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燦爛光輝的文學史上，女性所佔的比例相當低，而這些躋身於唐代文學史的女性，又以后妃女官、妓女和女道士三類為最大宗。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唐代的仕宦千金不能將自己的詩文外流，甚至是公主、郡主、縣主.......等皇室婦女也不例外，上層社會中，唯有后妃如武則天、上官婉兒或後期的女官宋氏五姊妹之流，能夠以凌駕官僚系統的姿態，留下她們的作品。
既然能識字的宦門婦女顧忌於社會觀感而不能表露才華，那麼文才就成為跳脫傳統婚姻的妓女與女道士們交遊的利器了。晚唐曾經發生這麼一件事。
這段大膽的告白，隨後在長安城中大為流行，我們不知道這段戀情的結果如何，但是這紙理當只有兩人知道的短文，卻在長安城中散佈，不得不令人聯想：這是不是女主角替自己宣傳的手段？如果不是，那麼這只是個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如果是，那麼這位名妓炒作話題、行銷自己的手腕，不可不謂高明！
那麼，唐代的妓女是如何養成的呢？這點，我們不妨請出白居易詩作〈琵琶行〉中的女主人翁──琵琶女，以她的人生來觀察唐代青樓的生態。
從戶籍制度與教坊理解唐代青樓生態
白居易的琵琶女是這樣自述她年少時光的：「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顯然這位琵琶女是以她的演奏才能來做她的賣點。
13 歲，在現代人來說還很年幼，但是在古代，13 歲的少年男女已經接近成人，因此，琵琶女 13 歲就已經學成了琵琶、開始工作。但是，她又是如何成為一名妓女的呢？這不得不從唐代的戶籍制度與教坊說起。
唐帝國將人民分作皇室、士族與良人、賤人兩大類，前者屬於上層社會、後者屬於中下階層。
其中，良人指的是家世清白的百姓，賤人則是罪犯家屬、奴僕與伎人。唐代的「伎」並不全是賣身的妓女，也包括了善於歌舞、演奏、特技甚至是長於說笑的男女，他們的戶籍列於教坊管轄，在朝廷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徵召。這類從戶籍上屬於賤人的妓女，也稱官妓，在中晚唐藩鎮中則稱為營妓，她們也擁有相當程度的技藝，並不全憑賣身。
唐代的戶籍制度是父子相承，不過父母雙方一良一賤的時候，則以母親的出身來決定孩子的良賤。如此說來，在理論上，妓女的母親應當也是賤籍，但是實際上卻非如此，妓女很有可能是經過人口買賣而來，這類出身不明者，在一些研究中稱為私妓，以此來與官妓分別。
如唐傳奇《李娃傳》的女主角李娃，就以「二十年衣食之用」的代價來贖身，顯然她從年幼之時就被賣給了鴇母，長達二十年之久。在吐魯番文書中，就曾有一戶的紀錄中有許多少女，人口販子在邊境以較便宜的價格買下她們後，送往長安或者其他城市賣藝陪酒或者賣身。
人口販子與鴇母買下幼女或者少女之後，就要開始積極地訓練她們，在〈琵琶行〉序中，琵琶女自述曾經向「穆、曹二善才」學習。「善才」是唐人對於樂器名家的尊稱，其中的曹善才乃是一個琵琶世家的重要傳人，並曾有許多弟子，因此，琵琶女自言向他學藝並不奇怪。
琵琶女的學習過程，可說是一種投資，目的只有一個：讓她成為一株搖錢樹！
從「五陵年少爭纏頭」看晚唐的貧富不均
在白居易的詩句中，琵琶女回憶著她風華正盛的時代時，是如此描述的：「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五陵年少，指的是貴冑子弟；纏頭，是給予伎人的賞資。而詩中的「紅綃」之所以成為琵琶女的賞資，不只是因為紅綃昂貴美麗，更是因為絲織品本身就是唐人常使用的貨幣。在長安的青樓裡，客人也常以絲織品來支付酒資。
現代人往往很難想像布匹為什麼能作為貨幣，這是因為我們穿慣成衣的關係，但是在古代，布匹在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唐代的妓女而言，布匹裁製的衣物與配件，更是她們展現自己的關鍵，如同今日現代女性的名牌包一樣，都顯示了她們的身價。
唐代的絲織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綃」是其中一種極薄的絲織品，經過染色後的價格也與素色不同，紅色更是當時的正色，基本上只有貴族與仕宦人家才能擁有，如此看來，琵琶女的客戶確實如她所言，是一群「五陵年少」。
白居易在另一首詩〈賣炭翁〉中，說兩個跋扈的宦官以「半匹紅紗一丈綾」的價格，拿走了老翁重達千餘斤的木炭，半匹紅紗顯然與木炭的價格不成比例，對比著琵琶女的「一曲紅綃不知數」，更顯出長安城中嚴重的貧富不均。
「血色羅裙翻酒污」暗示的晚唐世況
琵琶女回憶著她的全盛時代，因為財富來得容易，所以她毫不珍惜地把昂貴的首飾拿來打拍子，鮮豔的紅裙被酒沾污了也不心疼。
唐代律令中明確地規定什麼樣的身分可以穿著哪些顏色、材質，而琵琶女並非士族，卻擁有理論上只有貴族才有的服飾，這可能顯示了律令中關於服飾的規定已然漸漸消解，這是因為中唐之後的藩鎮割據，節度使們紛紛想壯大自己，這使得讓商人有更多機會，商業繁盛與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成就了一個崇拜奢華的時代。
中唐是唐代文化的成熟期，有才華的士人也常被節度使們破格錄用為幕僚，在地方與中央之間流轉為官，此處作別之人，也不定何時又重逢。於是，唐代的筆記中出現了許多士人與地方的妓女們一見鍾情的故事，只是故事有時以離別作結、有時也能有美好的結局，悲喜之間，常常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態度，若是遇到了豪爽明理者，通常會遣人成就良緣，但是也有心胸狹小者，造成了愛情的悲劇。
然而，有時造成悲劇的不是人，而是時間或是距離。
晚唐有另一個故事，發生在一位外交使節身上，這個使節奉命前往新羅擔任冊封新羅國王的冊贈使，他在山東半島的青州登船，因為屢遭風浪，不得不暫留於青州，因此，與當地的妓女段東美相戀。而後，使節前往新羅時染疾，屢屢夢見段東美出現在夢中，不久就病死了，副使護送他的棺木回到青州，段東美聞知此訊，身穿素服來到驛站裡致祭，哀慟過度而死。（編按：見薛宜僚詩《別青州妓段東美》）
或者像文章開頭說的，也是一個關於離別的故事，不過那些發生在地方的故事裡，士人們的追求或者鍾情是主動的，官妓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甚至被當地的官員作為禮物贈予別人。但是身在長安的名妓，卻派出婢女追上她的戀人，並以她大膽纏綿的詩文風靡了長安，如果把她的故事與《李娃傳》或琵琶女聯想在一起，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長安的私妓擁有較多的自由，當然，這取決於她們的能力，畢竟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些「成功」的案例。
「老大嫁作商人婦」，唐代青樓女子最終的歸宿？
在風光之後，琵琶女因為年紀漸長而失去客源，她的親人也離她而去，最後，她嫁作商人之妻，在丈夫前往浮梁買茶時替他守著空船、等他回來，在夜間彈琵琶時被白居易等人聽見了樂音，因此有了〈琵琶行〉一詩。
琵琶女的婚姻並不幸福，遠離了長安，意味著她也離開了欣賞她音樂的人，有些人堅持，琵琶女只是「伎」人、而不是「妓」女，認為她是一個崇高的藝術家、不可能賣身，這或許是一種現代人先入為主的觀念。唐代不是性開放的社會，士族男子在婚前很難與未來的妻子戀愛，妓女是他們在愛情遊戲中的玩伴，卻常常只是逢場作戲。
所以青樓女子通常很難與她們的士族情人結為連理，她們要嘛嫁作商人婦，又或者收養其他的少女，或者讓自己的女兒也成為妓女，如同宿命一般複製著她們的人生。在晚唐的敦煌壁畫中，就有一對母女出資畫了佛教的壁畫，希望這樣的功德讓她們母女來世可以「捨賤從良」，捨棄賤籍、成為一般的平民。
在我們閱讀唐代的詩文時，常常把青樓女子想像得妖艷燦爛，那是因為我們只能閱讀到男人們的文字，是透過他們的眼睛在看這些女性，她們既是美麗神秘的仙女，也是放蕩無德的浪女。然而，她們其實是被唐代的階級社會所束縛的最底層，這是我們在閱讀這些文字時，必須要具備的憐憫與同情。
用「聽」的專欄謝金魚的野生歷史 即日起每周二、四於「1號課堂」連載 閉起眼睛，到遙遠的大唐帝國走一趟
我們從小在國文課本上看到的一代文壇宗師、傑出的詩人、宰相、書法家，他們若不是道貌岸然，就是憂國懷鄉，似乎生來就負有崇高的使命，連他們的挫折失意，都是為了更長遠的理想所做出的犧牲或伏筆。
但，真的是如此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