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朝鮮國王突然下令全國「禁止奢侈」，背後真正的考量動機是？

1734 年，朝鮮國王英祖（李昑，1694-1776）召集臣子，命令他們從過去的法律叢書中，尋覓出每一項關於「禁止奢侈」的條文，整理成一份針對「禁止奢侈」的告示，要求全國上下一體遵行。

英祖在韓國歷史上號稱名君，當時在位已逾十年，不是一位剛剛登基、不明事理的君王，此次行動必定考量已久。他擔心平民百姓看不懂漢字，特地請人翻譯成民間流行的「諺文」，即現在朝鮮半島上通行的韓文，務必令人人知曉這份公告。

從今日的脈絡理解「禁止奢侈」一事，借用中國大陸媒體「打奢」一詞，頗能道出其內涵。簡而言之，朝鮮英祖不滿當時過於奢侈的風尚，決定徹底根除這種現象，於是決定禁奢。針對這件事情，另有一個稱呼：「禁紋令」，指的是禁止使用有紋樣的布料。因為這些織有漂亮花紋的布料，幾乎不產自朝鮮境內，而是從中國進口的高級商品。換句話說，禁紋令、禁奢令，目標直指中國，朝鮮希望百姓能夠少買中國商品。

朝鮮官方的禁奢行動似乎成效有限，在英祖宣告禁奢的三十五年後，他又重新申明，禁止婚禮時使用「唐物」，也就是中國商品。同時取締在北京購買絲織品的朝鮮人，違者重罰。然而，禁奢三十五年後再次高舉旗幟，不免令人質疑禁紋令沒有實質功效，於是官方必須屢屢申誡。惡性循環的結果，朝鮮君王多次斥責、頒布命令，凸顯根本無法禁止的現象。中國商品宛如洪水，席捲而來。

朝鮮國王為何對中國商品如此深惡痛絕，頻繁地禁止奢侈風俗？

首先，中國商品數量之多，以及使用階層之普遍，幾乎涵蓋當時朝鮮全境。英祖命人將法律條文翻譯成諺文，顯見即使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升斗小民，也能夠獲得中國商品，並與其他朝鮮人一樣喜愛。

其次，發生於朝鮮宮廷的這件歷史事件，彰顯當時朝鮮、清朝兩國貿易多麼密切。朝鮮官方承認當時習俗不貴土產，必貴華物。在這樣的情況下，朝鮮使用白銀向中國購買貨物，大量中國商品流入朝鮮，換來的是朝鮮流失大量白銀。朝鮮英祖禁止奢侈的政策背後，考量的就是減少輸入中國貨，以期降低白銀外流的速度。朝鮮的富人連居處都仿效中國風，器皿必貴唐物，朝鮮即使有再多的白銀都不足以支應，最終必定導致通貨緊縮，經濟危機迭生。

那麼，這些「中國製造」的唐物從何而來？

朝鮮英祖面對的問題，是一個漫長累積的結果，必須追溯到清朝、朝鮮兩國交往的開始：1637 年。歷史學家將這一年視為兩國締結「宗藩關係」之始，宗藩關係是當時國際政治的互動模式，由一個國家擔任「宗主國」，數個國家則是「藩屬國」。在政治上，藩屬向宗主效忠，並受其冊封才算獲得統治的合法肯認。換句話說，藩屬國必須得到宗主國的承認，才算是擁有統治藩屬國的合法權力。

1636年底，清朝皇帝皇太極（1592-1643）領兵十萬，征伐朝鮮。1637 年初，南漢山城的朝鮮國王仁祖（1595-1649）決定出城投降，宣誓此後與明國斷絕關係，改奉大清為宗主國，使用清國年號，並定期派遣使節團前往清國首都朝貢。朝鮮英祖苦思解決的奢侈貨物問題，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清國定鼎中原之後，朝鮮使節定期前往中國的制度，在戰亂之後日漸穩固。朝鮮官方組織一個約三百人的使節團，年年代表朝鮮國王進京朝見。這不僅是一個肩負政治使命的使節團，同時兼具文化、經濟的功能。文化層面，朝鮮使者利用遊歷北京的機會，結識清朝的讀書人，探聽中國的政治情報，學習中國的學問。更重要的是，透過定期的北京旅行，朝鮮使節團上下沿路趁機貿易。根據清朝官方的規定，使節團在北京的居所「會同館」，經由官方安排，可帶貨物來此貿易。

除此之外，一過鴨綠江，進入清國境內，或正式或走私，各種交易管道流通著兩國的貨物。關於朝鮮使節團前往清國的路線，可由這幅《盛京輿地全圖》略窺一二。

「使行貿易」與「邊境互市」是兩國經濟交往的重心所在，朝鮮方面曾一度日進斗金。從兩國締結宗藩關係算起，至 1700 年之前，堪稱朝鮮商人的黃金歲月。當時朝鮮透過與日本的對馬島貿易，獲取大量的日本白銀。經由使行貿易，朝鮮人花費白銀向清朝購買中國商品，再轉手賣給日本。此一國際轉手貿易的利潤極為驚人，朝鮮等於是做無本生意，他們利用中國貨物換來日本白銀，交互循環，生生不息。

然而，好景不常，1700 年以降，清國開始直接與日本貿易，國際轉手貿易的需求降低。同時日本國內培植人蔘的技術不斷革新，對朝鮮的貿易需求減弱；且日本官方也想管控白銀存量，希望白銀不致大量外流。綜合上述的國際情勢，朝鮮使行貿易的利基持續削弱。相形之下，對外貿易的情勢益發惡化，朝鮮國內對唐品華物的需求卻是連年增加，倘若放縱朝鮮百姓繼續依賴中國奢侈品，則朝鮮的白銀必將花費殆盡。因此發生 1734 年的禁奢令，以及之後針對中國商品的禁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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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英祖的時代，兩國透過貿易打造的緊密連結，將逾一百年，沒有一方能夠片面切斷這張商業網絡。清朝內部也針對朝鮮的使行貿易，發展出完整的產業生態，例如依照朝鮮人品味而織造布匹的中國商人，或是專門運送朝鮮使節團貨物的「物流業」（攬頭）。當英祖開始下令禁奢，無異於引發連鎖效應，重擊千里之外的清國產業。

鄭世泰就是專營朝鮮生意的北京商人，他主要賣布疋，當時使行貿易購買的綢緞皆出自其家。鄭世泰熟知朝鮮人喜歡那些紋樣，每年向江南預先訂製，運至北京，等待朝鮮貴客上門。朝鮮使節，乃至朝鮮宮廷裡的人，無不喜愛鄭家的商品，於是不論大小買賣，皆奔鄭家。當朝鮮正祖（李祘，1752-1800）繼承祖父英祖之志，更徹底的實施禁紋令、禁奢令時，長年把持朝鮮生意的北京鄭家仍渾然不知。最終，鄭家那些迎合朝鮮人品味的貨物，因為禁紋令而乏人問津，又不受中國本地人喜愛，只能堆積在倉庫，成為無用之物。

朝鮮英祖抵制中國商品的故事，不僅僅是「朝鮮的歷史故事」，一如北京鄭家的境遇難逃「朝鮮因素」的影響。貿易打造了一條連結兩國的鎖鏈，任一方皆無法擅自切斷，而雙方必須共同承受後果。

這段關於貿易的精采故事，出自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 1637-1894》一書，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三十九種。本書初出版於 1978 年，三十八年來為中外學界譽為經典。雖然書名以「宗藩貿易」命題，分析的範疇實不止於經濟層面。作者詳實地重建相關歷史事實，遠從兩國如何締結宗藩關係，析論各種歷史陳因；近至使行貿易、邊市貿易在不同時期的經營狀態，總結興衰成敗的緣由，在在提出開創性的見解。

 

當代以中朝關係史為志向的研究者，無法繞開的兩堵高牆，一是日本學者藤塚鄰（1879-1948）的《清朝文化東伝の研究―嘉慶・道光学壇と李朝の金阮堂―》（ 国書刊行会，1975），另一即是本書《清韓宗藩貿易 1637-1894》。前者奠定中朝文化史研究的取徑，後者則是廓清兩國交往的史實，並建立起一個從「比較性視野」探討中朝關係史的方法。本書值得一讀再讀，其中不惟展現作者令人既佩服又嚮往的洞見，更藏有諸多值得深入的問題，留待讀者從漢城出發，朝著北京緩緩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