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原則不能空談──清代中國知識人如何打破僵化的「理學」？

「理學」、「禮學」同音異義，容易讓人傻傻分不清楚。兩者的差別究竟何在？「禮」是根據人的情感制訂出的具體規範。人對父母的尊敬和關愛，通過遵守「禮」的規範，適當地表現出來。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論語》中，孟懿子問孔子何謂「孝」？孔子說：「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孔子指的是當父母在世，要以「禮」相待；當父母過世，要依「禮」幫他們下葬。

不過，時代不同，對「禮」的解釋也並非始終如一。

在宋代，宋儒有些不同的主張。他們認為「禮」必須從人的內在「道德」開始探討。這個「道德」的本體稱之為「理」。「理」是純善，是內在道德的根源。所以宋儒朱熹，便將孔子所說的「無違」，解釋成「不背於理」。簡言之，「禮」是道德的具體實踐規範；「理」則是內在的道德本體，兩者並非對立，而是互為表裡的概念。

「理學」在宋代蔚為流行，成為讀書人提升內在道德，改善社會教化的準則和依歸。但是發展到後來，「理學」變得愈來愈簡化而且僵固。由於宋儒認為，「人欲」會傷害人本來具有的「天理」，因此要「去人欲」，於是就演變成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結果，以至於到後來被清代學者批評為「以理殺人」。

「理學」發展到明代，曾出現王陽明（1472-1529）的「心學」與之對抗。「心學」的內涵在於肯定人的內在皆有良知，當良知顯豁出來，人的一切作為都不會違背良知，因此無須「去人欲」。但是此一思想發展到後來，竟然變成極端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

也就是說，即使放縱情欲，人也能夠成為聖人。在明代滅亡之後，明遺民顧炎武（1613-1682）就認定明代滅亡正是因為知識分子不重視現實問題的結果。有清一代，從朝廷到地方的知識分子，都相當重視「實務」，也希望找出改善社會風氣的具體措施。

張壽安於 1994 年出版的《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即在探究清代學者的思想焦慮。書中指出清中葉出現一股「以禮代理」的思想變革，以講求實用、具體的「禮學」取代空談心性的「理學」，說明清代知識分子革除僵固「理」學，重建合於人情之「禮」學的思索軌跡。

張壽安提出「以禮代理」之說，反轉人們過去對清代無思想的誤解，讓人們重新看見清代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這些關懷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怎麼體現在「禮」之上？又如何利用考據的方法，反省社會上不知變通的「理學」，建構新的「禮學」？

過去許多學者都指出清代是一個講究「考據」的時代。所謂「考據」，指的是針對經書當中的詞彙、概念進行溯源式的考鏡源流。藉由考據，還原經文真正的涵義。考據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工夫，從古代文獻裡找出材料證明自己的說法。考據講求大量蒐羅材料、歸納、整理古人說法，反而被後來的學者認為缺乏「思想」。

在這「以禮代理」運動中，張壽安將淩廷堪（1755-1809）放在核心位置，這是因為淩廷堪在這場思想變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淩廷堪艱困的為學歷程讓其成年後專注於社會教育，30歲考上進士後，他在地方擔任「教諭」（縣內教育機關的教師，負責教育生員），這個位置讓他能夠發揮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淩廷堪所處的時代，是考據學發展鼎盛之時，他雖然學到了考據的方法，但是也體認到考據發展到極端的結果，令學者鎮日在古書中鑽研，離「現實」愈來愈遠。

而在此同時，淩廷堪所生長、學習的環境：徽州，是程朱理學的重鎮。以戴震（1723-1777）為代表的徽州儒者，致力於轉化程朱理學。戴震認為，程朱理學中所強調的「天理、人欲」二分的架構，其實根本違背人的本性。唯有先肯定人的欲望，才能講天理，這個說法讓「人之情欲」逐漸受到重視。淩廷堪就在考據學與戴震「新理學」的浪潮中，進一步發展出關於「禮」的一套看法。

「禮」是儀式、祭典、制度、規範等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與內在的道德密不可分。然而，內在與外在表現如何呼應「禮」？

淩廷堪認為道德表現在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這些人與人的關係上，其中又可分為「血緣」與「非血緣」。對父子、昆弟為血緣關係，以「親親」為本；而對君臣、夫婦、朋友為非血緣關係，則以「尊尊」為本。

「親親」與「尊尊」都是動詞加名詞的結構，前者為對待有血緣的親族之情感表現；後者為對待無血緣對象的態度。淩廷堪認為，「親親」應在「尊尊」之前。舉例來說，宋儒強調「尊君」、「尊父」，夫妻之間要以夫為尊；君臣之間要以君為尊。所以假設一個結了婚的男人A在外結識了一名小三 B。B 為 A 生了一個兒子。在宋儒看來，為了守住 A 的尊嚴，B 的兒子不能夠對外公開自己的身分，因為要以父為尊，而公開身分等於損害父親聲譽。但對淩廷堪而言，這非常不通人情，這個孩子也同時是 A 與 B 的孩子，不公開身分等於否定了他們之間的「親親」關係，對 B 也是一種傷害。

從這個例子就能知道，人生於群體之中，人生的各個階段難免與他人產生關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諸多複雜且難解的關係，若不能妥善地整頓秩序、安頓人情，許多摩擦、糾紛、情緒便難以避免。淩廷堪推崇「禮學」，是因為他希望以更合於人性、人情的方式調整「禮」的規範。這也是張壽安從淩廷堪的思想中所發現的「以禮代理」。

淩廷堪「以禮代理」的思想得到兩廣總督阮元，以及清代知名學者焦循的進一步推廣，開始影響徽州、江浙一帶地區，所向披靡。淩廷堪強調「考據」只是一種方法，而「經世致用」才是學者應該追求的方向。所有的道德情感、道德原則，都必須在具體可實踐的制度當中呈現出來，否則都只是空談。道德不再只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而是具體的「禮」，通過「禮」的體驗、學習，也能使人體會「禮制」安排的意義和道理。

若將視野放回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即便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結構與倫常關係與清代全然迥異，但淩廷堪「以禮代理」的關懷，仍然可以讓我們思考「禮」或「制度」的基礎問題。

中國思想的內斂之處往往呈現在內與外的調和與節制中。「禮」的建構就是為了讓內在的情感（如對父母的感謝與愛、夫妻之間、朋友之間的相處、情緒與欲望）通過適當方式表現出來，而不去傷害到他人。

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在於建構一個和諧社會、追求一種內外調和的完善制度。淩廷堪「以禮代理」的思考是重新反省宋代以降「以父為尊」、僵固的「天理」之說，修正缺乏社會現實基礎的「理學」，安頓人的情感，為人生找回現實的立足點。

「禮」，或說「制度」，並非一成不變、僵固的「真理」。社會需要「制度」維持秩序，但「制度」的基礎在人，「禮」與「制度」都是人的價值觀念的延伸與結果。在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裡，人們始終在思索、反省、批判主流價值觀，並提出新的思想架構。我們從張壽安對淩廷堪的研究裡，早已看見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何檢討過去不合理的「理」，並提出新的、適合人們遵循的「禮」。

2002 年，張壽安接續出版《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說明清代中葉的讀書人通過提倡「禮」的「親親」與「尊尊」思想，恢復、改善過去僵化的社會結構，重新理解家庭、人倫、君臣、朋友之間的倫理分際。張壽安的這二本書彼此補充，讓我們看到清代學者對「禮學」的深刻思考。

在今天，我們的生活當中仍然經常碰到各種「禮」的規範，從婚禮到喪葬儀式皆然。不過，隨著忙碌的現代生活，許多「禮」的儀式已經逐漸簡化甚至取消，這或許也應證了淩廷堪所謂「禮」應該要隨時而變，而且依照具體事例而定的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