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想誌】以前，我們都在租書店看漫畫：臺灣租書店興衰小史

漫畫，從作者構思到讀者閱讀之間，存在一條長長的物質性流通鏈。在臺灣的漫畫發展史上，尤其是 1980 年代至 2000 年間，這一條流通鏈通往的最末端是提供收費借閱服務的「租書店」，無疑是最具話題性的一環。

租書店的出現，與活字印刷、大眾出版產業成熟密切相關。早在 18 世紀初的英國，就有向使用者收費的租借圖書館（lending library）及流通圖書館（circulating library）之記載，這類場所具有培養初階讀者的功能，也是世界推進「大眾出版文化」發展的重要環節。[1] 而在臺灣，租書店更是各種管道中，聲勢最強大、特色最鮮明、起伏最劇烈的端點，觀看租書產業的興衰與變遷，得以同時理解臺灣漫畫在不同時代的物質性變遷。[2]

 

從寄生到流通成形

臺灣租書店最早可追溯日治時期 1901 年《臺灣日日新報》一篇貸本屋（かしほんや）報導；而在 1909 年〈一日一商〉專欄更有「貸本屋」的營運介紹，文中可知講談本（坊間說書曲藝改寫的書）和小說最受歡迎，租價為售價的十分之一，守住30個老客戶即可存活。[3] 但這個圖像只是起點，因為，租書店作為臺灣的大眾創作和大眾閱讀之中間媒介，有幾度極為劇烈的變革。

租書店並不販賣書本，而是販賣書本閱讀的時間。[4] 因此，拆分書價為租金，藉此提高可近用性（accessibility），是全世界通俗文學的共同現象，臺灣的漫畫也不例外。

日治時期的「貸本屋」到了戰後，雖有 1946 年當局行政命令禁止日文書流通的限制，但據資深業者的說法，至 1950 年代仍可見租書店擺放日文書，讀者也多是日語時代的臺灣人。[5]

這個時期的租書業，並不是以我們熟悉的「租書店」為本業形式存在，而是附屬在街坊小店的夾縫之間。例如雜貨店的角落，或是流動式攤車。1946 年出生的媒體人南方朔，回憶 1950 年代的「流動租書攤」業者提到：
 

一台略大的板車，釘著幾排書架。攤販老闆踩著它，每週一次到我們村裡租書，從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停在村口廣場，兒童書則可現場席地而坐閱覽。那個時代沒甚麼娛樂，閱讀小說漫畫已是最大的消遣。[6]

1947 年出生的侯孝賢也自陳從小學五年級開始閱讀武俠小說，書籍的來源就是「跟著哥哥騎腳踏車去租書店一套套的租來看，『看得很快一下就看光光』，然後又開始租放在旁邊的言情小說，『有什麼就看什麼』。」[7]

這段時間的漫畫是什麼內容？仍待考察。但此時臺灣的漫畫，最具代表的是模仿兒童綜合雜誌，1953 年創刊的《學友》雜誌，上有不少陳光熙等漫畫家的作品，及 1954 年發刊《東方少年》也有刊載日本、美國與臺灣漫畫，類似雜誌如雨後春筍出刊，1958 年漫畫雜誌《漫畫大王》創刊，成為最重要的市場寵兒，陳定國的《孟麗君》、葉宏甲的「諸葛四郎」系列都是當時廣為人知的連載作品。[8]
  大致也是在這個時期，租書業為謀生路，最晚於 1950 年代末開始有專門供貨給租書店的出版社，也有租書店跨行兼營出版，自己出書自己租。租書店，模模糊糊地發展自己的流通迴圈。這些出版社發行的主要作品，包括中國民間故事、西洋文學名著、臺灣俠義傳奇各種來源改畫的「尪仔冊」（ang-á-tsheh），而尪仔冊的典型，最著名的應是陳海虹在1958年的《小俠龍捲風》武俠漫畫，及後來的「北游南許」的漫畫家游龍輝、許松山，以及許華良等人。[9]

1960 年代的臺灣，還有另外兩類書籍受到租書業青睞。一是以成年男性向讀者為客群的武俠小說，以 1950 年代中期香港的作家金庸為首，隨後臺灣的諸葛青雲、古龍、柳殘陽、臥龍生，十年間有將近數百位作家發表，成為租書的大宗。二是專門租給成年女性向讀者，自 1963 年作家瓊瑤《窗外》出版後湧現的言情小說，而後亦舒、玄小佛、徐薏藍投入，成為另一批租書亮點。

隨著兩大通俗文學市場的雛型初成，帶動出版社廣納寫手、工業生產，成為租書店的後盾。原本各自租給各自讀者群的租書業，開始有同一家店既出租武俠小說、又出租言情小說的狀況。原本分流而租的租書業，到 1970 年代末期出現整合的契機，並於 1980 年初期爆發了第一波擴張潮。
 

日漫及經濟成長的新刺激

租書店的大擴張潮，主因是 1970 年代末期，日本漫畫在臺灣的盛行。這是臺灣出版史的一段驚異奇航。由於臺灣和日本自 1972 年斷交，著作權失去國與國的協定保護，也因此，政治苦衷讓臺灣成為盜版行為的法外之地。

盜版的情形並非當時才發生。1950 年代，日本漫畫產業因手塚治虫以《新寶島》（新宝島）、《原子小金剛》（鉄腕アトム）提出語法變革，成功帶動產業發展，形成迥異於臺灣的漫畫出版榮景。當年《學友》和《東方少年》其實已暗地在翻譯轉引。[10] 但真正的日漫狂潮，起於 1975 年臺灣業者將日本原創漫畫配上翻譯送審，結果竟獲得審查單位「國立編譯館」核准，造成東立、尹士曼、小咪等出版商爭相翻譯出版「無授權」的日本漫畫。從 1977 年開始，眾多暢銷漫畫以不同譯名進入臺灣，例如《おれは鉄兵》變成《好小子》、《王家の紋章》變成《尼羅河女兒》、《ガラスの仮面》變成《千面女郎》、《ドラえもん》變成《機器貓小叮噹》，在臺灣爆紅。

同個時期，正好也是臺灣開始邁向「有閒、有錢、有閱讀能力」的時代轉折點──1966 年起，以加工出口區代表的出口替代政策推行成功，為臺灣創造了大量下班需要休閒的勞工，1968 年起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則為勞工配備了閱讀能力。租書店，就以這些新興的勞工階層為潛在顧客，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初爆炸性成長。租書業者嗅到將通俗作品整合的商機──漫畫、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在這個階段集結在同一家店裡，構成臺灣租書店的最基本圖像。至於推理、科幻、奇幻等類型小說，或是八卦、政論雜誌，又情色書刊，都算選購配備，端視老闆的品味和市場考量。

漫畫、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出版後，便循著流通系統流向各地讀者。在臺灣，租書店與一般書店是兩個不相干的通路：出版社會透過「中盤」批貨給租書店，一般書店則是找「書報社」的批發商供貨。當然也會有例外，例如瓊瑤、金庸等暢銷作品，租書業者有時仍須親自向書報社採購。[11] 不過整體而言，多數書籍完成印刷後，會統一匯聚到「中盤」的流通系統，借助火車、貨車出貨到各個縣市，在火車站附近集散，再由「中盤」的業務員分送到各自的租書店，最後在店頭出租，進入讀者手中。

1980 年代崛起的租書店，店面都不大，主攻「外借」生意，少數擁有大空間才擺椅子供客人「內閱」。租書店彷若人情味濃郁的社區書友聚會所，很多是一租成主顧，三十年如一日，客戶皆是街坊，可還書時結帳，甚至可拖到月底再算。[12] 這種社區型租書店的管理全是人工登記，店裡有一本登記簿，記下誰借出，而在書上則釘上厚紙本，成為另一套登記系統。作家郝譽翔回憶他 1980 年代少女時光的租書店日常：
 

租書店沒有電腦，老闆把每一本書的前後都釘上了厚紙板，借書的紀錄就寫在上面，而我的名字總在瓊瑤的小說上面反覆出現。[13]

老租書店典型的擺設，在牆壁兩端，分別是慣稱「文藝」或「查囝仔冊」（tsa-gín-á-tsheh）的言情小說、慣稱「查埔冊」（tsa-poo-tsheh）的武俠小說；而綽號「尪仔冊」的漫畫則多夾在二者中間成為緩衝。原則上，文藝小說（言情小說、羅曼史）是成年女性專屬，武俠小說是成年男性在讀，漫畫主力則是國中小學生。漫畫客戶長大會轉向文藝或武俠，成年男女讀者一般不太跨越彼此的邊界。[14]
 

網路崛起後的盛極而衰

盜版日漫帶來的租書店榮景，持續興旺到 1987 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廢止，再隔不到兩年，新聞局就開放日本漫畫合法進口。1989 年二月《少年快報》率先打開臺灣市場，之後《星期漫畫》週刊跟進，網羅本土漫畫家開啟臺漫創作。此時的臺灣也逐步回到國際外交舞台，頂不住各國要求整飭盜版王國的壓力，1992 年新《著作權法》通過並開始實施，將「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列為明文的違法行為。

盜版數十年的出版社，此時急與日本原出版商簽訂授權，原有盜版漫畫全部重新改版上市，開數大、紙質佳、印刷美，更能吸引讀者。租書店未見衝擊，反而迎來新一階段的質感革命，臺灣租書店的分布，也從原本以社區型為主的形貌，開始轉型，出現大量的全國性租書店。

1990 年起，「十大書坊」等連鎖體系興起，模仿金石堂書店的明亮採光、舒適空間的環境升級，隨後「皇冠租書城」、「花蝶」、「白鹿洞書坊」、「漫畫王」等租書店系統陸續加入，十年之間，連鎖租書店的總數達到至少 500 家。這是臺灣租書店的新黃金盛世，學生新顧客大量補上隊伍，租書店也更樂意投資。進入 21 世紀後依然還有擴張潮。很多愛讀書、懷理想的新手，透過「刷書手聯盟」、「租夢網」等討論群吸收營運新知，加入租書業，並開始引進一般暢銷書到店內，甚至輕小說等類型文學。

新的租書業者，不再固守三大類型，還加進被暱稱「文叢」的讀本類型，開創了不同於傳統的新格局。租書店的美好時光持續至此，獨立型加上連鎖店，家數估計超過 4000。

這是最後一波擴張。租書業的榮景此時雖尚未煙消雲散，但擴張已經很緩慢。之後，各種聚集而來的負能量，陸續降臨到租書業。2001 年開始，部分文藝界人士呼籲圖書分級制度，一時間，猛批言情小說和漫畫（如《課長島耕作》）帶有淫穢、色情成分，直指租書店「九成以上暗藏春色」毒害青少年。

原要保護兒童的箭矛，看似射向出版業，租書店卻是最前線的苦主。2004 年《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實施，其中第八條規定「租售限制級出版品者，應將限制級出版品以下列方式擇一陳列：一、設置專區，二、設置專櫃，三、外加封套。前項專區、專櫃，應明顯標示『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租買』字樣」。租書業者忙著貼標簽、設專區、貼告示「未滿 18 歲請勿進入本店」，營運成本大幅增加，租書店騷亂不已，有的甚至結束營業。

這個時代，還出現比分級制更壓垮租書店的新科技──網路發表平台。2003 年，中文世界的「起点中文网」出現，網路漫畫平台也相繼出現，2004 年韓國 Naver Webtoon、2005 年日本 BOOK☆WALKER 設立，再到 2007 年 iPhone、2010年 iPad 相繼問世，網路漫畫平台改寫了漫畫的媒介史。植物記憶式的紙本漫畫，轉化為礦物記憶式的傳遞方式。漫畫在手機等個人行動裝置閱讀變得更加即時，也更節省成本。新的漫畫閱讀世代，不再走進店裡註冊，也不再內閱與外借。2004 年前後，傳統租書店作為實體社交空間、地下文化中介的功能，徹底喪失，業者不堪讀者流失，出現大量租書店頂讓與歇業潮。
 

傳播效率與空間意義的終焉

臺灣租書店以獨特的「高效流通」模式，在歷史中成功扮演了拓展大眾閱讀的關鍵中介角色。尤其自 1980 年代起，租書店以平價的文化消費空間，滿足了當時經濟水平提升、擁有休閒餘裕且具備識字能力的讀者。作為一種庶民化的中介體系，租書店降低了閱讀門檻，推動了漫畫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

而這項曾盛極一時的物理中介體系，近 20 年間經歷了急遽的空間萎縮。根據財政部統計，全臺租書店於 2000 年全盛期曾超過 4000 家，但至 2021 年 6 月顯示僅餘 490 家。[15] 此種結構性衰退，在文策院的消費行為調查中亦獲得實證：2020 年雖有約三成六的具閱讀習慣民眾閱讀漫畫，但在管道來源上，線上閱讀比率已達 53.5%，顯見漫畫消費已跨越轉捩點，正式從實體紙媒導向數位優先的時代。[16]

租書店的興替史，是臺灣漫畫流通的見證：從早期臺灣本土創作者的零星萌芽，再是盜版日漫盛極一時的文化狂潮，而當漫畫書籍史的流通技術、載體媒介與消費邏輯已全面在「雲端化」靠攏，租書店的物理中介功能也不再必需。租書店作為物質性存在的必要性，已將告別階段的歷史使命，一去難以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