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今天(編按:2021 年 9 月 8 日),列寧格勒(今天的聖彼得堡)長達兩年四個月兩個星期又五天的圍城開始了。
這是二戰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納粹動員了坦克和重兵,將列寧格勒團團包圍。在這期間,列寧格勒被切斷了一切的食物和飲水,各種物資只能沿著艱險的冰封湖面輸入,並且不時還要承受納粹軍隊的炮擊。事後根據蘇聯官方的統計,列寧格勒光是餓死的,就有六十萬人。
對古典樂迷來說,今天也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列寧格勒被圍時,蘇聯最重要的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奇,就在列寧格勒。
被困在列寧格勒的蕭士塔高維奇,在做些什麼呢?答案是:他正在寫作生命中的第七號交響曲。
圍城後的第二個星期,蕭士塔高維奇上電台宣布他正在寫作《第七號交響曲》的消息。他說:
我希望收音機前的聽眾知道,我們這座城市的生活還在正常進行。
隔年三月,這首曲子完成了。先是在後方城市古比雪夫首演,後來到了莫斯科首演,到了八月份,終於在列寧格勒首演。
拖了五個月才在列寧格勒演出,是因為這座城市已經湊不齊一支交響樂團了。迫不得已,樂團向大眾公開招募「懂得演奏樂器的人」,排練幾次之後,就在列寧格勒大劇院首演了。
列寧格勒的市民忍受著飢餓,還是爭相來到首演現場。場外的砲聲清晰可聞,骨瘦如柴的指揮奮力揮動指揮棒,演奏者們也彷彿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般地演出。演出結束後,不少樂手都被人用擔架抬出了劇院。
這次傳奇性的首演,沒有留下錄音,但根據某些現存的回憶紀錄,即便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當時那場演出仍然堪稱完美。
《第七號交響曲》的總譜經過拍照後,由蘇聯的飛機載運到了美國,隨後由托斯卡尼尼指揮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演出,並且錄製成電台版本,向全世界播放。很快地,《第七號交響曲》成為了全球反法西斯陣營共同的音樂。
在這首四樂章交響曲的第一樂章,蕭士塔高維奇寫了一段極其恐怖的音樂。小鼓不斷敲出一個固定的、急促的節奏,聽起來就像是不斷進逼的槍聲。在這個節奏之上,蕭士塔高維奇讓一段令人不安的、沉重的旋律不停反覆、不停反覆。這段旋律完全沒有發展,完全沒有變化,唯一的變化只在於開始的時候,只有少數的樂器在演奏,後來不同的配器慢慢加入,於是原本隱隱的、幽微的不安,到最後變成森嚴的、令人透不過氣的龐大不安。
很多人都說,這段音樂象徵的是步步進逼的納粹軍隊。但,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在史達林死去之後,晚年的蕭士塔高維奇曾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戰爭為蘇聯人民帶來了痛苦,卻也意外帶來了訴說痛苦的權利。
意思是,在史達林統治之下,人民是沒有訴說痛苦的權利的。一旦訴說痛苦,也就意味著蘇聯的統治不夠好,那也就意味著你批評政府。批評政府,那就意味著你站到了人民的敵人那一方。
在蕭士塔高維奇三十歲那一年,史達林本人出席觀看他的歌劇。對早在音樂路上一帆風順的蕭士塔高維奇來說,這原本是又一次出風頭的機會,但隔天《真理報》卻刊出一篇樂評,將蕭士塔高維奇批得體無完膚,甚至稱蕭士塔高維奇「已經選擇向資產階級品味靠攏」。
這篇評論沒有署名,但一般認為是遵照(或揣摩)史達林的意見寫就的 —— 史達林不喜歡這齣歌劇的風格。
樂評刊出之後,蕭士塔高維奇發現,平常會和他打招呼的鄰居都不再理他了,他的朋友也對他避之惟恐不及。人人都都怕和這位《真理報》上點名批判的對象扯上關係。劇院將他的作品緊急下架,一時之間再也找不到人請他寫曲。
在這段時間裡,蕭士塔高維奇在自家門口放了一口皮箱,裡頭裝著他的隨身物品和換洗衣物,為的就是有一天,有人要來帶走他的時候,他不必讓老婆小孩看到自己狼狽的樣子,而是拎了皮箱就可以走了。
在政治環境的脅迫之下,蕭士塔高維奇當然是低頭了。他數次道歉認錯,數次更改自己的音樂風格,為的就是避免再度被列為「人民的敵人」。
隔年,蕭士塔高維奇交出了他的《第五號交響曲》,而這也是他第一次改變風格後的交響曲。在這首作品中,蕭士塔高維奇一改過去作品中常有的曖昧、複雜、不和諧,而是寫下了許多悅耳動聽、昂揚輝煌的段落。但,蕭士塔高維奇明明才剛經歷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低潮時期!
所以,面對這些好聽的音樂,曾經指揮過《第五號交響曲》的指揮家 Michael Tilson Thomas 的感受是:
我覺得那就像是有人拿著鞭子抽打你,但你還是必須說:『我好快樂!我好快樂!』
回顧了蕭士塔高維奇的人生故事之後,重新再聽《第七號交響曲》第一樂章,那個不斷重複的可怕段落,很可能會向我們透顯出不一樣的意義。
有人說,這段音樂是早在列寧格勒被圍以前就構想好了的,因此它所象徵的,不是納粹向列寧格勒進攻的砲火,而是蕭士塔高維奇藉著戰爭,終於可以寫出自己在史達林政權下,不斷感受到的壓抑與驚惶。
「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槍決。」據說蕭士塔高維奇在他晚年,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今天聆聽蕭士塔高維奇的音樂,似乎不可能不去回顧當時的政治環境,也不可能不去揣想在史達林的統治底下,蕭士塔高維奇透過他的音樂,到底在向我們訴說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