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故事電子報出爐啦！
從大時代到小人物、熱話題到冷知識，📩有故事來信📩 陪你認識過去、想像未來！
- 記得在去年（2016），網路上流行一些諷刺中國抗日神劇的文章，這些文章都在嘲笑中國播放的抗日戲劇中，充斥著許多不合理的情節。劇中有一句神對白是，八路軍將領向士兵喊話謂「同志們，抗日戰爭已經第七個年頭了，還有最後一年，大家一定不要放棄。」[1]
根據網友的統計：在抗日神劇中死去的日本人總人數，可以高達億人之多。當然，這些統計單純只是開玩笑的性質，但從中可以察覺在多年的黨國教育下，中國人對於日本侵略的記憶，全然是負面而缺乏整體的認識。
事實上，若是觀察近代中日兩國的交往，往往是在侵略與交流之間渡過的。因此，在中國長期活動的日本人士與組織，自然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而黃福慶教授的《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實為探討這些在華日本人士與組織的重要著作。
明治時期的日本，不少民間人士組織標榜「亞細亞主義」之團體來研究中國問題，像是東邦協會、同文會等組織。有些組織甚至深入中國內地，在中國內地各大城市設立支部，以從事各種研究與教育工作。例如，在上海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就招收了不少日本學生就讀，並以調查工作為他們的課業之一。在日俄戰爭期間，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就擔當著軍事偵探的任務。因此，自明治至昭和前期，東亞同文會等組織一直在日本對中國的經略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到了二戰以後，東亞同文會的附隨組織，依然以研究東亞問題為主要使命。在「保全支那」的論調下，日本醫學界也開始關注中國與亞洲的醫療。舉例來說，東亞同文會底下的同仁會，就是由日本政府贊助運作經費，以促進中國與亞州各國醫學技術之普及為目標。隨著日人在中國內地的活躍，同仁會亦開始在中國各地設立支部，此舉亦提升了中國的醫療水平，對於華北等地區的醫學普及貢獻卓著，當時就有一批中國醫學人材因此機遇遣至日本深造。
1917 年歐戰的完結，中國因參與戰勝國一方，得以享受到退還庚子賠款的權益，中國成為庚子賠款的受益者。當時的日本亦要退還庚款，在日本國會討論後，認為日本應將庚子賠款運用在奬勵中國之文教事業。因此，日本制訂「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以庚款與山東關係的收入作為資金。日本嗣後於 1923 年設立對支文化事務局，由外務省亞細亞局長兼任局長，以管理對華文化事業的一切事宜，並設立「對支文化事業調查會」，以審議中國文化的相關事業。
由於日本在運用庚子賠款時，必須要與中國取得協議。因此，在 1923 年由汪榮寶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亦稱為「汪出淵協定」， 此後的日本政府即以此協定來施行庚子賠款，這筆款項將運用於中國的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與留學生補助。但是，由於庚款的運用完全操之於日本一方，中國無權過問，這致使中國人大為反感，深感條款之不平等。在中日兩國的一些有識之士看來，學術上的合作確實能突破國家之間的紛爭，以修復中日兩國的關係。但因為日本政府在處理相關事務時，仍以謀取其在中國之利益為其準則，致使中日雙方沒法達成單純的學術合作。
照原先的協議，庚子賠款之部分經費，應當用於補助中國留日學生的留學開支上。但日本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上，卻完全不尊重中國的態度，使得中國對日本之反感日漸增加。相較之下，日方在設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所時，卻願意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日本在北京設立了人文科學研究所，用來招聘中國文人整理《四庫全書》與撰寫提要，《續修四庫全書》成為該研究所的重要成績，而這項成果也成為戰後台灣商務印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的基礎。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科學研究所在戰後歸併至中央研究院，成為日後中國科學院的根基。
相比當時日本的其他殖民地，日本在中國所興辦之報刊甚多，根據統計高達 106 種，對於中國的傳播媒體造成很大的影響。在馬關條約簽訂以來，大量日本人開始進入中國從事各種不同的事業，為日資報刊提供了潛在的讀者群。從報刊辦報地點的分佈中，可以看到日資報刊大多集中於上海、天津、大連等地，皆為日本在中國的重點區域。自清末報律頒布以來，中國本土的報刊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打壓，擁有治外法權所保障的日資報刊便具有言論戰場上的優勢。除此之外，通訊社亦是日本在中國的傳播機構的重點之一。
1914 年，日本在上海設立的「東方通訊社」就是日本第一所在國外經營的通訊社，其創立之原意是為了反擊德國系統的遠東路透社，並為日本收集與放送中國消息。歐戰結束以後，東方通訊社擴大規模，成為日本外務省在中國的正式通訊機關，向中國報紙投送文稿，來傳達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1926 年，東方通訊社與新成立的國際通訊社合併，成為「日本聯合新聞社」，仍持續向中國報刊供稿。
有媒體，就必定會有立場的存在，而這些日資傳播媒體對於中國政局的看法為何？《漢報》等報刊起初對於維新派甚為同情，發表的言論或多或少對於晚清政局造成重大影響（如提前揭露慈禧另立新君，造成此事破局），某程度上促進中國政治的開明。但是，日資報刊的言論方針受制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因此在日俄戰爭期間，即轉向保存清廷的立場，主張中國應走預備立憲之途。民國建立以後，為配合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與利益，這些日資媒體與中國民意開始出現分歧，逐漸敵不過排日風潮，營運嚴重受到打擊。
由於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使得我們時常忽略日本在中國文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我們往往不自覺地以「倒放電影」的方式去探討歷史的過程，缺乏對複雜歷史情境的敏銳感。因此，我們評判這些在中國長期活動的日本人士或是在思考歷史時，實應不以刻板形象來加以評斷，真實的歷史有其複雜性，不可能像電視劇中的角色那樣黑白分明，而這也是《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替我們補上的一堂歷史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