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中研院的任務是做學術，還是復興民族文化？

1958 年 4 月 10 日早上九點，胡適在臺北南港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結束後，旋即召開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突然之間，冠蓋雲集，蔣介石總統與陳誠副總統都來到了院士會議現場。

於是，胡適以院長身分宣布院士會議召開，之後邀請蔣介石講話，接下來則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來賓致詞。等到他們都講完話，又輪回胡適致詞。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裡，胡適居然會和蔣介石「抬槓」，把蔣對中研院的「期望」結結實實地反駁了一通。

人類學家李亦園回想...

胡適的這番話「火力十足」，讓人印象深刻，當時身在現場的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仍是民族學研究所的青年同仁，時隔將近半世紀，對這件事還是津津樂道：

歷史學家呂實強的回憶是…

歷史學家呂實強教授，那時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當天也「恭逢盛會」，只是他的回憶卻不太一樣：

李亦園與呂實強兩位教授，都從 1955 年起就入院服務；套用臺灣軍隊的術語，兩人算是「同梯的」，都是中央研究院在臺北南港五十年風雨的見證者。可惜的是，兩位前輩教授的回憶，和本來的歷史場景多少有些出入。

例如，依據文字紀錄，胡適就任研究院院長與第三次中研院院士會議的地點，正如呂教授的回憶，是在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樓上；不過，蔣介石總統出席的是院士會議， 而非胡適的院長就職典禮，是以呂教授的回憶也非盡為正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七，頁 2659、頁 2661）。至於蔣介石和胡適「抬槓」的重點，與「五四運動」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蔣介石當天的談話，官方紀錄並不完整（蔣介石，〈對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七），推測言之，他應該沒有事先準備講稿。而胡適的回應，基本內容可以見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還好，當時《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報紙紀錄猶在，綜合歸納起來，猶可知其雙方交鋒的大概。

蔣介石對中研院的期望

就蔣介石一方言，他認為中央研究院是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而且，在他看來：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

蔣介石又推崇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因為：

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

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參考同日《中央日報》

胡適的反駁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的最高學術建制，胡適身為院長，自然對研究院究竟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承擔什麼樣的任務，做出許多思考。然而，這樣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

但蔣介石的講話卻要求以「復興民族文化」做為研究院的任務，還指定學術研究必須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斯可忍， 孰不可忍？」胡適當然非駁不可。

不過，胡適的回應固然針鋒相對，卻又曲折委婉。蔣介石希望「恢復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胡適則說：

蔣介石認為，中共「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的認識，卻完全兩樣：

來到臺灣之後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消滅「朱毛匪幫」。為了證成他要打倒的對象中共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 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廿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裡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所可共享同潤的，非中國所獨有。

 

因此，當蔣介石強調「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的時候，照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思路，就得追問：所謂的「倫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麼？

套用胡適的話，如果不能拿出證據來，反而被蔣介石強調的「倫理道德」牽著鼻子走，還要用以做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實在不是「好漢」。

中央研究院當然沒有肩起「復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可以說，對於「什麼是中國傳統」這個問題， 蔣介石與胡適當天的交鋒，正具體顯現了兩種極端不同思路的爭戰。

當然，對於學術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蔣介石與胡適的認知，即使表面上不能說是南轅北轍，實質上還是道分兩途。蔣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夠配合「反共抗俄使命」，胡適回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反共救國復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以及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

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

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

言下之意，要怎樣走「學術的路」，要想如何「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 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的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胡適眼中「表裡不一」的蔣介石

從大脈絡來說，胡適對蔣介石實在不盡滿意，只是在時代的變局裡，蔣卻是「無可奈何」的抉擇。1949 年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時，胡適公開表示對蔣介石予以「道義力量來支持」；到了臺灣之後，胡適也盡可能對蔣介石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遺憾的是，蔣介石對胡適往往「表裡不一」。

像是胡適於 1952 年 9 月 15 日致函蔣介石，主張「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等意見，並舉土耳其為例，請蔣參考。蔣介石接得此函，卻在 9 月 23 日的日記裡說，這是胡適的「書生之見，不知彼此環境與現狀完全不同也。中國學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國無成也」。

同年底胡適來臺，12 月 13 日早上十點與蔣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樓見面，兩人又有一番「抬槓」，依據蔣介石日記記載：

……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

所以，蔣介石如此批評：

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

蔣介石「歡迎」胡適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將之視為「書生之見」，批評胡適「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極盡輕侮蔑視。然而，在胡適七十歲生日時，他卻又受到總統蔣介石、副總統陳誠，乃至於已位居權力核心的北大門生的崇隆歡慶。蔣介石玩弄胡適的「兩面手法」，可見一斑。

因此，順著蔣介石對胡適的「兩面手法」脈絡來看，蔣介石對胡適這回的公開「抬槓」，明裡不置一辭，心裡應該不會好受。所以，李亦園教授說，蔣介石在胡適擔任「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是否顯示他對胡適當場反駁自己「耿耿於懷」，固然沒有資料可以證明，卻也不是無跡可察。

胡適與蔣介石私下會面「抬槓」的時候，必然繁多難數。不過，胡適與蔣介石私下的「抬槓」，沒有多少人得以親睹其實況。在公開場合裡，胡適和蔣介石彼此之間應該是客客氣氣，「揖讓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這場「抬槓」， 必然讓人「大開眼界」，得以親逢其盛的李亦園和呂實強教授，對此長存記憶， 理有應然。

所以，即使他們的述說稍有小疵，也未必都能得到文字佐證（例如， 身為副總統的陳誠是否有「膽量」拉了蔣介石總統一把要他坐下，實在難能驗證），但胡適不向政治強人低頭，不對最高領導唯唯諾諾的風骨，絕對是鐵錚錚的歷史事實。

大江東流，時過境遷，應該不會再出現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務究竟何在的政治領袖了。然而，中研院做為一方自由與獨立的學術殿堂，絕非理所當然，一路平坦；胡適對蔣介石談話的這番公開「抬槓」，就是具體例證。

因此，回顧這樁陳年往事，正如李亦園教授的評價，胡適「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後世必將追懷永遠，法式無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