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時不時會看到中央銀行、主計處或經濟部的官員回應民間質疑，表示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並未呈現「荷蘭病」現象，也沒有罹患「荷蘭病」的疑慮。收看新聞報導的當下，你是否曾疑惑：欸，這個「荷蘭病」是什麼？為什麼以荷蘭為名呢？
查閱資料以後，我發現坊間已有不少解釋「荷蘭病」定義與由來的文章。不過，卻很少有人能告訴我們，得了此病的荷蘭，是如何痊癒的。這篇文章首先將分享荷蘭自 20 世紀以來，究竟如何得到「荷蘭病」，以及包含哪些症狀。接著，我會討論當時的荷蘭政府開出哪些藥方，民間又如何配合，才逐漸擺脫「荷蘭病」的問題，甚至達成21世紀前後的「荷蘭奇蹟」。
荷蘭病的背景之一：邁向福利國家之路而種下的病因
在二戰以前，荷蘭還稱不上所謂的「福利國家」。直到 1947 年，由社會福利部部長威廉．德雷斯（Willem Drees）推行給 65 歲以上國民的國家養老津貼，被視為荷蘭朝向現代福利國家的第一步。往後有好一段時間，民眾都還稱呼這位老部長為「老爹德雷斯」（Vadertje Drees），以感念他的貢獻。
踏出邁向福利國家的第一步後，荷蘭持續在隨後幾年通過相關立法。例如：1949 年規劃失業救助保險制度，1956 年的《老人年金法》（Old-age Pension Act, AOW），1959 年的《寡婦與孤兒法》（Widows and Orphans Law），1962 年，正式將提供給雇員的孩童補貼合法化，1964 年引進就業人士強制的醫療保險制度，以及 1967 年，確立主要的醫療保險制度；1976 年，更正式通過立法，將提供給身心障礙人士的基本方案納入體制（且所謂身心障礙或失能的定義，不只涵蓋生理，也包括因工作壓力產生的心理疾病等等）。這項舉措被視為荷蘭作為福利國家的最後一塊拼圖，且提供的津貼額度為上一份工資的 80％，可說相當優渥。
同時，為了解決戰後以來高失業率的問題，荷蘭政府藉由工資的導引政策，技性地壓低勞工薪資的漲幅，以使雇主能雇用更多人。這個政策不僅大幅降低失業率，對 1950 至 1960 年代荷蘭戰後經濟的復甦貢獻極大。一批從土耳其與摩洛哥等國家前來的勞動人口，則被以「外籍勞工」之名義雇用，從事許多社會底層的工作，可見此時期的經濟成長需求相當高。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納粹德國在二戰時期的占領，荷蘭婦女並不像美國或英國的女性一樣，會待在工廠支持戰時生產。影響所及，荷蘭戰後的婦女就業率，幾乎是歐洲國家中最低的。甚者，婚姻也常意味著工作合約的終止。直到 1973 年，荷蘭才通過一項立法案，禁止雇主以婚姻或懷孕之理由解雇婦女。於是，不過 20 年光景，荷蘭的社會福利體系，就從原先不起眼的小國，擠進「福利國家」大國之列。像是在 1953 年，荷蘭社會保險支付只占國民淨收入（net national income, NNI）的 5％。而 1960 到 70 年代採行相關政策以來，社會保險支付持續增加，在 1970 年已占了國民淨收入的 15％，更在 1983 年來到 24％的高峰。
不過，前述荷蘭社福體系的政策方案，都是在經濟成長，以及就業率不低的年代中逐步引進的。因此，社會上僅有相對較少數的人需要請領保險金或津貼。然而，全世界在 1973 年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荷蘭國內經濟成長趨緩，失業率逐漸增加，越來越多民眾需要仰賴相關社福體系支持，飛漲的津貼申請人數和支付金額，衝擊到建置不久的社福體系。尷尬的是，雖然荷蘭政府需要越來越多稅收，來提供他們原先承諾給予民眾的津貼，但直到 1970 年代以前，荷蘭的稅收制度，並未實質跟隨社會保險費用的利率而改變，也種下往後荷蘭病的因子。
荷蘭病的背景之二：大量出口天然氣導致國內產業退化、產品出口量下跌
1959 年，北海豐富蘊藏的天然氣被探勘小組發現後，荷蘭政府開始大力推展天然氣相關事業。這些從北海開採出來的天然氣不僅投入能源部門，也大幅出口。往後幾年間，特別是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後不久，荷蘭藉由輸出大量天然氣，配合高漲的能源價格，在國際貿易出現順差（即荷蘭的出口貨物與金額總量，大於進口的貨物與金額總量），荷盾（Dutch Guilder）匯率上升，所得提高帶動社福體系的建置更完善，國內經濟也一片看好。
然而，當荷蘭將焦點放在如日中天的天然氣事業時，其他部門的發展，特別是原先荷蘭立足的農業與工業，便受到嚴重排擠。由於勞動者薪資增加，使得生產成品升高，導致工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滑。
短短數年間，荷蘭就面臨通貨膨脹、製成品出口量暴跌、失業率上升、政府社福與財政負擔加重等問題。如此困境，讓荷蘭耗費好一番功夫，才使產業結構回到常軌，並讓經濟表現復甦。
1977 年 11 月 26 日出刊《經濟學人》（Economist），首度將荷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稱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兩位經濟學家 W. Max Corden 和 J. Peter Neary，也在 1982 年提出「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經濟學模型，用以稱呼一個國家因出口自然資源，隨後導致工業出口減少、國內製造業衰退的現象。
荷蘭病症狀：失業人口與社福支出大幅增加＋過度仰賴出口天然氣所得＋政府大幅舉債
若要列舉荷蘭病的病癥，我會歸納為：失業人口與社福支出大幅增加，過度仰賴出口天然氣所得，以及政府大幅舉債。首先，從 1970 年代初期開始，荷蘭失業人口已略微上升，1970 年代末期，大約 30 萬人失業，到 1984 年前後的高峰時，失業人口已超過 80 萬人，失業率已超過 10％。如此高失業率，也嚴重影響到政府從就業人口獲得之社福保險收益，以及支付給失業人口之保險金之間的平衡。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期，荷蘭政府總支出遽增，且增加的支出中，有相當高的比率，流向超出預期許多的社會保險支出。在扣除政府稅收和保費等收入以後，政府還必須透過其他非稅收的管道，才能弭平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距。
其中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販賣荷蘭北方發現的天然氣。政府也將這些出口天然氣所得，挹注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基金。然而，此舉雖然能在短期間填補社福支出的缺口，但由於未能實際投入經濟建設的改善，只能說是治標不治本。更何況，自然資源也將有枯竭的一天。
荷蘭政府第二個主要收入的來源是舉債。因為政府各類收入，包括販賣天然氣所得，不見得總是能與支出打平，政府因而被迫去借錢。
不過十年之間，荷蘭國家貸款從 1982 年的 6,800 億左右，飆升到 1991 年的 1 兆 5,400 億。這個數據占國家收入的比率，也從原先的 43.8％來到 71.0％。同一時期，用以支付債務利息的錢，從荷蘭國民生產總值（GDP）的 2％上升到將近 6％。這個數據遠高於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 EC）中，前五大國家的平均。
於是，為了社會福利支出而負債太多的現象，成為當時荷蘭政治的焦點。畢竟，政府總不能永無止境地借錢，來填補會持續的社會福利支出。這個現象也成為「荷蘭病」的重要病癥。
另一個延伸的問題，是當荷蘭私部門為了負擔勞工保險的成本，得增加約 45％支出時，企業只好提高出口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來因應，但如此也使得荷蘭企業較難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公司競爭。
荷蘭在二戰以後，只花了約 20 年光陰，便將整個福利國家體系建造起來。但在那之後的 20 年，政府與社福體系的負擔不斷加重，又缺乏足夠收入來彌補。即便短期內可以靠出口自然資源（天然氣）和舉債來增加財政收入，卻不是個長遠之計。從 1970 年代開始，眾多內外因素導致的問題，開始困擾著荷蘭全國。1982 年 11 月起擔任荷蘭首相的魯德．魯伯斯（Ruud Lubbers），更曾在奈梅亨大學（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的一場演講中，表示「荷蘭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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