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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一個讓蔣氏父子合理化造神與獨裁統治的名詞

2020-09-28

蔣氏父子在臺灣施行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關鍵字是:反共。反共,是國民黨政權的金字招牌。對外贏取美國和反共國家的支持;對內合理化一切人權迫害。

 

大多數外省人跟隨蔣介石來臺,結成命運共同體,國仇家恨,全部寄在反共帳上。蔣也開出支票:

 

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其實,早在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就已排除中華民國發起臺海戰爭的可能性。1958 年金門炮戰結束後,十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發表聯合公報,明言,中華民國政府要恢復大陸人民的自由,主要途徑是實行孫文的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Source:Nationaal Archief / CC0

但這並非蔣介石的想法。他在 1960 年代初仍祕密籌備「國光計畫」,準備反攻大陸。然而種種條件不足,計畫慘敗,事實證明反攻無望。


國際局勢不可能隨蔣的意志改變,但臺灣人民卻受他的支配,聽他的指揮。其中最悲慘的,或許要屬數十萬名「芋仔兵」。他們是隨國民黨撤退來臺的外省兵。他們被禁止結婚成家,以免影響反攻大業。直到 1996 年,還有十萬個老兵是單身。許多被抓伕來的阿兵哥,鄉關阻隔,無親無故,在軍營猶如在監獄,無盼無望。詩人王容〈監獄〉一詩,寫盡政策的不人道,和外省兵的悲歌:

 

無人過問,無人管,無人開釋的,
一座監獄,常年落著鎖。
無人打聽,無人採訪,無人探望的,
監獄裡囚的何等何類犯,無人知道。
一天一天的,不知有多少天。
一年一年的,不知有多少年。
犯者的掙扎微弱了,犯者的呻吟低啞了。
從無消息傳來。從無音訊涉及。
無限期囚著些無名犯—啊啊我!
我是一座無人查考的監獄。

為了反攻大陸,國家預算嚴重畸形分配。直到 1960 年,軍事預算還占中央政府總支出 80%。在國防預算的排擠下,社會福利預算被犧牲,學生教育權被犧牲,公共建設預算被犧牲。交通建設嚴重不足,單單以捷運系統為例,臺北就遠遠落後東京、香港、首爾。


蔣介石靠槍桿子起家。他在全臺遍植軍人與特務,也遍植標語和口號:「反共抗俄」、「消滅共匪驅逐俄寇」、「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打倒蘇俄帝國主義」、「消滅朱毛匪幫」、「雪恥復國還我河山」、「毋忘在莒」。


這些標語和口號,從校園、政府機關、娛樂場所,到筆記簿、貨運單、酒標、香菸盒、請帖、車票、版權頁、榮民手臂上的刺青,無所不在。1970 年代,電視每天還要不定時播放軍歌。


金門大膽島上面向廈門海岸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Source: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Minsc at Chinese Wikipedia. / CC BY-SA

除此,凡與大陸有關的名詞,一律加「匪」。匪區、匪書、匪黨、匪軍、匪幹、毛匪澤東、周匪恩來。所有的蘇聯領導人都是魔,如史魔(史達林)、赫魔(赫魯雪夫)。1960 年代中蘇交惡,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反共和抗俄脫鉤,1964 年上臺的布里茲涅夫,始「恢復人籍」,稱為「布酋」。


與魔匪統治、受苦受難的鐵幕國家相比,臺灣正由「民族救星」和「世界偉人」掌舵,要帶領全國軍民打一場反攻聖戰。這個比國家還重要的蔣總統,他,怎麼能死呢?


蔣介石的末年

擔任兩蔣貼身侍從副官四十三年的翁元,口述《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書中說,1969 年七月蔣介石在陽明山發生嚴重車禍,健康急遽惡化。72 年五任總統,連參加就職典禮都很困難,必須使用各種偽裝技巧撐場面。會場準備氧氣筒,醫療小組待命。新任大使呈遞到任國書的官方儀式,也都大費周章。


就職後兩個月,七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心臟病發作昏迷。官邸火速自美國聘請心臟權威余南庚醫師來臺,成立醫療小組,移送榮總六病房急救。翁元說,這是老蔣的特別病房,與其他部門隔離,器材添置無經費上限,也可向其他醫院借調醫護人才和裝備。


翁元說,不只一次,外國醫學專家告訴總統醫療小組的成員:

 

「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可以像你們這樣,動員全部的人力物力財力,拯救國家元首的生命。」

蔣七月昏迷,次年一月才甦醒。國內外政治觀察家都慣於密切注意非民主國家元首的曝光次數,做為是否病重或死亡的判斷依據。為消弭死亡傳言,老蔣甦醒後,兩年期間,蔣宋美齡勉強安排四次露臉新聞。蔣的病情當然是國家機密,不准公開傳播,否則,戒嚴令下「造謠惑眾罪」將嚴刑伺候。


老蔣病篤期間,蔣經國幾乎天天報到,簡報政情,主導或建議人事布局,加緊接班準備。副總統陳誠在位時,小蔣名義上只是國防部副部長;嚴家淦當上副總統兼行政院長時,體承上意,立刻提名小蔣當行政院副院長。1972 年小蔣排除宋美齡的阻力,升任行政院長。


關於士林官邸第一家庭,當時有一則「順口溜」。

 

上聯:一切為夫人(宋美齡)

下聯:天下為公子(蔣經國)

強人之死

1975 年四月五日,八十八歲的蔣介石過世了,死因是多重疾病併發心臟衰竭。行政院隨即宣布,四月六日起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國喪,軍公教人員一律著素服,戴黑紗。


副總統嚴家淦依法繼任。二十四天後,國民黨修改黨章,推舉蔣經國為黨主席。他在慈湖守靈,全國人民也被迫在每個角落守靈:官兵禁假,讀蔣公遺訓;各級學校教唱〈蔣公紀念歌〉,動員學生大排長龍,瞻仰蔣公遺容;電視節目從彩色改黑白,全國娛樂場所停業一個月,如喪考妣。

 

蔣介石的遺囑,死後由文膽秦孝儀執筆,追加宋美齡、嚴家淦、五院院長的簽名,落款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這份遺囑,法律上是偽造文書,政治上卻是全民教材。中小學生都要背誦和默寫,考試必考。


出殯當天,軍公教學生和民眾,或主動或被迫,夾道恭送移靈。「路祭跪拜」的場面,從臺北延伸到桃園。


嚴家淦繼任總統後,自行虛位化,事事以小蔣為先;宋美齡遠走美國。從此,小蔣獨攬大權。同時期,臺灣快速變化,新生的社會力源源湧出。他和臺灣民間力量互相糾纏拉扯,朝向難以預料的前方而去。


蔣經國全面掌權

蔣經國生於 1910 年,年輕時曾傾心共產主義,留學蘇聯兼當人質前後十二年。回國後,到贛南工作,組訓三青團。1949 年在上海整頓金融,「打老虎」慘敗。之後隨蔣介石來臺,一路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總統府資料室(國家安全局前身)主任、救國團主任、國防會議副祕書長、退輔會主委、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總統。


黨職方面,1950 年任國民黨改造委員,進入決策核心;1952 到七八年都是中常委。小蔣在國民黨權力結構中,一路挺進,接班之路雖有若干政治鬥爭,尤以陳誠派和夫人派為主,但無礙父傳子的既定安排。


蔣經國從特工起家,1950 年開始,掌管全國情治系統,是特務頭子。老蔣常著戎裝出場,小蔣則著西裝或便服亮相,形象宛如文人,其實軍階曾拜二級上將,軍人統治的本質並無改變。


蔣經國不喜歡讀書,對民主、自由、人權也興趣缺缺。1955 年,他接受美國學者懷廷(Allen S. Whiting)訪問,理直氣壯說:

 

「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共匪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

老蔣死後,政治標語也進入新時代,小蔣推出非軍事化的口號「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攻大陸云云,被技巧性地揚棄。


同樣是造神運動,小蔣不像老蔣維持高度神祕感,只在閱兵、接待外賓、視察前線時才露個臉。從「蔣院長」時代起,報紙和電視新聞總是小蔣視察地方建設,訪問農村、山地和離島,到處吃小吃,和老人婦孺握手,抱小孩,彷彿全中華民國只有他這個行政長官在幹活。


1980 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巡視臺灣省立雲林工業專科學校。(Source:中華民國文化部 / CC0

新造神運動

作家吳繼文在〈記憶.邊緣.迷路:一段異質的年代軌跡〉一文談到,1972 年九月,他從旅居的日本返臺,在臺北補習,準備隔年考大學。他說:

 

「在與朋友的通信中,我屢次談到對臺灣新造神運動的不滿:國民黨為了蔣經國順利接班而對全民展開的赤裸裸的、肉麻兮兮的政治文宣攻勢。調查單位開始注意我,但沒有約談。調查站的人直接去嚇唬我的母親,使得我的母親以為我參加了什麼非法組織,因而陷入極大的恐慌。我只能憤怒、詛咒,但這是臺灣,是我自己選擇的臺灣。」

七○年代的世界,延續六○年代的學生運動、左翼運動、嬉皮文化,年輕世代反體制、挑戰傳統價值。美國十萬人參加華府反越戰大示威(1970 年),智利選出馬克思主義者阿言德為總統(1970 年),《紐約時報》連載關於越戰機密的《五角大廈祕件》(1971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通過〈人類環境宣言〉(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因為水門案辭職(1974 年),巴勒斯坦以觀察員身分進入聯合國(1974 年),美蘇太空人在地球一百四十英里上空握手(1975 年)……當然,還有 1979 年的三哩島核電事故。


這些國際事件,不斷開展當代世界史的多元視角、多元觀點、多元價值。但在臺灣,這些事件很少受重視,甚至很少有報導。臺灣只有單一的視角、觀點和價值,那就是官方的意識形態。


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殷琪回憶,七○年代末,她從美國返臺工作。她說,家裡訂的英文雜誌,敏感字詞塗黑,有幾期永遠收不到。

 

我覺得不能呼吸了,這裡沒有自由的空氣。

禁禁禁

世界潮流風起雲湧,相形之下,臺灣的校園和街頭,非常平靜,像育嬰室。準軍事管理,觸鬚伸入生活細節:中小學實施髮禁(小平頭、清湯掛麵頭),中大學實施舞禁(不得開舞會);警察當街取締「奇裝異服」,男士留髮過長,一律帶到警局剪短,多名男藝人也因留長髮而遭取締。


七○年代仍是禁忌的年代。報禁、黨禁、集會遊行禁、民營電臺禁、母語禁。1970 年,黃俊雄福佬話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大受歡迎,當局強迫停播;1971 年,教育部函令三家電視臺,每天方言節目不得超過一小時,每天只能播出兩首臺語歌。1972 年,行政院下令「暫緩接受籌設各級私立學校之申請」,把民間辦教育的權利也禁了。


另一個徹底執行的禁忌是「左禁」。此禁到後來近乎杯弓蛇影,描述社會底層窮苦生活的作品,常被刁難或查禁。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反鄉土文學者也是把鄉土文學扣上「工農兵文學」的大帽子。


那是一個沒有人民主體性、臺灣主體性的時代。電視新聞或節目,人人安居樂業,感謝政府「德政」。國內新聞以臺北市的黨政要聞為主,除非重大災難或總統、院長出巡,幾乎沒有外縣市的風貌。教育內容亦然。大部分學生能背誦中國三十五省和河流鐵路,臺灣有哪些縣市和重要鄉鎮,卻是茫然不知。

 


本文摘自春山出版《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上個世紀七○到八〇年代,臺灣處於嚴峻的國際情勢和獨裁統治的雙重壓迫,黨外人士無懼白色恐怖的威脅,以各種形式爭取民主與言論自由的空間,也不斷重複著被捕與受難的命運。種種橫逆不曾使他們放棄,政權愈壓迫,民主運動的動能愈綻放。
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鄭南榕、黑名單,是彼時臺灣的重要關鍵字。從社會、媒體到校園,臺灣幾乎每個層面都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中奮勇向前。在不間斷的追求與衝撞之下,臺灣終於打破一黨獨裁的政治局面,黨外諸多力量匯聚、成立正式的反對黨,也迫使獨裁政權做出讓步,結束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嚴時期。民主、平等與自由的夢想,三代臺灣人的「百年追求」,自此終有成果。
文章資訊
作者 胡慧玲
刊登日期 2020-09-28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