的人民應當克行儉約，將物資再生利用，並懂得「修修補補將就使用」。1941 年起，英國和法國根據 L-85 節儉條例實施衣料的定量配給，美國在 1942 年跟進。定量配給限制了民眾購買布料的量，也限制了可用布料的質地和種類。

1941 年英國率先實行的「實用方案」〈The Utility Scheme〉，對包含服裝在內的很多物品的產製訂出了嚴格的規定。倫敦時尚設計師協會〈The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London Fashion Designers〉於 1942 年創立，就是要負責設計各式各樣符合定量配給的嚴格限制又不失時髦有型的實用服裝〈Utility Clothing〉。法國在納粹入侵佔領後，從 1940 年起物資短缺的情況迅速加劇，服裝的黑市交易變得猖獗。

有些物品不受定量配給的限制，帽子就是其一，因此特別是在巴黎，帽子成了展現個性的管道；在義大利，物資短缺倒是鼓勵了鞋款設計的創新。戰爭時期民眾別無選擇只能順應政策，但仍然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外觀保有一點時尚感。

多虧法國製衣公會主席，時裝界掌門人也是設計師呂西安．勒隆〈Lucien Lelong〉，在他努力奔走下，成功阻止了希特勒打算把高級時裝業移往德國的計畫，巴黎的時裝業得以倖存，戰爭期間仍有百餘家時裝屋繼續開張營業。

一些非法國裔的設計師例如曼波徹〈Mainbocher〉返回家鄉，艾爾莎．夏普瑞麗也避走美國，而可可．香奈兒則在戰爭期間關閉了時裝店，住進巴黎麗池飯店，戰後流亡瑞士十年之久。香奈兒在 1954 年以七十歲高齡重返巴黎，持續把她的招牌風格推向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