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國家紀念碑三十而立後，一場臺灣人文省思與觀察

近年來，臺灣影視與藝文界正興起了一股在地本位的歷史轉向風潮。從近期熱映，探討白色恐怖時期人性掙扎的電影《大濛》，到記錄「刺蔣案」關鍵人物鄭自才心路歷程的紀錄片《春雨 424》，乃至於近日引發社會廣泛論爭的《世紀血案》，這些影像作品不僅挑戰了觀眾的感官，更像是一把把如荊棘般的鑰匙，重新開啟了臺灣主流社會對威權統治時期，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歷史陰霾的深度思考。

這一波歷史反思浪潮，因臺北 101 董事長賈永婕女士近日對臺灣相關歷史背景的議論之中而推向高峰，該事件意外成為社會焦點，也觸發了全臺對於「歷史補課」的熱切迴響。這不僅反映出年輕一代對臺灣「言論自由」一直視為理所當然，也對於過去斷裂記憶無從了解，因此，在一連串的事件交相激盪之下，也顯示出臺灣在民主化多年後，社會對於如何正確解讀那一段悲劇歲月，仍存在集體焦慮與迫切教育的危機。
 

迎來三十週年，中央紀念碑的里程碑意義

如今社會氛圍下，目前位於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中央「二二八紀念碑」，在去年 2025 迎來了落成三十週年的重要時刻。對於這座紀念碑三十而立的節點，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紀錄，更像是臺灣轉型正義進程中，從「禁忌」走向公開「悼念」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去年臺灣社會對於自 1995 年所設立的中央紀念碑至今所彰顯的集體意義，卻比較少人去討論設立紀念碑背後所代表的意涵，卻只是習慣性地回到每年不同族群與意識形態之間擺動，以爭取更多利己話語權。中央紀念碑場域本身，因事涉多方爭議，也無任何解說告示，僅以碑文作為面對歷史悲劇的宣示，這對和解共生的世代未來，實屬可惜！

當然，中央紀念碑在多方詮釋下的複雜狀態，當年建置過程之中，想必經歷了不少社會輿論壓力，尤其一座紀念碑，更涉及政治、藝術、社會等多方不同立場的角力攻防，可想而知，勢必引起各方議論。如今，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歷史研究命題，目前在臺灣諸多領域已存在不同層面探討，本文試圖以「中央紀念碑」設置本身微歷程，從建築設計師鄭自才攸關經歷與時任評審的藝術家陳錦芳，去論述他們過去在海外臺灣人民主化運動的境遇，解讀那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如何以自身行動參與歷史建構而放下自我，從這一層角度觀看，三十年前的二二八國家紀念碑，從當時後現代語境之下，他們如何兼顧臺灣人道主義的關懷。
   

從禁忌到平反：回溯紀念碑建置的歷史脈絡

「二二八」，本質上是一件具有高度政治象徵的敏感數字，尤其事件所衍生到國家必須道歉且爭取同等級的紀念碑設置，事實上，並非能一蹴可及，得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沈澱與民間醞釀，才有可能共同推動完成。在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是絕對的禁忌，其真正轉捩點在於 1987 年。當時正值解嚴前夕，社會環境浮動不安，民間力量極欲挑戰當局，進而突破社會禁忌，要求政府道歉、賠償、調查真相。起初由陳永興醫師、鄭南榕先生及李勝雄律師等人率先於臺南發起「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由府城遊行出發，進而促成了二二八事件平反的推動契機。1989 年起，臺灣第一座民間紀念碑於嘉義落成，此後各地開始致力推動紀念碑設置，在輿論壓力與各方團體積極奔走下，林宗義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也開啟了執政當局面對事件正義平反的良機。

1990 年 6 月，迫於海內外輿情，由時任行政院郝柏村內閣積極接納相關建言，正式成立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進行調查，另決定由中央統籌興建國家級紀念碑。1992 年 2 月，官方成立「二二八建碑委員會」，選擇在臺北新公園落腳興建，相關規劃工作亦陸續推展，其設計競圖於同年9月開始對外宣布徵求圖樣，年底截止前共收到 282 件作品，此次堪稱 90 年代初期規模最大的設計競賽。在經過多方權衡評比，1993 年 5 月，最後由王俊雄、鄭自財、張安清、陳振豐等四人組成的設計團隊雀屏獲選，並於 1994 年 3 月開工，直到 1995 年 2 月 28 日，中央紀念碑順利落成，並由時任總統李登輝先生代表政府立場，正式向受害者家屬公開道歉。此舉開創了政府平反二二八，強調面對歷史真相、和解與邁向生命共同體的先河。這一連串過程，象徵著政府承認二二八事件的慘烈性，且願意面對歷史錯誤，透過建置紀念碑便成為落實「恢復名譽」與「撫平傷痛」的重要具體作為，這也是日後臺灣面對轉型正義的重要參照起點。
  然而，臺灣在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中央紀念碑曾經發生競圖爭端，這不僅是一場關於建築美學與空間形式的辯論，更是政權正當性、專家理性與家屬情感三者之間的劇烈對話。二二八紀念碑本身即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意涵。若以政府角度，如何在獲得罹難者家屬與廣大社會群眾之間取得最大公約平衡，尤其面臨「政治」、「藝術」和「社會」之間的拉鋸拔河，勢必會遭遇到許多難題。事實上，攸關指涉作品特色、觀念取向、或價值立場，都有可能被社會貼上政治標籤。這一場爭議的過程，特別是作品評選小組與建碑委員會之間在程序上的矛盾，也揭示了當時官方主導的紀念活動在「形式」與「內涵」之間的兩難抉擇。

1992 年底，建碑委員會發布有關二二八競圖規範時，公開尋求碑體建築設計應朝向和諧、寬容、團結與光明，並強調與環境的密切關係，此舉總共吸引了大量海內外作品參與其中，亦包括正值服刑階段的鄭自財（後改名鄭自才）在獄中與興建團隊共同討論設計圖樣。

對於建築師鄭自才，華人圈對他的既定印象是 1970 年在國際上曾發生轟動一時的「刺蔣案」策劃者之一，也致鄭自才在美被捕。當年由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期間，於 4 月 24 日在紐約市廣場飯店門口被臺灣人槍擊未遂的重大事件。隔年，國府退出聯合國，退無可退，蔣氏政權在臺灣也改變了用人策略，陸續起用臺籍青年菁英擔任政府各項部門要職，即學界日後所謂的「催台青」政策，而此案對臺灣在地化的進程亦影響深遠，這也是「刺蔣案」當事人在案發時代所史料未及的漣漪效應。

七〇年代，基於國際政治現實，臺灣面臨了風雨飄搖的處境，對於留學生的鄭自才而言，曾受到美國民權與反越戰運動思潮影響，一位海外有為的青年知識份子，自此為了臺灣前途，自願擱下家庭與事業，奮不顧身投入一場無止盡的政治行動，於此人生展開無法預測的命運。在刺蔣行動後，鄭自才棄保、潛逃、絕食、引渡，被迫貼上臺獨激進份子標籤。當他選擇離開美國，踏上前往瑞典的逃亡路線時，沒人預料到這會演變成一場震驚國際的引渡法律之戰，從經歷美國、瑞典與英國等多地的鐵窗生涯，他仍堅守臺灣主體性的信仰。然時過境遷，他不再浪跡天涯，最後選擇於 1991 年初闖關回臺，被當局以非法入境為由判刑一年，也結束了這一場跨越近三十年的返鄉之旅。

1992 年底，鄭自才迫於法令規範最終入獄服刑，從北監一路往南移至高雄燕巢分監，直到落腳臺南明德外役監。入監之前，碰巧得知二二八紀念碑公開徵圖訊息，旋即遞件報名，並陸續寄出總體設計構想。隔年在外的遴選競賽過程，因無法親身參與周旋，只能透過團隊不定期前往探監並來回構思討論，直到 1993 年 5 月得知獲獎，此時，鄭自才仍在臺南服刑，原本獄中規定會客時間為半小時，最後被通融延長討論，這也為「二二八紀念碑」設立的背景敘事，蒙上了另一層戲劇化的殉道色彩。

1993 年 5 月的二二八紀念碑評審事件，經過漫長的思辨與激烈的對峙，在這三十年來，已有不同的學術研究，本文不另外詳述。然而，這場審議的核心衝突在於如何定義二二八的「紀念性」，該是應採取前衛、反思性的現代藝術案，還是追求莊重、傳統且能撫慰家屬的後現代儀式，這倒是兩個不同立場的一門賽局。
   

後現代美學的實踐與紀念碑的符號解讀

自 1990 年起，後現代主義思潮（Postmodernism）在臺灣學界與實務的討論仍方興未艾，而鄭自才團隊所設計的「二二八紀念碑」是後現代美學視角之下的一個典型案例。後現代的本質，並非單一理論，而是一系列對「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反動集合，尤其解構、挪移、拼貼、微敘事、模擬變造……等等，都是後現代主義的核心命題。

鄭自才作品，從設計元素、物件形式、及象徵意涵對應來看，物體的構成有許多要件：

1.    避雷針／鐵架：如基隆港起重機鋼架，造型隱喻 1947 年軍隊從基隆登陸暴力鎮壓。
2.    算盤珠：兩個算盤珠子（2x2≠8），象徵一場人為計算錯誤而釀成的歷史悲劇。
3.    立方體：一角站立、互為黏合的立方體象徵族群和諧、秩序的崩解與人為秩序重建。
4.    球體碑：北迴歸線（23.5 度）切面，將事件定位於全球地理脈絡中的臺灣島嶼上。
5.    陰陽石：黑色南非石底淺水跳石。象徵陰間陰石進入，帶著哀悼走向陽石到人間。
6.    手掌痕：人體工學手印設計，參觀者得前傾、低頭，模擬對亡者的哀悼姿勢。
7.    琮與甕：漢族祭祖器皿造型含義入土為安，包容多元文化與對原民祖靈的祭祀。
8.    黑色水球：池中分佈的小圓球，象徵受難者在鎮壓中所流下的鮮血。
  從上述紀念碑的形成元素，鄭自才的作品曾被評論為「符號過於堆砌而碎化」，但若從後現代美學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精神反動。它拒絕了現代主義那種過於抽象、高冷且令大眾難以親近的設計語彙，他轉而運用後現代大量的符號來象徵隱喻，並強化時空的融匯意義。

在後現代主義的觀念中，建築不再只是遮風避雨的空間，而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的文化主體。鄭自才將歷史傷痕轉化為具體的視覺符號，並將原本屬於日常生活或祭祀的物件挪用到公共空間。這種手法產生了強烈的感官衝擊，使建築具備了模擬轉化與敘事功能，當民眾沈浸在紀念碑體的靜水深流，就像在閱讀受難者家屬流淚書寫的故事。

不同於追求絕對真理與統一風格的傳統建築，後現代美學強調的是局部意義與多元共感。紀念碑沒有單一的中心點，而是由多個破碎的區塊組成，那些被質疑「過度堆砌」的符號，實際上是碎片化的歷史記憶，每位觀者都能根據自己親驗的符號，產生不同的情感連結，而這種設計打破單一、權威式的歷史解釋，在每一個人心中各自產生不同的獨特意義。
 

陳錦芳：以藝術家之姿承擔歷史的道德勇氣

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論述，也有另位臺灣藝術家陳錦芳，其以「新意象派」的個人繪畫風格，在國際藝壇上取得重要成就。1991年，藝評家荷西．羅列羅博士（Dr. Jose de Rodeiro）於美國崁巴蘭時報（Cumberland Times-News）曾公開撰文籲其為「當今世界上二十位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尤有甚者，美國後現代權威，紐約藝術論壇（Art Forum）主筆湯瑪士．麥克斐里（Thomas McEvilley），亦為文讚譽：「陳錦芳的後現代藝術是全球人類文化的形象」。陳錦芳以新意象派的作品，在他的畫布上，透過典型的後現代互文性，不再只是試圖創造一個「從未存在」的形象，而是將人類文化共同的記憶，從原本的歷史語境中解放出來。陳錦芳的藝術，擅於透過挪用、拼貼、模擬與再現等手法，試圖打破精緻藝術與通俗文化之間的界線，這也是富有中心思想的創意，這也是他的作品能在歐美藝壇廣泛享有聲譽的原因之一。然而，早年因參與臺灣人海外民主運動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下稱世台會）」經歷，他以北美洲事務局專員身份，負責協調與凝聚北美洲散居各地的全美會社團，在這個無給職崗位上專任長達六年，前後投入更持續逾十年。對於參與社會運動的本質，他始終抱持一股知識份子的滿腔熱誠，卻無心涉足政治操作或路線搏鬥，他曾自言不適合個性與職趣。由此，1980 年世台會換屆改選，自此淡出社團組織核心，專心回歸藝術創作，不再過問江湖，他也捫心自問，能做的就是默默耕耘。自 1986 年起，他在美國以 100 幅《自由女神》系列的多元創作，帶來了一場關於「新繪畫」（New Painting）後現代意識的熱烈迴響，也開啟了日後舉辦國際巡迴展，透過藝術宣達人道主義關懷。

早期，陳錦芳一直被臺灣當局列為首要黑名單，因離臺多年且政治因素限制，返臺遙遙無期，日久之後，陳錦芳只能選擇沈默，在自囚封名的歲月，先後面對父母離世卻無法返臺奔喪，心力交瘁更不待言，這也是早年從事海外民主運動的人士們，所必須共同面臨的處境與犧牲。在威權體制之下，對於不公義的政體，他更能感同身受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家屬們卑微無助的心情。而在臺灣藝壇，對於高度爭議的評審案件，基於權衡效益，許多專家大多推辭婉謝，陳錦芳卻不假思索，毅然決然接受了「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理事長也是受難者家屬代表的林宗義先生邀請，以藝術家身份，正式擔任二二八中樞紀念碑的專家評審之一，然這對於他在臺灣藝壇的形象而言，可說是一件過於冒險的決定。

1993 年，陳錦芳曾以《民族的美學：歷史的圖像-論二二八紀念碑第一號設計》一文投書自立晚報提到：「在對於普通大眾而言，鄭自才等人作品，一連串具象的符號反而提供了一個直觀的媒介，縮短了民眾與沉重歷史之間的距離，透過這種敘事性的設計，紀念碑不再只是一座冰冷的建物，而是一個讓受難故事得以被看見、被理解的對話空間……。」當然，紀念碑在人道關懷的本質上，對於受難者家屬，確實是需要一座具有高度撫慰功能的精神寄託，這個部分，鄭自才也兼顧到了人性最基本的需求。這對於許多至今仍找不到屍體的受難家屬來說，碑體的藝術空間不能只考慮到美感，而更需要兼顧「靈魂歸處」的撫慰效應，例如：「下空間」、「甕」、「流水」等不同造型意義，無疑是提供一個可以讓家屬宣洩多年的壓抑情緒與未來奠祭之實體，也須顧及不該以狹隘的省籍觀點去區別和平紀念碑的旨意。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之中，紀念空間究竟是為了「撫慰受難者（療癒）」還是為了「啟迪未來公民（教育）」亦或是為「建築藝術美學（形式）」而服務？陳錦芳在他的文章最終也提及到，這是一場必須建立在「近悼過去、撫慰現在、展望未來」的行動基調上，才能真正化解歷史傷口。從這些歷程過往，確實也暴露了現在臺灣任何執政當局在轉型正義漫長過程之中，勢必面臨更多挑戰與折衝族群的困局。
  二二八紀念碑的爭議過程，也許正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歷史的句點，而是一個起始的冒號或引句。它所承載的符號無論是那兩個 22 不得 8 的算盤，還是基隆港的起重機鋼架，日後都將隨著臺灣社會面對正義、責任與族群關係理解的深入，而不斷被重新詮釋。至於這一座矗立於總統府旁的紀念碑，其真正的意義不在於其設計美學的高低，而在於它如何持續作為一個揭露創傷、激發思辨並且能提醒往後的臺灣人應該互相扶持，共同守護這一個民主價值的動態場所。

多年前，筆者曾想到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在接受某媒體專訪時所提及的一段話，他提及二戰後，臺灣人如何面對自我身份的離散或認同，於此格外讓人陷入沉思。他說：「我不是我的我，要追求的那個我，就是真正不會改變。不要再讓臺灣漂流，如同今天會賺錢就變成中國人，不賺錢就變成美國人，或再變回臺灣人，這樣變來變去，連思想都沒有，這實在很可憐。要如何讓臺灣人不要再有一個漂流想法，要有一個固定想法，大家在這裡才會去拼，這是很重要的事情……」。試想，鄭自才與陳錦芳兩位臺灣海外民主運動前輩，在七〇年代面臨國族身份認同的處境，這是現代年輕一輩，很難想像要成為一個真正臺灣人的艱難與矛盾。
 

後記：三十而立後，補課歷史是臺灣人永無止盡的共同責任

「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黨」鄭自才主席與「新意象派」畫家陳錦芳先生，他們是終戰前的一代，都是臺南人，更皆在同一年出生，也因緣際會都受教於臺南「南美會」發起人之一的郭柏川繪畫指導。如今，他們都以九十歲高齡，彼此仍關注臺灣主體性的發聲，更以藝術創作臺灣風景寫生的相關題材，延續他們對家鄉母親的關愛。人生暮年，都已經完成了應盡的臺灣任務，陳錦芳依然為他的「為人類而藝術」服務，持續積極宣揚世界和平的願力、四處奔走。至於鄭自才先生，在 1991 年的返鄉囚禁事件後，近年經由申請轉型正義，遲至 2025 年才正式獲得法務部以無罪平反並撤銷前科，他也是臺灣最後一個被關押釋放的政治犯。此後，鄭先生仍不時前往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裡巡視，除了對園區內設備維護關心，也充當文化園丁義務導覽，為參訪的民眾解說當年為何設立二二八紀念碑的歷史意義，以持續他對社會教育的使命。

鄭主席與陳博士，都曾是他們那一代有為的臺灣知識青年，極富浪漫、理想、慈悲性格，且堅持知行合一的主張。如今時光飛梭，世代隨之更替，他們那一輩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如今也傳承給下一代的臺灣子民，而無所畏懼的道德勇氣，是否為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生命啟示？

中央二二八紀念碑立碑至今（2026）已歷經逾三十載，它靜默地見證了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化的變革。在當前藝文創作與時事爭議交織下的背景，這一座紀念碑不再只是公園景觀的一環，而是提醒我們，直面「歷史補課」將是永無止盡的循環。

當影視作品試圖填補課本上的空白，當社會大眾開始對過去的傷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好奇與反思，二二八紀念碑在三十週年之後，正是我們重新檢視島嶼傷痕、建構共同體記憶的最佳時機。我們不僅是在追思過去，更在為臺灣展望未來，以尋找一條根植於真相與正義的共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