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點名時回答喊「有！」其實是孫中山「以俄為師」的延續？

你可曾想過，為什麼課堂點名是回答有沒有的「有」，而不是「到」、「在」或是延續清朝的「嗻」？這要從歷史說起。

1923 年秋天，共產國際派遣代表鮑羅廷（М.М. Бородин）赴廣東，與孫中山討論國民黨改組與軍隊建立等事宜。在此聯俄氛圍下，孫文親手書寫：「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一語，正式引蘇聯入關。

「以俄為師」的終極目標，隨著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幾次分合，遂漸發展成為 20 世紀中國之政治主流。然而，俄風東漸並非僅停留在「政治層面」的影響。中國當代文藝潮流，亦緊扣著各種主義與意識型態而發展，不論是對傳統的承繼／決裂、認同／反抗、或/解構。

換句話說，「文本的生成」往往以大時代的政治背景為源。

鏡頭移至今日課堂點名，我們腦中通常會出現一幅情景，老師一喊學生名字，台下一一舉手答：「有」。

其實，舉手答：「有」，這是俄文字 есть 的翻譯，戰時紅軍士兵常有去無回，當一場戰役結束後，長官會在部隊點算倖存戰力。此時存活下來的士兵就會回答：「有」，這個字在俄文中另一層意義是「存在」，來證明自己還活著。這在中國隨著孫中山的「以俄為師」、「聯俄容共」進入了黃埔軍校，在臺灣又由「反共抗俄」的教官與訓育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是俄蘇對臺灣影響的體現之一。

上述是中研院文哲所陳相因副研究員，在演講場合中常會提到的例子，藉以說明俄國跟臺灣的淵源，勾起聽眾對俄蘇文化與文學的興趣。

陳相因自嘲研究主題有一半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講的是血淚戾氣的政治、歷史、意識型態與文學；另一半則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看的是肅殺陰影下，春光乍洩的情色、性別與文學。

我希望能在長期研究中顯現，俄蘇文化與文學是如何透過傳播，全盤移植到中國、又如
何輾轉來到臺灣。

什麼契機讓你開始研究俄國文學？

  我高中畢業那年，蘇聯剛解體，俄文系成了大熱門。當時不少臺灣商人看好俄國這塊市場，無奈好景不常，解體後的俄國經濟一蹶不振，發展前景堪慮，導致許多大學的俄文系紛紛更名，我就讀的政治大學俄語系也改為斯拉夫語文學系。
  
大學是國家建構知識領域的基礎，系所的名稱跟成員組成，都反映國家社會現在需要什麼。

但現在俄國又從蘇聯解體的經濟崩盤中復甦，眼下普丁對歐洲和美國局勢的掌握，讓不少美國人憂心。前國務卿凱瑞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更期許台下學生多多學習俄語，讓自己更有競爭優勢。

我也希望現在的臺灣學生能多學習幾種外語，多去看看這世界，當然也包括俄語，才能更瞭解這個國家，而不是需要時才來培養，為時已晚。

除了生逢其時，還有個人因素。

我高中時接觸不少俄國小說，包括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十分喜愛，所以希望能接觸原文，於是選了俄語系。畢業後到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語言所，繼續鑽研俄國文學史；之後又有機會到英國劍橋大學的斯拉夫研究系與東方研究系繼續進修，開始我的中俄比較文學修行之路。

我的研究從中俄女性比較文學開始，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唸碩士與博士班時，專研阿赫瑪托娃的詩歌。進入英國劍橋則聚焦在當代小說，主要探討維多利亞‧托卡列娃與鐵凝兩位女性作家，在俄蘇和中國共產制度下如何再現情欲與道德的衝突。

到中研院以後研究面向更廣，著手 19 世紀俄羅斯文學與魯迅、瞿秋白和曹禺的文學關係和作品比較，而這些作家又多與政治情勢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

後來有機會到劍橋哈佛再深造，則關注戲劇、影視與意識形態傳播的文本與理論，也持續觀察當前中、俄兩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

現在許多年輕人可能不知道，臺灣曾有過一個名叫「尼古拉」的共青團團員總統──蔣經國，和一位來自白俄羅斯的第一夫人──蔣方良。

1927 年以前，英美媒體稱蔣中正為「赤色將軍」，係因他的政治態度傾向親俄，蘇聯解體後釋出的秘密文件更顯示，孫中山曾遣蔣中正訪蘇，討論黃埔軍校的成立與制度，這也是為什麼 1925 年蔣經國決意往蘇聯留學，蔣中正並未阻攔。小蔣在蘇聯一留 12 年，其所見所聞對後來臺灣政策發展有深遠影響。

而一些不合時宜的遺產，像是承襲蘇聯的黨國一體，及其體制下衍生的各種組織，昨日稱師稱是，今天看來卻像頭怪獸了。

 絕不能在俄國人面前稱呼他們為「戰鬥民族」？

2016 年我受邀擔任某考試主委，現場有另兩位口試委員是俄國人。當俄國老師問臺灣學生對俄國的印象是什麼？那位不諳俄語的學生用英文回答，他說他覺得俄國人是 “fighting tribe" 。當時兩位俄國老師聽了很生氣，因為他們覺得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之一。
 

俄國人有很多面的個性，就像臺灣人也是「一樣米養百樣人」。

不少俄國人相信共產教育的光明面，也會做出無私無我的奉獻。就像當年俄國一開始資助孫中山也給了大筆金援，不全僅為了利益而已。我在俄國讀書時，遇到的俄國鄉下人個性都很友好。

當然也有些俄國人在個性上比較剽悍，他們也常自嘲蒙古的剛猛性格都還留在他們血液內。但是「戰鬥民族」是一個非常簡化及刻板印象的稱號，千萬不要以偏概全，在俄國人面前指稱他們為戰鬥民族。

俄國人的生活環境十分艱苦，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可能難以理解，便如同歌詞所說：「熱帶的人們永遠不懂下雪的冬季。」你可以說他們很堅強，他們會很高興！

讀文學，能讓人更了解這個世界？

我的研究「比較文學」，需要比較兩國以上的文本，理解其中的語意、翻譯、詞彙和文化是最基礎的，我曾生活在兩個「他方」，司空見慣。自己也得具備三國以上的語言，甚至是對不同語音的掌握。因為一國之內不同階級、不同地區的人會使用不同發音，這在拼音文字更明顯，可以幫助理解作者的生長環境，或是文學中說話角色的背景及其性格特徵。

我曾身處俄羅斯與英國，見證「日落帝國」的情景，知道俄國人與英國人的驕傲、自尊和痛處。也曾到過美國，見識「世界強國」的光景，瞭解美國人的優越感。因為熟悉語言讓我可以更深入當地文化，在文本中讀出別人看不見的訊息，在說話中快速理解對方，幫助我在不同環境可以快速適應。

舉個例子，北韓之所以可以發展核彈，是因為有俄羅斯派駐的專家在背後支援他們。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其實也和普丁合作、投入許多資源建設俄國中亞地區。普丁檯面下的政治手腕，相當值得注意。

如果我們只看 CNN 新聞，只看臺灣、中國和美國的官方媒體，我們將得不到全面的消息，也就是說，不能單信一個國家所給的資訊，要多方關注周邊訊息。很多訊息在傳播時容易被簡化，但簡化就會變成簡單化、兩極化，讀語言跟文學可以幫助我們更立體地了解世界，釐清複雜的局勢。

文學能幫助我們抽絲剝繭，瞭解人類的多樣化跟複雜。人不可能是兩極的。

人類的社會難以被預測，每件事都有許多變因，產生讓你意想不到的結果。讀文學作品能鑑往知來，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細膩地體察並描繪各種人事間的互動，而這些描述至今讀之仍能同情共感、引發共鳴。

 

多角戀、婚外情，是俄國、中國共產文學的重要元素？

我在〈嬲嫐、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章中曾提到一本俄國小說〈三代之愛〉，它是 1920 年代末期到 30 年代深受中國、蘇聯與日本青年男女崇拜的小說，故事比現今蘋果日報的三角戀更精彩。

〈三代之愛〉主要是以中生代女主角奧麗嘉的敘述角度，來談論她母親與女兒、以及她自己的戀愛觀與道德觀。她不能理解在列寧主義下的女兒瑞娘周旋許多男人之間，甚至跟自己的繼父發生關係，然而瑞娘並不愛這些人，只是覺得工作太忙根本沒時間戀愛，兩人一有時間能在一起開心就行，何必談論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下的道德呢？

這樣一部開門見山就討論亂倫、婚外情與多角戀的作品，就算放到現在亦極為聳動！其實戀愛、情欲與道德的相關議題，我們的祖父母輩早已討論過，而且比我們更激烈。

〈三代之愛〉作者是馬克思女性主義者柯倫泰。她原為俄國貴族，卻毅然放棄優渥生活、「拋夫棄子」投入共產革命。但十月革命後，她注意到雖然共產黨一直標榜著「平等」與「公平」，落實至政策中，性別依舊箝制在男性情欲價值為主的父權道德中，女性居於絕對劣勢。

因此柯倫泰的創作動機之一，無非是為女性的身心自主爭取話語權。

不過，從政治動機來看，柯倫泰也絕對不是一位簡單的過氣政客。她想拋出幾個簡單的故事，勾起對性、愛情與婚姻自由等前衛話題的青年男女的興趣，藉以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本和聲望。

以前的「小說」是一個工具，革命的工具，政治與文學往往勾結在一起。

這部小說在 1927 年被引進中國時，蔣介石與汪精衛分別「清黨」和「分黨」不久，不少共產黨黨員被捕或被殺，共黨中央四處竄逃、且面臨黨員招募的困難。因此將策略轉為地下文藝的翻譯、出版或投資電影，這本來自蘇聯前衛的〈三代之愛〉訴諸俄蘇三代女性的理想、愛情與情慾等自由，吸引了更多青年男女入黨。

這故事確實在當時社會引起極大波瀾，挑戰了封建制度、資本主義，許多中國早期的革命作家都受此書影響，在革命文學中加入了愛恨糾葛的情節，但背後意義卻需要更多深究。魯迅曾如此評論他們：「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並沒有革命。」這句話，很值得我們玩味再三。

能否為讀者推薦俄國文學入門書？

 俄國文學入門的「御三家」就是「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訶夫」。很不幸（苦笑），他們當中也有不少經典之作和婚外情、不倫戀、性愛或始亂終棄有關。

例如，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與《復活》，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契訶夫的〈帶小狗的女士〉等等，或多或少的情節都和這些主題相關。我個人以為，以杜斯妥也夫斯基最是精彩，他是我最鍾愛的作家。

雖然不少五四作家深受 19 世紀俄羅斯文學影響，像是魯迅承襲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記〉，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來自 19 世紀俄國文學「多餘的人」，曹禺的《雷雨》不免讓人聯想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同名劇作。另外，茅盾、郁達夫、蔣光慈等人創作也受俄國文學影響描述愛情，甚至出現「革命加戀愛」的寫作公式。

五四運動為什麼可以吸引大量學生加入？某一部份是因為年輕人受不了買辦婚姻，想尋求自由戀愛。當然這是一個「很簡化」的結論，但我想說的是，在這些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藉由主角的命運、情節的鋪排、作家的動機等等，分析背後的政治、文化、歷史與意識形態的意涵。

而透過我這雙經歷過聖彼得堡和兩個劍橋的眼睛，將我在文學作品中所能讀出、看到的世界寫出來與他人分享，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延伸閱讀

陳相因的個人網頁

陳相因。2016年。〈嬲嫐、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1927-1936）〉。《字花》。61期。頁114-117。

陳相因。2014年3月。〈自我的符碼與戲碼：論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4期。頁79-142。

陳相因。2012年3月。〈瘋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與魯迅作品的「黑暗世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卷1期。頁151-175。

陳相因。2011年12月。〈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期。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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