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臺北人》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中的經典之作,從尹雪豔到金大班,從孤戀花到遊園驚夢,白先勇以一群隨著國民政府流離遷徙來到臺灣的人物,描寫 1949 年之後落腳於這座城市的新住民,以及他們各形各色的生活。
但臺北也是白先勇的成長之地,在小說之外,他也曾以其他方式為這座城市留下了記錄。配合【臺北.故事】專題,編輯部徵得白先生同意,從他過去的作品中,摘錄出與臺北相關的片段,包括他最喜愛的明星咖啡館,還有位於松江路的老家,由此呈現一個文學青年的都市記憶。
白先勇與明星咖啡館
阿錐會注意到他,是因為其他作家多半奮筆疾書,或是對著稿紙若有所思,但他卻較少在明星寫作,有時是和幾個大陸口音的文人聊著,有時是不疾不徐和幾個大學生模樣的人談論文章。
有一次,他點了一份羅宋湯,阿錐印象更深了。當時,在明星寫作的作家多半未成名,收入僅靠微薄稿費。在店裡寫稿,常是點上一杯咖啡坐上一天,頂多吃上一盤蛋炒飯,若是領到稿費,才會開心地吃個蛋糕。點羅宋湯的作家,太少見了。
……一次攀談,男作家告訴阿錐:「我小時候曾隨爸爸住過上海,爸爸也曾帶我到上海霞飛路的ASTORIA喝羅宋湯。」男作家侃侃而談,上海ASTORIA也是由白俄人經營,在當時多家上海西餐廳中,ASTORIA的羅宋湯價格算是實惠。 阿錐這才知道,這位年輕自己四、五歲的溫文男子,正是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
──簡錦錐口述,謝祝芬撰文,《明星咖啡館》(臺北:印刻文學,2015)。
臺北。1950年代的綠海與稻浪
1950年代,台北市曾有這樣一幅景觀;松江路自長春路口以下一直推往圓山,是千百頃一望無垠的稻田。春夏之際,禾苗茁長,頃刻間黃土地變成綠海洋,春風驟起,稻浪一波推一波,一片綠,直往那天涯盡處翻滾過去,那是欣欣向榮的綠、歡騰鼓舞的綠、洋溢著禾香稻香的綠天綠地。
青油油的稻田中,有成千上百的白鷺鷥,隨著禾浪的起伏,載浮載沉,如同一千疋舒展不盡的綠綢緞上,綴滿了朵朵雪白的睡蓮花。時而群鳥驚起,滿天白羽分飛,圓山落日,霞光萬丈,把白禽背上,染得通紅。夕照點點片片灑落在稻海上,億萬禾苗燃起閃閃金光,造就了千頃的金碧輝煌。
1950年代,我的家就住在松江路與長春路的交口處,清晨推窗,稻田的綠波便倏地湧了進來,從頭到腳替我沐浴一輪,如醍醐灌頂,一切煩囂即時淨滅。那時候的台北尚未被毒化、被腐化、被污染。那時候,台北還是一座處女城,曾經擁有一片生機盎然的綠。
──白先勇,〈臺北pastoral──為黃銘昌的田園畫而寫〉
臺北。白先勇筆下的的松江路
50年代的時候,臺北市的松江路還未經開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嶇的亂石泥徑,長滿了茅草,兩旁鋪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狹窄,有汽車迎面馳來,騎腳踏車靠邊閃讓,不小心就會沖滑到泥坑裡去。松江路靠近南京東路的那一帶,一排排蓋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軍服的草綠色,看起來倒像是一大片軍營。那些房子是公家蓋的,大概那時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選中了那一帶。不過的確也有許多軍眷住在那裡,都是空軍。
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顫巍巍扶著她的小孫子到我們家來借用軍用電話,老太太滿面惶急,原來她的飛行員兒子值勤晚歸,老母親等得驚慌起來。省政府的官員住在那裡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們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買下來的。那時聶華苓也住在不遠那麼一棟綠色木板屋裡,倒是忘了問她住屋是公家還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麼單位。總而言之,住在那一帶的居民,不管什麼來路,總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暫時落腳的所在,將就一下,挺過去再說。沒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幾二十年,一直到60年代末,松江路開成大馬路,那些軍營似的綠色木板房子才一棟棟被打掉鏟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樓大廈。我們家那棟木板屋,也要等到1966年父親過世後才賣出去。
──白先勇,〈鄰舍的南瓜〉
臺北。白先勇回憶裡的白崇禧故居
……1950年代的松江路,還是臺北市的邊陲地帶,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兩旁 鋪有柏油,那一帶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臨時蓋起來的公務員宿舍。我 們家是兩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人多,單棟不夠住。依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大概可以住進一幢比較像樣的房屋。那時臺北的房價還很低,但父母親 一向不講究場面,「國難當前」,大家一起克難,也就無所謂了。
這棟木造屋,給我們留下許多記憶,克難歲月,也有溫馨的時刻。有一年遇 到颱風過境,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親房中探視她,發覺她端坐在床上,地 上擺了面盆、鋁桶,原來我們那間木造屋抵擋不住颱風的侵襲,開始漏水了。 房中叮叮咚咚,雨水從屋頂滴到盆中,母親看我進來指了一下屋漏,放聲哈 哈笑起來。我看見這個場景,也忍不住跟著笑了。是母親的朗笑聲,把我們 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驅逐得一乾二淨。
──白先勇口述白崇禧晚年:他去臺灣,是為了給歷史一個交代
臺北。白先勇的老家
如果你現在走到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舉目一望,那一片車水馬龍、高樓雲集鬧市中的景象,你很難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從六福客棧以下,一直到圓山,竟是延綿不斷一大片綠波滾滾的稻田,那恐怕是當時台北市區最遼闊的一塊野生地了。那一帶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為六十年代我家的舊址就在六福客棧,當時是松江路一三三號。父母親住在松江路一二七號──現在好像變成了「豐田汽車」。家裡太擁擠,我上大學時便遷到一三三號,那是松江路右側最後一棟宿舍,是間拼拼湊湊搭起來的木造屋,頗有點違章建築的風貌。
松江路顧名思義,是台北市東北角的邊陲地帶,相當於中國地圖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頂端。一三三號裡有一條狼狗、一隻火雞、一棵夾竹桃,還有我一個人,在那棟木造屋裡起勁的辦《現代文學》,為那本雜誌趕寫小說。屋後那一頃廣袤的稻田,充當了我的後園,是我經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裡,點綴著成千上百的白鷺鷥,倏地一行白鷺上青天,統統沖了起來,滿天白羽紛飛,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擁有過這麼多美麗的白鳥嗎?現在台北連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讓噪音嚇跑了吧。
原題名為「不信青春喚不回──寫在《現文因緣》出版之前」,發表於《聯合報》1992年3月21日副刊
臺北。白先勇與三毛的相遇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鑽出鑽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草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閒閒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裡,跑進自己的房間裡,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裡我跟顧福生說。
「後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三毛,〈驀然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