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荒謬的世界，我們都是異鄉人：卡謬的思想旅程

「我是一個演員，我也演過一部荒謬劇」[1]。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在名為人生的劇場上，你是否也親身體驗過荒謬呢？你是否有過那麼一刻感覺到自己被拋入這個世界？是否曾經被安排了旁人認為是「沒有用處、多餘」的職務與身份？是否曾經將身心靈投入於與某人的愛，卻因為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總之就是發生了）而導致雙方的情愫嘎然而止？是否經歷為了保有道德而成為被排擠、被疏離、被拒絕的局外人？是否費盡心思力氣，徒勞地追求一個目標？

這些都是卡夫卡的小說《城堡》（The Castle，1926）中，主角 K 的經歷。卡繆認為，若是撇除卡夫卡的著作關於信仰、救贖的宗教性象徵，卡夫卡的《城堡》正是一部以「荒謬」（absurd）為主題的小說。卡繆認為，卡夫卡筆下的「荒謬」源自「鄉愁」（nostalgia）。不知從何而來的 K，始終追逐著將他聘來又拒之門外的城堡，並且將自己身心靈的「存在的焦慮」寄託於對弗麗達（Frieda）的愛情。K 卻在失去愛情的同時，回到了最初的起點，回到那位不知從何而來，卻被旁人視為多餘無用的土地測量員。彷彿曾經經歷的一切都是徒勞。

這是屬於現代人的荒謬：在一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經風消雲散的世界，追尋著故鄉（不論是自然的故鄉，還是心靈的故鄉皆然）。這是一個人們都痛苦地享受在浴缸中釣魚，卻什麼也釣不到的荒謬世界。[2] 從卡夫卡對世界的控訴出發，卡繆開始了薛西佛斯的旅程。

1913 年，卡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卡繆的父親是阿爾及利亞法國移民的第二代，他的母親是來自西班牙的移民。他自己則是成長於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城的法國青年。上句既是「荒謬」的陳述，也是卡繆體驗「荒謬」的根源之一（另一個根源是 17 歲的卡繆感染肺結核）。對卡繆而言，阿爾及爾是一個只有在失去時才能認識的家園。

1940 年，卡繆離開了家鄉。與他的學位論文主角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 430）一樣，卡繆穿越了有著諸多古老傳說的地中海，離開了北非，前往歐洲大陸。他踏上一片陌生的土地：法蘭西。之後，他將被世人認為是屬於這片土地上的人與文化符號。但是，在卡繆的法國性格中，卻始終吹拂著一股地中海南岸的海風。

就如薩伊德、喬伊斯、葉慈、王爾德、康拉德、鄂蘭…...等人，卡繆也來自文化地理的邊緣，也是屬於自願或非自願的流亡知識份子。卡繆一直處在雙重的流浪之中：離開了孕育自己成長的陽光與海洋，也無法在巴黎的土地落地生根。卡繆是永遠的異鄉人。流浪的狀態（外在流浪與內在流浪）才是他所存在的境況。對於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而言，在任何空間都不會有如歸的安適，寫作是唯一的棲居之所。

1941 年，法國政府宣佈投降納粹德國。卡繆投身於反抗納粹的運動，並於 1942 年出版瀰漫存在主義氛圍的小說《異鄉人》（L'Étranger，1942）。當時在巴黎擔任高中教師的沙特對《異鄉人》有高度的興趣，還特別寫了一篇書評。而早在 1939 年，卡繆也曾評論過沙特的小說《嘔吐》（La Nausée，1938）與短篇小說集《牆》（Le Mur，1939）。在對《嘔吐》的評論中，卡繆敏銳地指出了沙特的作品有卡夫卡的影子。

1943 年，卡繆擔任《戰鬥報》（Combat，1941－1974）的編輯，成為法國反納粹地下刊物的要角。同一年，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 1980）出版代表著作《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 :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1943），高擎「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主義大旗。在法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兩顆初升的璀璨明星在彼此的文字作品中相遇了。他們兩人的著作也將在黑暗時代中，為迷途徬徨、無處容身的靈魂標定方位與前進的道路。

然而，巴黎的天空不是阿爾及爾的天空。這也是卡繆與沙特、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 1986）、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雷曼阿隆（Raymond Aron，1905- 1983）……等人之間的距離。後者皆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是法蘭西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精英。卡繆只是來自北非的學生，也沒有進入過巴黎任何一所培育文化精英的學校。因此，因為《反抗者》一書而與卡繆筆戰的沙特，與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的阿隆，都曾在文章中評論卡繆是個一流的作家，卻只是個三流的哲學家。對於這些巴黎高師畢業的才子們而言，來自法屬殖民地的卡繆，終究無法在精細的哲學思辨上與他們平起平坐。

1951 年，卡繆出版文集《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卡繆以《反抗者》反對當時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立場，並提醒人們意識型態的爭論，將會使人們付出道德與自由的代價。在各種互不相容、卻又包含著部份真理與眾多虛偽的意識型態之中，往往會使人們無法深入認識世界與生活的複雜性，並將人們推向暴力、壓迫、恐怖、奴役的深淵。而產生於暴力、壓迫、恐怖、奴役的國家，只會遍布廢墟與遺址。與極權主義、合法化的殺人一樣，這些是卡繆要拒絕、要反抗的「惡」。因為，這些「惡」將在意識型態的祭壇上，奉上活生生的生命與生活，作為獻祭的犧牲。

1948 年以來，沙特試圖把存在主義哲學融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於 1960 年出版《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以存在主義與左派知識分子自居的沙特認為，自由就是無止盡的選擇：

所以，對於存在主義者與追求「革命」的左派知識分子而言，成功就意味著自由的終結。革命宣布成功的同時，就已經安置了自己。已經成功的革命就不會認識到新的問題。一旦革命已經被宣布成功了、完成了而被建制化，革命就會反過來指責質疑者與批評者是革命的叛徒。所以，沙特的籲求是一種「永恆的革命」：這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完成的革命。這樣的沙特不會同意卡繆對共產主義與左派發起的反抗。

十二年前，在卡繆對沙特小說《嘔吐》與《牆》的評論中，卡繆稱讚作為小說作家的沙特，卻沒有成為沙特存在主義哲學的跟隨者；九年前，在沙特對卡繆《異鄉人》的評論中，沙特稱讚卡繆的文學成就，卻認為卡繆的思想平凡無奇。1951 年的現在，卡繆的《反抗者》揭發各種革命的意識型態傾向，反對虛無主義、辯證法、普遍主義與歷史決定論；沙特則在稱讚卡繆文學成就的同時，認為《反抗者》顯示卡繆對於哲學的理解實屬平庸。作為「革命者」的沙特與作為「反抗者」的卡繆在他們最初相遇的地方分手了。[4]

沙特的評論對卡繆在 1950 年代的聲譽是個重大的打擊。畢竟，雖然卡繆聲稱自己不是存在主義者，但《異鄉人》、《鼠疫》（La Peste，1947）、《卡里古拉》（Caligula，1945）、《薛西佛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1942）中充滿存在主義論調的文字，已經使卡繆被當時人歸入存在主義的陣營。上述作品被當時人視為反思、批判法西斯主義與維琪政府的介入文學，也使得卡繆被當作是沙特的左派同路人。

沙特的批判使得卡繆逐漸失去 1950 年代法國知識文化界的讀者。1954 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卡繆抨擊法國在北非殖民政策的恐怖與歧視，以及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者所展現的暴力。這使得卡繆被夾在法國官方與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者之間，被迫成為局外人的卡繆只能逐漸地選擇沉默。

但是，卡繆的著作真的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嗎？得過克魯格獎（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法國哲學大師呂格爾（Paul Ricoeur，1913－2005）就認為，卡繆的《反抗者》是二十世紀法文著作的經典。

所以，究竟是沙特的評論中肯？還是呂格爾獨具慧眼呢？暫且撇開這個問題，以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觀點出發：任何的文本都是掛搭在巨大意義之網中的一個小環節，在這個巨大的意義網絡中，文本與周遭的牽涉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所以，文本被作者製作出來後就是向世界開放，文本的意義是由讀者所創造。

世界與生活充滿深邃的複雜性，在世界這個舞台上演著無止盡的戲劇。每一齣戲劇都會落幕，好讓另一齣故事上場，永恆地排演著人事的繁華滄桑。這是作為世界真實的荒謬。

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讚嘆承受永恆罪刑的薛西佛斯不斷重複地推巨石上山的行動。卡繆認為，在巨石被推到山頂的那一瞬間，薛西佛斯回首來時路的自我意識，以及接下來薛西佛斯跨出下山的步伐，正是對荒謬與虛無的「否定」。在作為世界真實的虛無與荒謬中，這種「否定的否定」，是卡繆所進行的「存在主義式的掙扎」（雖然卡繆宣稱：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薛西佛斯的神話》也不是一部存在主義作品。）

在荒謬的世界中，卡繆也搭建了一個舞台、一齣戲劇。在舞台上演著各種人際友誼交織構作的生活戲碼。戲劇中的演員是荒謬的存在。

但是，劇場上的行動，也讓卡繆能夠面對荒謬的真實世界。真實就是劇場，劇場就是真實。荒謬的世界本身就是一部名為「生活」與「生命」的戲劇。所以，卡繆認為：認識到世界的荒謬並非結束，而是開始。點點星辰只閃耀在黑夜的深邃中，即使是太陽也有黑點，就像阿爾及爾那溫潤的大海，緊鄰著倔強的岩岸與孤傲的山崖。卡繆要在荒謬世界的複雜之中，緊貼真實的生活感受，以及深深浸染於從中迸發的真實生命。意義只會產生於真實的生命與親身的生活情感：在陽光下嬉戲於沙灘與大海的歡愉；黃昏夕照以黃澄的纖纖素手，溫柔地撫慰著善感的心靈；與友人共飲於妝點有繁星的蒼穹……這些都是真實不虛假的生活與生命。

這就是卡繆在《反抗者》中提出的「南方思想」：從認識荒謬出發，繼而肯定生命、勇於反抗對生命尊嚴的各種否定。

與沙特的決裂、以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使得 1950 年代的卡繆生活再次深刻體會到荒謬。此時，夏爾（René Char，1907－1988）的友誼與對卡繆著作的捍衛，支持著卡繆度過這段支離破碎的歲月。就如卡繆與夏爾合作的攝影集《太陽的後裔》，夏爾與卡繆都散發著熱愛生命與生活的光芒與熱情，這是認識到世界的荒謬之後才會綻露的太陽。

也是在夏爾的介紹下，卡繆造訪了以和煦的陽光、清爽的微風、蔚藍的大海、多層次的紅酒著稱的普羅旺斯。位於巴黎與阿爾及爾之間普羅旺斯成為卡繆在「荒謬」世界的庇護所，為永恆流浪的異鄉人提供暫歇的棲居。

北方的氣息總是吹拂著一股南方的海風。卡繆說：「為什麼我要製作戲劇？我常常問我自己為什麼？對你而言，我唯一找到的答案也許非常陳腐老舊：很簡單地這個舞台是世界上的一個空間，而在此處我很愉悅」[5]

[1] 引自林依晨主演的電影《234 說愛你》。

[2] 卡繆著，沈台訓譯，《薛西佛斯的神話》，（台北：商周出版），2015，頁206。

[3] Jean-Paul Sartre, translated by Carol Macomber,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4-25。

[4] 奧利維耶．托德著，黃晞耘、何立、龔覓譯，《加繆傳》，（北京：商務），2010，頁586- 587。

[5] 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el0LhYL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