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治水，自有史以來向為中國為政者的最大事業之一，建築的堤防寬度達三百公尺，極其堅實，現在由中國軍自行決口，實在令人思之斷腸。—蔣介石
花園口決堤（1938 年 6 月 9 日）是抗戰初期的一件大事，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多年對真相祕祕而不宣。戰後，蔣介石調撥大量資金修復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復故道。
如今，位於鄭州市區北郊 17 公里處黃河南岸的花園口修建了「記事廣場」，廣場上有兩座東西相對、高約 3 公尺、內徑約 1 公尺的六面石碑。一座為 1947 年國民黨的「黃河花園口合龍紀念碑」，另一座為 1997 共產黨的「黃河花園口掘堤堵口記事碑」，從不同的角度記錄了同一段歷史。
一段歷史，兩座石碑，各自表述
國民黨所立的西亭碑文上，有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手寫的「濟國安瀾」，以及水利部長薛篤弼寫的〈花園口合龍紀念碑文〉和復堵局局長朱光彩撰寫的〈花園口工程紀實〉。前者記述：
後者寫道：
兩篇碑文之後，刻有參與修堵決口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各工段組長以上長官，以及在堵口中的工夫等數百人的名字。
耐人尋味的是，這兩篇碑文指出了黃河決堤的事實，卻遮蓋了決堤的真相──這一次並非黃河自然決堤，而是人為造成決堤。抗戰期間，國民黨宣傳部門死咬說是日軍的毒計；抗戰勝利後，中國成了光榮的戰勝國，這兩篇碑文為什麼不理直氣壯的譴責「日軍暴行」呢？
50 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人民政府所立的東亭碑文如此記載：
共產黨的這篇碑文，詳細陳述了花園口決堤的真相，將具體執行的軍隊番號和軍官的名字都披露出來──對於跟自己無關的慘劇，尤其是敵手製造的慘劇，共產黨樂於大寫特寫；而對於自身的暴政，則隻字不提。
正如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評論習近平顧盼自雄的大閱兵時說：「在中國，週年紀念活動的唯一目的是記錄成功並鞏固共產黨的合法性，而諸如大躍進的饑荒中，數以千萬計的死亡、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或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都被掩蓋了。」國共兩黨，都是謊話大王。
製造花園口決堤並嫁禍給日軍
「臺兒莊大捷」（1938 年 3 月至 4 月，其實只是小勝）後，蔣介石決定「擴大臺兒莊戰果」，遂將各戰區精銳部隊大批調往徐州，準備在徐州地區同日軍進行決戰，使第五戰區的總兵力由初期的 29 個師，增加到 64 個師另 3 個旅，約 45 萬人。
日本大本營本來因為準備不足而決定暫不擴大戰場，但發現國軍大規模集結，特別是湯恩伯軍團的出現，認為這是一次集中殲滅國軍的天賜良機，因此決定進行徐州會戰。1938 年 4 月 7 日，日軍正式下達 84 號作戰命令。徐州會戰由此開始。
日軍占領徐州後，大本營認為徐州會戰基本結束。國軍第1戰區司令程潛則奉蔣介石的命令，準備將突出之日軍第 14 師團，殲滅於內黃、儀封、民權之間。
然而，由於中央軍將領桂永清和黃杰不聽調遣，貪生怕死，擅自逃跑，導致原來制定的蘭封作戰計畫全盤崩潰。圍殲日軍十四師團的任務非但未能完成，反而使國軍面臨被日軍圍殲之危局。20 多萬國軍未能圍殲土肥原率領的 2 萬日軍，讓蔣介石大為不滿，5 月 28 日致電報給程潛譴責：「在戰史上亦為千古笑柄。」
話雖如此，蔣介石一貫賞罰不明。此次戰役中負有重大失敗責任的程潛、黃杰、桂永清等高級將領並未受重罰，反而一直被重用。程潛官運亨通，兩年後升任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國共內戰後期投共；黃杰到臺灣後任臺灣省主席、警備總部司令、國防部長等要職；桂永清則升任海軍司令，在海軍內部製造諸多冤案。他們跟蔣介石一樣，內戰不內行，外戰更外行。
前線國軍兵敗如山倒，日軍沿隴海路西犯，於 6 月初攻陷開封，接著跟蹤西進，抵達距離鄭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鄭州是隴海、平漢鐵路的交匯處，北扼黃河天險，鄭州一失，不但阻斷各個戰區間的鐵路交通，而且將會導致西安、武漢無險可守的嚴重局面。而此時在河南境內的國民黨主力部隊多為徐州戰場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無力再戰。
早在 1935 年，國民黨政府軍事顧問、德國名將法肯豪森就提出「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做有計畫之人工氾濫，以增禦其防禦力」的建議，蔣介石批示「最後抵抗線」五字。德國將軍不珍惜中國百姓的人命，不足為奇；作為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視人命如草芥，難道「無情才是真豪傑」嗎？
1938 年 6 月 1 日，在武漢舉行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會議經過討論，蔣介石做出決定：「策定豫東大軍向豫西做戰略之轉進，同時決定黃河決口，做成大規模氾濫，阻敵西進。」蔣介石說，這是從孫子兵法中學來的「以水代兵」的方法。
花園口決堤之後，慘劇超乎國民政府的預估。中央通訊社等宣傳機構迅速展開宣傳攻勢，嫁禍於日軍。6 月 11 日，中央社發出第一條電訊，報導日軍扒開黃河大堤的情形：「敵軍於 9 日猛攻中牟附近我軍陣地時，因我軍左翼依據黃河堅強抵抗，敵遂不斷以飛機大炮猛烈轟擊，將該處黃河堤壩炸毀，致成決口，水勢氾濫，甚形嚴重。」國民黨政權作戰無能，說謊卻駕輕就熟。
隨後國民黨各大報紙紛紛譴責日寇的暴行。包括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也發出「犯新鄭之敵已擊退，暴敵仍到處決堤，中牟、白沙大水，數萬災民流離失所」的消息。
6 月 13 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招待各國駐武漢記者，介紹近來作戰情況及日軍炸毀黃河大堤的經過情形，譴責日本「狂暴軍部竟以人力來幫助黃河為害，以淹沒我前線士兵和我戰區居民。這慘無人道的行為，真可算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國軍還奉命偽造現場證據。32 軍軍長商震，電令新八師用炸藥將決口處的小龍王廟、房屋還有大樹通通炸倒，偽造日機轟炸黃河堤壩的假象。新聞記者要求採訪，新八師又偽造一些材料，弄了一個假現場。6 月 21 日，新八師官兵以及僱傭的 2000 多民工又進行一天「演習」。
22 日，中外記者來到決口現場，新八師按照預先準備的念了一遍，軍民煞有其事的堵住缺口。有記者問，為什麼日軍飛機從蘭封轟炸 100 公里外的花園口？堤岸有 20 公尺厚，為什麼炸彈坑只有 1 公尺？六架飛機投彈為什麼都能投到一點？國民黨中宣部的官員支支吾吾應付一陣就跑開了，他怕時間長會露餡。
日軍雖然凶暴，卻不願背上這個罪名。日方立即對國民黨的栽贓予以反駁：「（中國）慣做欺騙宣傳，不知懺悔，在廣播中、報紙上，竟把決堤毀堤的罪行，移駕到我們身上來，說是我們自己毀決的。」1938 年 6月 16 日，《東京朝日新聞社》報導了日軍參與救災並獲得中國民眾讚揚的消息：
死傷人數是南京大屠殺的數十倍
蔣介石對花園口決堤事件長期閉口不提。晚年在臺灣接受日本學者訪問時，他才故作輕鬆的說了一段話：
按照蔣介石的說法，黃河水量不多，農民在浸水時可以步行往來，也就是說，這樣的水量幾乎不會造成人員傷亡。
然而，以當時被圍困於洪水中的日軍第十四師團的記載來看：
路透社 6 月 19 日電訊稱：
《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
《豫省災況紀實》對於黃泛區人民的悲慘遭遇做了如下描寫：
河南省戰時損失調查報告，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呂敬之）統計：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 44 個縣因此災，89 萬人死於滔滔洪水，近 400 萬人外逃，1000 多萬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超過 10 億元。
如果南京大屠殺造成數萬中國平民死亡（並非中方宣稱的 30 萬之多），那麼花園口決堤造成的平民死亡數字是南京大屠殺的數十倍。由此可見，中國本國統治者比異族侵略者對本國平民更加殘暴，真個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以水代兵阻擋日軍，蔣介石的天真想像
蔣介石聊以自慰的是，花園口決堤暫時阻止了日軍迅速占領以武漢為中心的華中地區：
當時參與花園口決堤國軍陸軍中校工兵參謀劉叔琬多年後也聲稱：
立場親近國民黨政權的荷蘭裔歷史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在其名著《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戰爭》一書中，為花園口決堤辯護：
實際上，水障沒有從根本上阻止日軍南下的腳步，只是讓日軍機械化部隊進軍延緩了三個月左右。由於日軍有空軍優勢，向被圍困於洪水中的日軍空投糧食和船，死於洪水的日軍並不是很多──據一度被洪水圍困的日軍第 14 師團統計，洪水一共淹死日軍 3 人。中國民眾淹死 89 萬人，換來日軍淹死 3 人，這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嗎？ 蔣介石的數學真的差到這個地步？
日軍半年後才發動武漢會戰，攻陷華中重鎮武漢，並非因為花園口決堤，而是因為兵力不足，需要從國內運兵來補充。即便日軍第2軍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營未決定進攻武漢、其國內新擴建的 10 個師團未派至中國調整部署以前，第 2 軍不可能孤軍深入、單獨進攻武漢。武漢會戰中，日軍一開始動用的兵力就高達 25 萬人，會戰期間曾 4、5 次補充人員，前後投入的總兵力當在30萬人左右。
其次，戰局發展並非如蔣介石所說，淹水一帶地區在以後 6 年中從未受日軍侵入。一次淹水，就能永遠阻止日軍進攻，簡直是天方夜譚。事實上，日軍此後多次占領該區域。比如，1941 年 10 月 2 日，日軍第 35 師團為策應長沙會戰，以 5 個步兵大隊、3 個騎兵大隊強渡黃泛區，2 天之後即攻占鄭州。
1944 年 4 月 17 日，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豫中會戰，其第 12 軍第 17 師團由中牟強渡黃河，也是 2 天之後即占領鄭州，僅 30 多天就攻占第 1 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洛陽及豫中地區。
而且，正因為國民黨政權對災區民眾殘酷無情，使得災區民眾寧願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也不願再被蔣政權統治。日軍進入這些地區，受到很多民眾歡迎，簡直如同「王師北定中原日」般榮耀。
黃河改道造成生態及人道主義災難
花園口決堤，將黃河每年幾十億噸泥沙順著決口湧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沒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運，形成穿越豫、皖、蘇三省 44 個縣、共 5 萬 4000 平方公里的「黃河氾濫區」，簡稱「黃泛區」。
因人為改變當地環境，造成局部氣候環境發生變化，氣象災害頻發。每年汛期，黃水都會回流倒灌，淹沒農田。洪水過後蝗災複至，真是禍不單行。地表突兀凸凹，到處沙丘堆移，根本無法耕種。決堤對當地農業造成嚴重而長期的破壞。
花園口決堤直接造成 1941 至 1943 年連續兩年旱災，並引發慘絕人寰的河南大饑荒，數千萬人淪為難民，僅河南一地就有 300 萬農民死於飢餓。
1943 年 3 月底，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災情，蔣矢口否認，並故作驚訝。實際上，蔣介石早在大半年前就知曉了有關情況。
1942 年 8 月，蔣親赴陝西王曲，召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不過，他關心的是如何運糧給河南駐軍，而不是救濟河南災民，因為軍隊是他的命根子，至於平民百姓，餓死百萬也只是統計數字而已。蔣在「新生活運動」中將「不說謊」作為新國民的標準之一，但他自己就是謊話大王。
1942 年 12 月，蔣介石答應撥給河南災區兩億元賑災款和貸款，卻同時強調軍糧徵收不能減免。即便是帝制時代，歷代王朝都會減免災區的「皇糧」蔣介石偏偏拒絕減免災區的軍糧──而且，這場災荒還是其人為製造的花園口決堤的直接後果，災民都是政府暴行的受害者。
有人計算，中央政府撥發的 2 億元即使全部買成糧食，按照當時 10 元 1 斤計算，只能購買兩千萬斤。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從河南徵收了 170 萬包小麥，按照每大包兩百斤計算，共 3 億 4000 萬斤。政府從農民手上奪走的糧食，遠遠多於政府賑災的糧食。蔣介石「捨民保軍」的暴政，與日後北韓金家王朝的「先軍政策」非常相似。
當時，《大公報》記者張高峰赴河南災區訪問，寫成長篇報導〈豫災實錄〉。文章寫道，河南已經變成人間地獄，「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幾條惡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卻吃起自己主人的餓殍」、「災民每人的臉都浮腫起來，鼻孔與眼角發黑，起初我以為是餓而得的病症，後來才知是因為吃了一種名為『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腫起來」、「在河南已經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 15、16 歲的女兒，都馱在驢上運到豫東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亦發表社論〈看重慶，念中原〉，質疑中央賑災款項沒有到位，地方官員及軍隊對河南農民橫征暴斂，重慶官場則夜夜笙歌。他諷刺說：「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
誰知，蔣介石讀到振聾發聵的通訊和社評，不僅沒有反躬自問，反倒惱羞成怒，勒令《大公報》停刊 3 天。《大公報》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停刊 3 天成為震動大後方的一件大事。
多年後，王芸生回憶：「這篇文章……竟如此觸怒蔣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壓迫輿論。」蔣介石的祕書陳布雷則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嚴令河南徵繳不得緩免。」
《大公報》記者張高峰被湯恩伯下令逮捕，並親自審訊。不久，在美國及國內輿論的壓力之下，張高峰才獲釋。
花園口決堤及河南大饑荒，讓人們重新檢討抗戰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如蔣介石所說，抗戰乃是讓國民不做亡國奴，但現實生活中卻有一種比亡國奴更可怕的命運──那就是立刻成為淹死鬼、餓死鬼和其他形形色色死不瞑目的「鬼」。如果抗戰不能最大限度的保存民眾的生命，喚起民眾的國民意識，那麼甚至可以說：投降是一種比「絕望的抵抗」及本國人之間互相殺戮更好的選擇。
在此意義上，建立維琪政府的法國元帥貝當和建立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似乎更珍惜同胞的生命。汪精衛的南京政權相對寬鬆的統治，優於蔣介石的重慶政權嚴酷的且占據所謂正統地位的統治。抗爭勝利後，張發奎負責接收廣東地區，誠實的指出：「我沒有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的抱怨或抨擊，也沒有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的印象。」這段話，官方正史中不會記載。
在河南，花園口決堤造成極其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民眾對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怨聲載道──當然，河南大饑荒的倖存者不會料到，20 多年後的 1959 至 1961 年，比蔣介石和國民黨更殘暴的毛澤東和共產黨還會導演出遍及全中國、延續時間更長的大饑荒，在此次大饑荒中，死難者高達 3000 萬至 6000 萬人左右。中國人的苦難，似乎永遠沒有結束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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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搞工人、農民、學生運動，但裡面很少是真的工人、農人與學生。
蔣介石攻陷共產黨老巢，迫使毛澤東殘軍走上長征之路。但，真是課本說的為建國而長征？一本西方傳教士回憶錄透露，根本是擄人勒贖的綁票集團。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官方歷史文件裡，你都不會看到以上這樣的記載，因為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刻意迴避的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