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已知的記錄看來，英國歷史上的半組織化幫派首見於 1598 年，當時葛森在倫敦的一場佈道中痛斥他們是「逆天幫（the Damned Crew）」，批評他們「不懂畏懼，也分不清天堂與地獄，甚至以臭名為榮」，還說「這些喧囂吵鬧的男孩聚在一起，過著缺乏美德的生活，彼此壯膽，專找收斂的人欺負。但事實上，當他們獨自一人時，個個都只是愛逞威風的傻蛋，倫敦隨便哪個市民看了都會嘲笑、愚弄，但這些孩子一旦聚眾，卻能嚇倒整個社區」。
尼可拉斯．布萊頓（Nicholas Breton）也曾在《宮廷與鄉村》（The Court and Country）中提及這幫逆天行道之人。這本書旨在透過對比，說明鄉村日常為什麼勝過廷臣趕流行的生活，根據布萊頓的說法：
當代的詩歌與戲劇前後賦予這個族群許多不同名稱，凸顯出幫派分子在十七世紀初的高調形象，在世人眼中，他們既詭異又新奇，也十分容易引發議論。其實在一五六○及七○年代，就已經有些喜歡虛張聲勢的男性團體會在街上遊蕩，只不過結構並不緊密；當中多數人都是擔任男僕、身穿制服的貴族子弟，上街時通常會依主人和領主的家族和政治派系分群，如果鬧事失控，當局可以下令眾家負責人帶回管理。
相較之下，逆天幫有自主性，根本無法可管，幫內多半都是志同道合、有錢又獨立的年輕男性，他們決定背棄社會常規，大肆享受地位所帶來的特權，但對伴隨而來的義務與責任卻完全置之不理。
這些紳士之子（當中或許有些冒牌貨也說不定）隨身攜帶西洋劍與匕首，打扮招搖，愛學廷臣雙腳打直的開腿走路法，平時喜歡玩牌和骰子聚賭，還會公然在城市的旅店和酒館大秀女伴，說話大聲、令人害怕，動不動就對身邊的人謾罵，有時甚至訴諸暴力。基本上，這群紈褲子弟最廣為人知的形象就是脾氣差、愛打架，只要一找到藉口，就算再怎麼牽強，也會毫不遲疑地拔出劍來。
一開始，這群人的組織十分鬆散，也並不正式，當中或許還分成許多小團體，後來則乾脆欣然接受大眾對他們的侮辱，自稱「逆天幫」。一段時間後，相關成員全數凝聚成了單一團體，也發展出專屬的次文化，至少在旁人眼中是如此。
關於逆天幫與組成分子的惡行，星室法庭 1600 年的一個案件，提供了目前最詳盡的記錄。這件案子之所以會在如此著名、重要的法庭審理，是因為主要犯行人艾德蒙．貝漢（Edmund Baynham）當時剛在征服愛爾蘭的行動中獲艾塞克斯領主（Lord Essex）封為爵士，再三年前則當過一任國會議員；他以逆天幫領導人的身分遭到逮捕時，年僅二十三歲。
事件發生於那年的三月十八日，當天，六名富有的年輕男性帶著僕人，聚集在倫敦布列德街（Bread Street）的人魚酒館（Mermaid Tavern），領頭的是來自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艾薩伍斯（Isleworth）的湯瑪斯．杜頓（Thomas Dutton），眾人稱他為「隊長」，而他們碰面的地方，大概可以說是倫敦最時髦的公開飲酒場所。一般而言，酒館多賣葡萄酒，不賣啤酒，顧客大都是中上階級人士；人魚酒館更是特別有名，常有名人光顧，當代的許多詩人也都會上門。
這場鬥爭之所以會爆發，是因為杜頓隊長和同伴想從外頭請音樂家到現場表演，但酒館的規定並不允許，老闆威廉．威廉爾森（William Williamson）也毫不讓步，他向法官解釋，在他的原則之下，「音樂家與樂團通常都不得進入酒館或使用酒館場地，無論是白天或晚上都一樣」。眼見爭執一發不可收拾，威廉爾森決定請守衛與當地治安官幫忙恢復秩序，但結果並不順利。
逆天幫從酒館移師到街上，脫掉斗篷、帽子和其他寬鬆衣物，交給僕人保管，自己則拔出西洋劍與匕首，「大聲嚷嚷和叫囂」，並一面衝向「性命遭受嚴重危害」的倒楣守衛。這場騷動吸引了群眾圍觀，逆天幫成員卻加以奚落、嘲弄，貝漢甚至從中抓出了一個可憐的老人，猛扯他的鬍子，接著便領眾繼續囂鬧行進，守衛也隨之撤退。
一行人快抵達聖保羅大教堂的庭院時，或許是因為在布列德街敗下陣來的人先通知，所以治安官詹姆斯．布列格斯（James Briggs）已派出自家的四名守衛，並匆忙地繼續找人幫忙，而且這次，所有守衛都「備有平時就會配帶的長戟與長刀」，結果湯瑪士．貝奇（Thomas Badger）竟「在其他成員有所動作前便衝上前去」，一馬當先地質問守衛為何攜武，還命令他們閃到一旁，否則就要「用西洋劍把所有人殺得片甲不留」；貝漢則一把抓住休．威廉斯（Hugh Williams）的長戟，猛力轉向後反往他身上戳，在「頭上刺出鮮血直流的一大片傷口」，杜頓更是用西洋劍又再一捅，撕裂了他的護肩，不過威廉斯卻奇蹟似地躲掉了瞄準他腹部的攻擊。
就在此時，治安官布列格斯帶著援軍抵達，沒想到才剛把威廉斯擊倒在地的貝漢馬上就再次揮動長斧，「狠狠地在詹姆斯．布列格斯頭上砍出嚴重傷口，讓他不支倒地，然後又在他身體別處補了兩刀」。話雖如此，逆天幫這時其實已寡不敵眾，而且同樣受了傷（關於幫派成員傷口的記錄比較輕描淡寫，只說他們負傷拒捕），所以也沒什麼戲唱了，不過他們仍不斷鼓噪，貝漢尤其如此。
後來，當地的理髮外科醫師替雙方人馬處理傷口，艾德蒙爵士看見布列格斯在接受治療時，又叫囂道：「你還活著啊，要不是沒發現你還沒掛，我一定拔劍把你刺死。」逆天幫被帶離現場時，貝漢還開口威脅布列格斯，揚言要施以暴力，甚至說要拜託地位高的朋友捏造罪名，對他提起訴訟。
約翰．格萊姆（John Grymes）和葛戈里．范納（Gregory Fenner）逃掉了被捕的命運，艾德蒙爵士、威廉．葛拉罕（William Grantham）、杜頓和貝奇則都面臨審判，但他們接下來的舉動也一如眾人所料地完全符合逆天幫的作風—四人都表示當天只是喝了酒在玩鬧，最後也成功讓法官將刑責降至罰款，雖然罰金高達兩百英鎊，但這些人可都有錢得很。
惡名昭彰的逆天幫沒能存活太久，但菁英幫派的概念卻流傳了下來。例如樞密院（Privy Council）就曾在 1623 年調查過「提屠魯幫」（Tytere tue gang）。這個幫派依循前人傳統，建立了極富儀式感的正式組織，內含不同階級與各式稱呼，且眾人擁有十分明確的身分認同。當年上呈法院的證據不僅提及成員的階層與頭銜，還描述了入幫儀式：成員必須將匕首插入酒中，以示兄弟情誼不變，並宣誓保密並相互扶持。
這幫人全都家境富裕，教育背景優良，提屠魯這個名字其實是源於維吉爾的拉丁詩作，是一個年輕男孩的名字（「Tytere tue」翻譯成現代英文為「You, Tytrus」），他在許多人都被逐出家園時，成功守住了自己的土地。提屠魯幫的主要成員會佩帶黑色號角，隨從（僕人和社會階級較低的成員）則會高調地展示藍色緞帶；他們最愛喝酒、叫囂、罵髒話，而狠揍值夜班的守衛和打破民間人家的窗戶，也是他們的專長。
上流社會的粗野之人成群結隊地在街上遊蕩是倫敦獨有的景象，只有在這個一國之都，有錢又沒事做的人才夠多，能集結成幫派。愛滋生事端的學徒所組成的較小團體，也不時會出現在許多小鎮與城市的記錄當中，倫敦同樣不例外，但他們通常都只是短暫地暴力鬧事，平時仍得努力工作，並為了生意保持和平；相較之下，逆天幫和提屠魯幫哪需要回工匠店裡幫忙呢？而且他們平日也比較不會受到長輩管控。
後來，戰爭的爆發改變了情勢，遊手好閒的有錢年輕人內心的暴力傾向突然有了新的出口；在英國全面陷入內亂的同時，新的派別隨之成形，眾人也得以各自選擇自己想效忠的對象。
1642 年八月，英王與國會開戰，戰爭血洗愛爾蘭，英國的戰況也逐漸加劇，時任巡佐的涅梅亞．華頓（Nehemiah Wharton）曾寫信給家鄉的主人，也就是商人喬治．威靈罕（George Willingham），在信中這麼寫道：「士兵每天都會偷闖民宅，而且最喜歡以劍逼人交出肉品與錢，然後以勝利的姿態帶走。」
在英國內戰期間，拿劍勒索錢與物品的情況十分嚴重，所以華頓所述的並非單一事件，這種道德令人存疑的行徑和戰爭相比或許沒那麼可怕，但仍讓許多人十分淒慘。有時，軍隊指揮官會直接下達命令：「本軍隊士兵應於星期二奉陛下之令，行七英哩到威廉．羅素爵士（Sir William Russels）家中，把物資洗劫一空」；也有時，是因為士兵與受害者分屬敵對的宗教和政治派別，「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我們的士兵在這座城市劫掠了一個保皇黨員的家」。
不過搶劫的動機經常都只是為了奪取食物，或希望能吃好一點，畢竟戰時補給線經常不順，薪酬也不一定能如期發放。舉例來說，華頓的兵團就特別愛吃鹿肉，只要一逮到機會，就一定會到養鹿的公園打劫，不過也有些愛逞威風的傢伙只是喜歡仗著自身優勢，故意去搶、去恐嚇別人而已。
對於同屬自家政治與宗教陣營的民眾，士兵也同樣會劫掠，相關記錄經常提到民宅不是被搶，就是被砸毀。舉例來說，知名的清教徒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經常為國會發聲，是個充滿熱忱的支持者，但三十名國會派士兵卻出現在他位於巴斯市（Bath）斯溫西克（Swainswick）的住家，「翻過圍牆、強行進門，明明沒受挑釁，卻痛打我家的僕人和工匠，還對我拔劍」。
不僅如此，這些士兵更帶走了屋內所有衣物，喝光啤酒，把食物全都丟給狗吃，摔碎所有杯盤，逼迫女性幫他們洗衣服，並要求主人給錢。在某些事件中，士兵甚至會屠殺羊群，把屍體留在原處腐爛，或是搗毀家具，然後放火用整齊堆好的柴薪去燒，也有人會在酒桶戳洞，讓啤酒和葡萄酒流得滿地都是，或把床墊丟入泥濘的池塘等等，總之，惡行惡狀難以勝數。
士兵雖會宣稱教訓的是天主教徒或保皇黨人，但幾乎無法提出證據，所以這類藉口通常相當薄弱。「士兵的掠劫行徑極其可憎。」在艾爾斯伯里（Aylesbury）擔任郡長的國會派上校亞瑟．古德溫（Arthur Goodwin）曾這麼寫道：「我實在沒臉面對誠實正直的人民。」當時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以支持國會著名的艾爾斯伯里郡，平均每五戶人家就有四戶被搶過，所以他的確是該覺得丟臉沒錯。
內戰接近尾聲時，保皇黨士兵已因這種行徑而惡名昭彰。當時的一份典型報告曾這麼寫道：「一大群騎士黨士兵來到奇平諾頓區（Chipping Norton），駐守此地，要離去時，為了強調他們行事公平，就挨家挨戶地搶走有價值的所有物品，但其實區內根本只有一個圓顱黨員而已。」
不過在多數人眼中，保皇黨與圓顱黨員其實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並沒有太大差別，例如民謠〈薩默塞特郡民的傾訴〉（A Somerset Man’s Complaint）的作者就曾透過其中的一節如此哀悼：
我之前有六頭公牛，
圓顱黨員卻牽了偷溜，
惡作劇速度快得令人不知所措。後來我只剩六匹馬，
騎士黨員也偷走後才甘願作罷，
神啊，這兩批人根本沒兩樣。
那時有幅木刻版畫賣得很好，畫中描繪一名士兵，沒穿盔甲、沒帶武器，反倒全身都是搶來的物品；當代人甚至會用「straggler」（意思是「遊蕩之人」）這個字來指稱那些裝成士兵，但其實只是藉此在鄉間恐嚇民眾交出財物的騙子。
戰爭向來容易讓人放縱自身的黑暗面，而西洋劍正是士兵勒索敲詐的好幫手：十六英呎的長矛在民宅內顯然無用武之地，火繩槍也不適合空間小的地方和快速變化的情勢（以現代標準來看，這種武器十分笨重，填子彈的速度也相當慢），但劍可就不一樣了，只要拿在手上，旁人必然會看到，而且也能迅速出手，構成威脅。
戰爭平息後，各路暴徒又走回鬧事、剝削他人的老路。1652 年，一本名為《非凡的有趣歷史：人稱海克特幫的著名刀鋒戰士》（A Notable and Pleasant History of the Famous Knights of the Blade）的手冊開頭這麼寫道：
這本小冊子描述這群遊手好閒又不願重回正常生活的暴徒，是如何進行幫派的入會等各種儀式，以及他們蠻橫又經常摻雜暴力的胡作非為，手冊的後面還這麼寫道：
從「稍微尊貴一點的那些」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那些改為行搶的人是紳士階級，而手槍則是他們用劍欺凌他人時的輔助工具。由於戰爭的緣故，紳士（尤其是騎士黨員）多半學會了用槍的技巧，也有不少人在全國各處親身實踐掠劫與勒索的藝術，並發現手槍在騎馬時特別好用，而這些技巧他們當然不會輕易忘記。
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曾說海克特幫是「放蕩之徒的代名詞」，還指控他們喝人血，之所以會有這種說法，可能是因為 1650 年五月那期的《每日記聞》（A Perfect Diurnall）曾以駭人聽聞的口吻，描述一群戰敗的保皇黨員在伯克郡（Berkshire）的故事，賦予了他們惡名昭彰的形象。
據說這群人切下自己臀部的肉，以鮮血舉杯祝賀國王健康，雖然以倫敦為基地的海克特幫其實從未這麼做過，但伊夫林想必認定愛鬧事的暴徒都是一個樣。海克特幫的成員經常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到處恫嚇民眾，無論什麼壞事都要參一腳，而且行事喧囂高調，毫不掩飾，因此很快便臭名遠播。
他們越來越放肆地在鎮上橫行，遇到看不順眼的人就一律趕走（這種行為在英文中稱為「scower」），所以經常現身客棧或酒館，強行把其他客人都攆出門，然後大吃大喝，離開時也不付錢，還會把引起他們注意的倒楣鬼痛打一頓。由於這幫人實在太過惡名昭彰，因此「海克特」這個字的英文「hector」也多了霸凌、恐嚇與怒喝的意思。
隨著我們討論的時期進入尾聲，倫敦那些由上流社會男性所組的幫派也逐漸分成兩路，形成十七與十八世紀非常嚴重的兩個禍根：家世背景較好的那些開始浪蕩過活，變成身染梅毒性病的無賴，而經濟狀況比較沒那麼穩定的紳士子弟則當起擋路強盜，過著凶殘的生活，卻往往因此而短命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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