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結束了陳舜臣的台灣生涯，遠走日本寫下記憶中的二二八

出生於 1924 年的陳舜臣，是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說家、歷史小說家與散文家。他以講述華僑謀殺案的《枯草之根》，於 1961 年獲得定位為推理小說新人獎的江戶川亂步獎出道，此作亦同時入圍隔年的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最終雖未獲獎，但以初出茅廬的姿態而有此番氣勢，令人印象深刻。

日後，陳舜臣成為繼邱永漢之後，第二位獲得直木賞的在日臺灣人作家，與第一位拿全了江戶川亂步獎、直木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的三冠王作家，更首開日本創作中國歷史小說的風氣。

在 1945 年經歷了神戶大空襲（電影《螢火蟲之墓》的背景）後，祖籍新莊的陳舜臣終於擺脫了戰爭的陰影。然而，太平洋戰爭結束的同時，在日臺灣人也陷入了國籍轉換的困擾之中。

或許是想要擺脫這樣的處境，也或許是想要認識一下新的「祖國臺灣」樣貌，陳舜臣在 1946 年，與其弟敏臣一同返回新莊，試著在祖居地上展開新一段的人生。

當時，仍需升學的陳敏臣考取了臺灣首批公費留學生，到了上海留學。其後，這批留學生因為 1949 年國共分治，有的從此無法回到臺灣（相關故事，可參閱《一九四六‧被遺忘的台籍青年》一書）。

因戰爭結束而中斷的學術事業的陳舜臣，因仍眷戀著學術事業，在日本教授的介紹之下，到臺灣大學拜見了林茂生教授，希望能以擔任助教的形式，繼續他的學術之路。在《半路上》一書中，陳舜臣是這樣描述兩人見面的經過的：

我單刀直入的請教對方，能否讓我在這裡借用印度與西亞的書籍。

林茂生教授懷疑地看著我，大概以為我是要來找工作的年輕人。──之前也來過一個說不要薪水，只要有張書桌與座位就好的人。

不過我拒絕了。至少要寫好論文拿來讓我審查，如果審查沒通過的話，不管要不要薪水，都不可能在大學裡安插職位。先拿論文來。

林教授大概說了這麼一段話。

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光是能與老師見面，交談上幾句，林老師就算施惠於我了。

生於 1887 年臺南的林茂生，原籍屏東東港。他在 1916 年拿到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1929 年獲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是第一位在美國拿到哲學博士的臺灣人。

曾在 1945 年發表「慶祝臺灣光復」演說的林茂生，於同年創辦《民報》，該報社論日後多次批評陳儀主持下的行政公署施政。1947 年 3 月 11 日，時任臺大哲學系教授的林茂生被人帶走，從此「失蹤」。

像那樣「失蹤」的人，還有陳舜臣的親友王育霖。

1919 年出生於臺南的王育霖，在就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時，即取得司法官資格，之後更成為日本本土第一位臺灣人檢察官。王育霖之姊嫁給了神戶怡利公司的蔡東興（蔡東興的父親蔡炳煌本籍臺南）。因戰爭時疏散的關係，陳舜臣家與蔡東興家曾經比鄰而居。

戰後，王育霖和陳舜臣同時期回到臺灣。回到臺灣的王育霖當上了法院檢察官，在偵查一件奶粉貪瀆案時，發現時任新竹市長的郭邵宗涉案。執意辦案的王育霖，之後反在郭邵宗下令之下，被警察局長率領警察持械包圍並搶走辦案卷宗。王育霖憤而辭職，改任建國中學老師與《民報》的法律顧問。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自知將遭報復的王育霖走避不及，被捕遇害。

然而，當時身在新莊中學教書的陳舜臣，並不曉得林茂生和王育霖在後續混亂中的遭遇。2 月 27 日查緝私菸事件與 28 日長官公署前抗議群眾遭害事件後，陳舜臣所聽到的，是不知真假的流言、是不被信任的廣播，與越過河岸的槍聲。

即便在那個通訊不太發達的年代，這樁發生於臺北的事件仍以極快的速度傳播開來。長官公署前死傷者人數，也從個位數到百位數不等，跑出了各式各樣的說法，我們位於新莊，其實並不清楚事情真相。我們只能等在臺北上班工作的人回來後，從他們口中聽取資訊，即便如此仍然摻雜了許多不同版本，而廣播電台都是「阿山」的，因此最初的時候大家並不信任廣播。

儘管一開始不信任廣播，但隨著其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宣傳組長王添灯的聲音，成了許多臺灣人的共同記憶。

提起二二八事件，對像我們這種地方上的人，就等同於透過廣播聽到的王添灯的聲音、蔣渭川的聲音。

王添灯於 3 月 11 日被捕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汽油生焚而亡，時年 48 歲。為官方進行廣播的蔣渭川亦遭張慕陶攻擊，雖幸運生還，但時年 15 的四女巧雲與更小的兒子松平卻一死一重傷。

附帶一提，兇手張慕陶在 1948 年 7 月調職升官，死於 1985 年，享年 84 歲。而他手下的憲兵姓誰名啥？之後有著什麼樣的人生？在事發七十年後的現在，仍然不全為外界所知。

除了聽廣播外，更精確的消息來源，是身邊親友的見聞。臺大生化系教授蘇仲卿，當時在民報社打工，目擊了私菸與後續事件的現場之外，更有被槍指著逃跑的親身經驗。

後來，由於社長林茂生失蹤，民報社關閉，失業的蘇仲卿遂到了新莊中學教書，與陳舜臣結識。由於兩人的共同興趣是飲酒，在深夜對飲之際，應該也交換了許多對時局的看法吧。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兩人的身邊，都存在著事件的犧牲者。

28 日，當長官公署前的抗議群眾有六人遇害後，民眾對陳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與隨此一政權而來的「阿山」之憎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彷彿為了替長官公署前的悲劇討回點公道，接下來最熱烈話題，就是如何對「阿山」展開報復。

人們開始在街頭上抓住阿山，施以老拳加以制裁。不過要如何判斷是否為阿山，也是個問題。

一開始嘗試以是否能講臺語來區分台灣人與阿山，普通被稱做臺語的，是指閩南語（福建省南部方言），臺灣人之中約有八成通用此語，但客家人並不使用。與屬於少數的原住民也能通用的語言，則是日語。

以日語攀談，如果對方沒法回答，大致就可以認定是阿山。有些年長者或未曾就學的台灣人也不懂日語，這種時候就憑感覺分辨。

—你是蕃薯還是豬？

事件逐漸擴大。

根據陳舜臣的說法，3 月 1 日時，鐵路警察隊「對一群來問列車何時出發的學生們開槍掃射」。而這導致了民眾前往鐵路管理局抗議，「當局請來的軍隊卻出動了裝備有機關槍的卡車，開始向街頭掃射。據說此時出現了約 30 名死者，傷者則超過百人。宣布戒嚴，一夜槍響不絕。」那天，陳舜臣留宿叔父家中，與親友有著讓人又好笑又悲傷的對話。

當天我留在叔父家中。外面傳來啪啪聲響，隔壁的爺爺還一派悠閒地說：

「那是爆竹的聲音嗎？唉呀，今天是哪裡辦廟會呀？」

不過從集會回來的叔父則邊搖頭邊說：

「阿山好像在反擊啦。我們這附近還沒有人找過阿山的麻煩，如果能不出大亂子就好啦。」

然而事與願違。

陳舜臣的弟弟敏臣當時已在上海留學。獲知消息後，在上海的臺灣人們群集於臺灣同鄉會館，聽取廣播訊息。由於身在大陸，他們比起故鄉的同胞，要早一步知道國民政府欲狠下殺手之事，他們努力地想要將訊息傳往臺灣（「與其交涉，不如趕緊逃跑！」「王添灯先生處境最危險。立刻逃往山地！拜託高砂的兄弟們！」「前往琉球也行。總之在大量軍隊抵達台灣前，趕緊逃走！」），但當時線路不通，後來雖透過在日本的臺灣同鄉謝春木輾轉聯繫，卻已經晚了一步：軍隊已經抵達了。

3 月 8 日，國民黨憲兵隊第四團搭乘「海平號」、二十一師團的八千士官兵搭乘「太康號」抵台。他們的到來，是血腥大屠殺的開端。這惡夢降臨的首日，掃射的槍聲之大，連與台北一河之隔的新莊，都能清楚地聽聞。

這些部隊與之前駐臺的「阿山兵」不同，是配備美軍轉讓武器的軍隊。他們從最初即被告知，因為在臺灣有敵人，所以必須前往執行戰爭任務。登陸的時候他們同時開槍迎擊。2 月 28 日當天雖然也有開槍，但新莊幾乎聽不到聲音。3 月 8 日的槍聲，因為有萬餘軍隊臨陣胡亂掃射，那聲音就非同小可了。而且其中還包含了一些機關槍。

當時聽得出來那可能是槍聲，但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不用太久，陳舜臣就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很多、很多的臺灣人遭到射殺。

當時我所聽到的槍聲，究竟殺死了多少臺灣人？

只有在遠處聽到槍響，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內疚。隨著那些槍聲，自己同胞的性命一個隨著一個隕落，而自己當時卻無法實際感同身受，讓我至今仍懷抱著罪惡感。

如果被問及，當時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聽那些槍響，我只能回答：──懷著滿心的祈禱聽著。

如果問我祈禱些什麼，那就是祈求實際聽到的那些槍響，不是恐怖的殺人槍彈聲，而只是威嚇用的空包彈。

隨著事件的擴大與戒嚴令的實施，報導受到嚴格的管控。陳舜臣想知道事件的過程，想到了透過外國雜誌報導釐清狀況的方法。他前往臺北的美國文化中心，讀了當期時代雜誌上刊登的報導。

「人在臺灣，面對發生在臺灣的事件，卻得透過美國雜誌來理解狀況，實在相當諷刺。」

但或許最諷刺的是，直到七十年後號稱已然平反「事件」的今日，我們依然無法確認到底有多少加害人，以及他們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在「事件」發生之後，白色的恐怖開始瀰漫在臺灣的天空下。那網羅無所不在，無法燒毀也難以斷開，它網進了陳舜臣新莊初中的同事劉碧堂、網進了校長陳炯澤，也網進了陳舜臣好友何既明，這位原本要一起開書店的朋友。

該走還是該留？

陳舜臣與陳敏臣最終離開了臺灣，回到有父母與未婚妻在的日本。在自傳中，陳舜臣說他原本在臺灣就只想待兩年，待了三年是由於局勢變化的速度出乎預料所致，本就沒有長久居留的打算。

然而也是在同一本自傳中，陳舜臣這樣說：「如果我沒有先訂婚，或許就不會回日本，而會選擇留下來幫助何既明等人開的書店。書店五人組變成六人組，在白色恐怖之下，逃得慢的我，或許將如何既明所說的，將會遭逮捕而從世上消失吧。」

最終，陳家兄弟的離去，或許可以歸因於相較於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臺灣，在美國佔領之下的日本更是個能讓人能安居樂業的地方吧。

正如我看過二二八事件地獄般的場景，弟弟也在上海暨南大學看過鎮壓學生運動的地獄般場面。因此我們兩人都想要趕緊回家。

陳儀、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對待無辜群眾與知識份子的殘暴姿態，深深地震撼了陳氏兄弟。遣詞用字一向舒緩而優雅的陳舜臣，在自傳中提及這段往事時，運用的字詞可說是異常的激烈。在那難得顯露的深惡痛絕背後，沈澱已久的傷痛依然歷歷可見。

陳儀這幫人，把所有的臺灣知識份子都視為敵人。

他們只顧著追求自己的功績，為了達成目的，完全不管會讓多少人流淚。對於這群人，我實在沒法不怨恨他們。

人要離開一段感情多遠，才能夠毫無芥蒂地微笑以對？又要離開一場屠殺多遠，才能夠心平氣和地檢視一切悲慘的細節？

2001 年 1 月，我站在該紀念碑之前。54 年前士兵們掃射的槍砲聲，又重新在我腦海中響起。事件中犧牲的人們，他們的臉龐不斷浮現又消逝。

每到這個時節，我總是會忍不住重複播放 U2 的《血腥星期天》。有那麼一場演唱會，波諾在舞台上唱完這首歌後，一個個地念出「血腥星期天」的受難者姓名。之後他說，「29 個人，太多了。」

How long, how long must we sing this song? 或者，也許更適當的問題是，我們何時會寫出屬於自己的〈血腥星期天〉？

（本文作者為內容力企劃編輯、推理文學研究者）