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可以治國嗎？──讓男人焦慮不已的歐洲女王時代

「是男生，是男生！」 6 日上午 8 時 50 分左右，日本各大頻道播出二皇子妃紀子產下男嬰的好消息，幾乎所有的播報員都提高了嗓門，向屏息以待的日本國民報告了這個消息。……這是日本皇室暌違 41 年之後，誕生的第一個男嬰，無疑解決了皇室長年以來沒有男嗣的皇位繼承問題。[1]

2006 年 9 月 6 日，日本皇室誕生了一位男嗣，舉國歡騰。對於這個消息，日本首相說這是「日本的喜慶之日」，一般店家則招待蛋糕或清酒共享喜氣。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日本也身列民主多元的已開發國家之一，而且皇室並沒有政治實權，天皇的存在僅具象徵意義，可是皇室與許多人民仍然認為男嗣才能延續皇室正統。儘管日本史上曾出現過八位女天皇；儘管日本也有興盛的女權運動，但在皇位繼承上，女子仍未得到同等的權利。

在此之前，日本天皇明仁已有三位孫女，卻遲遲沒有皇孫延續所謂「萬世一系」的皇位。現在皇室與許多支持皇室傳統的保守派人士終於一償宿願，也有人預估日本的經濟將因此看好。皇孫誕生之後，普天同慶的畫面，透過電視不斷播送，像極了英格蘭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47）的時代。

在亨利統治近 30 年之時，他的第三任王后希摩爾（Jane Seymour, 1536-37）終於在 1537 年 10 月 12 日為王室產下一名男嗣，取名為愛德華，即後來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r. 1547-53）。王子誕生的消息公布後，亦是舉國歡騰，「全國各地施放煙火，人人充滿欣喜地感謝全能的上帝，因為祂賜與了一位尊貴的王子來繼承這個國家的王位。」[2]

據說連國王本人都激動得流下淚來，而臣民不分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也同感振奮，相信愛德華的誕生代表上帝不再讓英格蘭人遭受苦難，國家將會欣欣向榮。隨著王子誕生、受洗、受封（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歡欣鼓舞的氣氛在英格蘭延續數週，人們在街上隨處可以喝到熱心民眾提供的酒，倫敦塔上也不斷射出禮炮致敬，估計這段時間共發射了兩千響禮炮。[3]

在愛德華誕生之前，亨利王已有兩名女兒，分別是亨利第一任王后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在 1516 年 2 月 18 日所生的瑪麗公主（Mary Tudor, 1516-58），以及第二任王后安葆琳（Anne Boleyn, 1501-36）在 1533 年 9 月 7 日所生的伊莉莎白公主（Elizabeth Tudor, 1533-1603）。雖然亨利的嬪妃布朗特（Elizabeth Blount）在 1519 年曾為國王生下兒子，名為亨利．費茲羅伊（Henry Fitzroy），但他不具有合法繼承資格。

在愛德華誕生之前，亨利始終無法摒除對王位繼承的憂慮。

此憂慮其來有自，第一，英格蘭在法律上雖不排斥女子繼位，但歷史上從無女王主政。

第二，繼承危機總易引發內戰，殷鑑不遠。因為英格蘭在 1455 至 1485 年之間，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與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繼承紛爭，即爆發了流血內戰，史稱玫瑰戰爭（Wars of Roses）。

都鐸王朝即是由此內戰脫胎而出，首位君主亨利七世（Henry VII, 1485-1509）即位之後，仍不餘遺力地確立統治合法性，並藉著與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聯姻，增進王位正統性。

至亨利八世繼承王位，兼具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血統，都鐸王朝的正統性才毫無疑義。但都鐸王朝能否穩固延續，則需另一位合法男嗣繼承。

第三，君王不能育有男嗣，在當時被認為是「神譴」的象徵，必是君王犯了某種罪，使他的男嗣若非流產便是夭折。例如亨利的第一任王后凱薩琳，除了流產多次之外，在 1511 年曾幸運的生下王子亨利（Henry Tudor），當時也曾薄海歡騰，可是亨利王子七週之後瘁死，這個事件使得國王自省「他做了什麼觸犯上帝的事」？[4]後來，王后在 1515 年又產一子夭折，此後再也未能為國王產下男嗣。

到了 1527 年亨利已在思考是否與凱薩琳離婚，或更正確的說法是，他要請教宗確認他與凱薩琳的婚姻無效，因為這項婚姻觸犯了上帝的律法。根據《舊約聖經》〈利未記〉20章21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亨利在 1528 年與法國使節會談時，以及在 1529 年離婚案件審判時，都提及這條律法使他深感良心不安。[5]

後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亨利八世》一劇中，也從這個角度揣摩了國王的心境：

這段話或許更能生動的表達當時亨利王的恐慌。

亨利八世因訴求婚姻無效一案，與羅馬教宗決裂，並於 1533 年與安葆琳成婚。不幸的，安葆琳也無法為國王生下男嗣，她在產下伊莉莎白公主之後，流產兩次，而且第二次是個男嬰。看來亨利的罪仍然沒有完全清除，或者是犯了別的罪無法得到上帝寬恕。

但是這一次他不須經歷冗長的程序除去王后，因為安葆琳被控與五名男子通姦，包括與自己的兄弟亂倫，並企圖謀殺國王。這些指控是在國王默許之下，由安葆琳的敵對派陳訴，無力對抗的安葆琳最後在 1536 年 5 月 19 日被送上斷頭臺。[7] 不久亨利即與希摩爾成婚，愛德華王子隨之誕生。至此，亨利相信自己的罪已完全清除，英格蘭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顧。愛德華的誕生一如日本男嗣的誕生，為統治者與人們帶來新生的喜悅和期待。

日本皇孫出生之後，日本政府原本要修改《皇室典範》，讓女子也能繼承皇位的提議暫時停滯。不過也有人提出警告，日本皇室未來終難避免繼承危機，因為皇孫不見得能順利孕育男嗣。

同樣的擔憂出現在都鐸王朝，雖然亨利有了男繼承人，但愛德華王子體弱多病，之後的三任王后無一能為亨利王再生一男，而瑪麗與伊莉莎白兩位公主又分別在 1534 年 和 1536 年繼承法案中，被認定為私生女，不得繼承王位。

亨利不得已在 1554 年要求國會通過新的繼承法規，明訂：萬一國王與王子愛德華未再有任何子嗣，王位傳予國王長女瑪麗及其後裔；若瑪麗也未有後，則傳予次女伊莉莎白及其後裔。[8]

此為亨利時代所通過的第三個繼承法案，法案中也給予國王未來透過特令或遺囑的方式，確認繼承人選次序。後來亨利在 1546 年 12 月 30 所頒訂的遺囑中，仍維持原案。

之後英格蘭歷史的演變，終究讓亨利八世的擔憂化為事實。愛德華六世於 1547 年即位，在 1553 年病逝，王位落到亨利八世的長女瑪麗手中，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女王。瑪麗雖然成婚卻無一子半女，王位由次女伊莉莎白繼承，直至 1603 年英格蘭王位才轉回男君的手上。

總計達半個世紀之久，英格蘭都在女性統治之下。在這 50 年內，除了瑪麗即位之初爆發短暫的繼承戰爭之外，並沒有嚴重的內戰，但這已是後話。

亨利王時代或兩位女王的時代，英格蘭人民對女性統治有揮之不去的深層憂慮，這種擔憂主要來自心理層面與傳統文化，包括要有男嗣才能傳宗接代的觀念、對女人才德的鄙視，或對「牝雞司晨」的焦慮，這些心態在歐洲傳統社會，一如在傳統中國，均十分普遍。

若說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歐洲是一個女主的時代，並不誇大。

除了前文已提到的英格蘭女王瑪麗與伊莉莎白之外，在西班牙有依莎貝拉女王（Isabella of Castile, r. 1474-1504）、其女歡娜女王（Juana of Castile, r. 1504-16）；在法國有攝政王太后路易斯（Louise of Savoy，攝政 1515-16;1525-29）及凱薩琳（Queen Catherine de Médici，攝政 1560-63;1574-75）；在荷蘭地區有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攝政的女主，包括奧地利女公爵瑪格麗特（Margaret of Austria，攝政1507-15; 1519-30）、匈牙利女公爵瑪麗（Mary of Hungary，攝政 1531-55）、帕瑪女公爵瑪格麗特（Margaret of Parma，攝政 1559-67）；在蘇格蘭則有攝政王太后瑪麗（Queen Mary of Guise，攝政 1554-1560）、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親政 1561-67）。還有其他多位王后在君王出征或幼子在位時擔任攝政，可參見附表一。

這種由女人當家的局面，在 1559 年至 1600 年之間尤為突出，西歐地區此時期只有西班牙完全由男君統治。[9]

對近代早期的男性而言，一個女人站在整個政治結構的頂峰，當她是所有人的「頭」時，這情況與他心中奉以為常的規範和秩序背離。即使慣例上某些王國男嗣斷絕時由長女繼承王位；君主未成年或出征時，常由母親或妻子攝政，但傳統社會面對這樣的狀態仍會產生心理上的焦慮、理論上的困擾，或是實際的爭執。

史家很少能找到一般人面對女人執政的情況時，心中所產生的焦慮，不過政治菁英的感受則有痕跡可循，例如在英格蘭瑪麗女王登基之後，有一位新教徒說說：「啊！主，您把帝國從一個男人手中取走，交付給一個女人，似乎就是對我們英格蘭人非常不悅的表示。因為……當您的子民不值得擁有合法、自然而適切的統治者時，您就讓女人來統治他們。」他擔憂英格蘭人的苦難就此開始。[10]

又例如與亨利王同時期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五世（James V, 1513-42），在臨死之前得知他的王后產下一女（即後來的蘇格蘭瑪麗女王）的消息時，痛心長嘆：「這事有魔鬼跟著，它怎樣開始就會怎樣結束；它從一個女人來，也會斷送在一個女人手上。」[11]

雖然蘇格蘭司徒亞特王朝（Stuart Dynasty）並未在瑪麗女王手上結束，後來其子詹姆士六世（James VI, 1567-1625）反而承繼了英格蘭王位，統治英、蘇兩國。但詹姆士五世當時的憂慮是許多政治菁英共同的憂慮。

除了心裡的焦慮之外，女性統治時常產生實際的內戰或政爭。例如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Henry I, r. 1100-35）駕崩之後，僅遺一女瑪堤爾達（Matilda, 1102-67）可繼承王位。但英格蘭貴族不願接受女子為王，在溫徹斯特主教亨利（Henry of Blois）運作下，共同推舉國王的外甥史蒂芬（King Stephen, r. 1135-54)為王，並獲得教宗的承認。

瑪堤爾達眼見王位被奪，隨即由安茹地區（Anjou，為瑪堤爾達第二任丈夫〔Geoffrey V, Count of Anjou and Maine〕所居地）率兵進入英格蘭，與史蒂芬王之間爆發長達十八年的內戰，至 1153 年才完全結束。瑪堤爾達在內戰中雖偶有勝利，但未得到足夠的支持，在 1147 年被迫逃回法國。

這場內戰由其子亨利（Henry，即後來的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1154-89〕）延續下去，最後是在史蒂芬同意任命亨利為繼承人之下，才結束了這場內戰。瑪堤爾達的失敗終使她無緣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女王。

因女人攝政而導致的政爭更是不勝枚舉，例如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 r. 1515-47）的母親路易絲（Louise of Savoy,  1476-1531），在 1515-1516 及 1523-1529 之間因國王出征而兩度擔任攝政。路易絲攝政期間即遭受不少來自男性貴族的阻力，對她的職權多所限制；最嚴重的鬥爭是在 1525 年時，反對派推出與國王血緣最近的男性親屬查理（Charles de Bourbon），要求路易絲退位改由查理擔任攝政。[12]

其他相似的狀況在歐洲各地都曾出現，反對女性攝政的一方多是與王室血緣相近的男性貴族，他們提出的理由不外是女人無權掌有公共權威，或女人天性不宜主政等。這些女攝政常則需要支持者利用各種說法來支持統治的正當性，例如母后與國王之間血緣的親近性，天生的母愛所產生的保護之心與謹慎、細膩等特質，都可用來說服或降低反對的聲音。

但是歐洲中古或近代早期，整體的政治理論背景對女性統治偏於不利。就以英格蘭中古末期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佛特斯鳩（Sir John Fortescue, c.1395- c.1477）為例，[13]他在 1462 年左右年討論到王位合法性時，他以國王手觸治病的神蹟（the King’s touch）作為說明的範例之一。

他認為只有正統合法的君王行此儀式時，才能真正治癒患腺病（scrofula，當時的人也稱之為國王的病 the king’s evil ）的人，因為只有合法的君主才會得神的恩賜，而擁有神奇的治療能力。[14]

佛特斯鳩在作品中也提到女人與此儀式的關係。他說：「英格蘭的國王在王位上負有許多的職責，這些職責是女人的天性做不到的。」所以他認為一個女人即使貴為王后（或女王），來執行這個儀式都不可能有效。他寫道：

英格蘭的國王因受上天特殊的恩惠，具有某些能力（powers），而這些能力也是這個國家內的王后（queens 也可指女王）無法擁有的。英格蘭的國王用他們已被抹油的手，碰觸患了某種疾病的人民，即可去除並治癒這種疾病，這種病痛一般稱之為國王的病（the King’s Evil），除了此法無藥可救。而這種神賜的能力是王后（或女王）所沒有的。[15]

如果女人無法具有這種神奇的能力，就代表她不可能得到神特殊的眷顧，那麼女人的統治究竟是不是合法的？

統治者沒有了神的眷顧，也就令人不得不擔心，人民的苦難就此降臨。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左岸出版《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治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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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不列顛，正值蓬勃的「文藝復興」與多變的「宗教改革」時代。南方的英格蘭，在都鐸王朝第三任君主愛德華六世駕崩之後，便開啟了「女人治國」的時代。先有「血腥瑪麗」之稱的瑪麗女王（Mary I），後有伊莉莎白女王（Elizabeth I）。在北方的蘇格蘭，司徒亞特王朝從1554年到1567年，先有瑪麗王太后（Mary of Guise）攝政，後有瑪麗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統治，與英格蘭的女王相輝映。她們的出現，引發了當時女人有沒有權利和才能治國的討論。

無論是引用聖經文獻，或是訴諸古老的傳統，這場辯論並不是單純的言詞交鋒而已，背後更牽涉當時宗教和政治利益的衝突。作者將這場辯論匯入十六世紀的思想文化脈絡中，還將視野擴大到同時代的歐洲大陸，增加了「女性統治」這個當代議題豐富的面向。

附表一：十六世紀歐洲的女王與女攝政

說明：表中所列年代為生卒年，而非統治或攝政時期。

[1] 《聯合報》2006 年 9 月 7 日，A8。

[2] 引自 David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Gloucestershire: Sutton, 1996), 104.

[3]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105.

[4]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21.

[5] Mortimer Levine, Tudor Dynastic Problems, 1460-1571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3), 55.

[6]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Henry VIII, II-4, 文見阮珅譯，《亨利八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466。

[7]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82-89.

[8] XXXV, Henry VIII, cap. 1,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3, 955.

[9] Lisa Hopkins, Writing Renaissance Queens: Texts by and about Elizabeth I and Mary, Queen of Scot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關於十五、十六世紀的女主參見：M. B. Ryley, Queens of the Renaissance (Massachusetts: Corner House Publishers, 1982); Liza Hopkins, Women Who Would Be Kings: Female Rul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1); Sharon L. Jansen, The Monstrous Regiments of Women: Female Rul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0] Thomas Becon, An Humble Supplication unto God (Strasburgh, 1554), in Prayers and Other Pieces of Thomas Becon, ed. John Ayre (Cambridge, 1968), 227.

[11] John Knox,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in The Works of John Knox, vol. 1, ed. David Laing (Edinburgh: James Thin, 1845; reprint,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91.

[12] 參見Elizabeth McCartney, “The King’s Mother and Royal Prerogative in Early-Sixteenth-Century France,” in Medieval Queenship, ed. John Carmi Parsons (UK: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4), 117-141.

[13] 佛特斯鳩在玫瑰戰爭時期，在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的鬥爭中，他擁護前者的王位正統性，並曾隨亨利六世（Henry VI, r. 1422-61, 1470-71）流亡到蘇格蘭（1461-63）。他在這段時間寫了多部支持蘭開斯特統治權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有二：《讚頌英格蘭的法律》（De laudibus legume Anglie, 1468）及《論英格蘭的統治》（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1471）。參見Shelley Lockwood, 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John Fortescue, De titulo Edwardi comitis Marchie, in The Works of Sir John Fortescue, ed. Lord Clermont (London: printed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1869), 70. 相關討論見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Monarchy and Miracl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1)及Raymond Crawfurd, The King’s Evi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15] John Fortescue, Of the Title of the House of York, in The Works of Sir John Fortescue, 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